一
张爱玲在自己的著作中曾说，姑姑是她自己黏上去的。
心高气傲的张爱玲为什么要黏上这个姑姑，最主要的原因不外乎她喜欢这个姑姑；而张茂渊为什么会让这个脾气有几分怪的娘家侄女黏上，且一黏就是十年，原因也不外乎她也喜欢这个侄女。
张茂渊和张爱玲真是很相像的两个人，尽管隔着辈分，但是她俩倒真是应了一句“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老话。
张延重是张爱玲的生身父亲、张茂渊的唯一亲哥，但是她俩都不喜欢他。
张爱玲不喜欢父亲，是因为他在外面花天酒地，将祖上的遗产肆意挥霍，却对黄逸凡和张爱玲母女不闻不问，连张爱玲应缴的学费也不给，甚至还将她长期囚禁在家与世隔绝；而要说张茂渊不喜欢这个哥哥的原委，就不能不说到她们曾经打过一场官司；而要说这官司的来龙去脉，话就不得不有点儿长，这里暂且按下不说；只说一个单身女人，在那个年代，竟然与人打官司，且还是与自己的亲哥哥打，可想而知张茂渊决不是个一般的角色！
张茂渊当然不是个一般角色！
论出身，张茂渊可谓是宰辅之后、双重名门。张茂渊的父亲是晚清朝廷中曾与张之洞齐名的清流领袖张佩纶，虽说后来在中法战争中，他因“临阵脱逃”而被治罪入狱，但很快就刑满获释了，俗话说“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哩！更何况他那满腹的经纶和朝野上下的各种关系还在呵。果然，李鸿章看中了他，并将自己最疼爱的小女儿李鞠耦嫁给了他。张茂渊与张延重是李鞠耦与张佩纶所生，因此可谓是双重名门之后。
论见识，张茂渊可谓学贯东西、见多识广。虽然封建社会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但是张茂渊与所有出生于名门的大家闺秀一样，从小能接受一些识文断字的家庭教育还是自然而然的，更何况她只两岁时父亲张佩纶就去世了，身在大家庭中的孤儿寡母的李鞠耦，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便自不待言，而在她看来此途的唯一捷径便是读书，所以张茂渊从小便在母亲的严格督促下饱读诗书，这便为她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这也为她日后接受新式教育乃至出洋留学提供了可能。母亲去世后，正处于青春期的张茂渊受当时社会潮流的影响，渐渐成了一位“新女性”，尤其是在哥哥张延重那儿看了当时大量的“林译小说”，再加上耳闻了几个亲戚的女儿去国外留学了，于是她竟也将一些母亲留下的当年作陪嫁的首饰作了盘缠，去了欧洲留学。与她结伴的竟是自己的嫂子黄逸凡，此时黄逸凡已生下了张爱玲。就这样，张府中走出的这两位闺秀，从此脱下了脚上的三寸绣鞋，换上了摩登的高跟鞋，走出了张府的高墙深院，走出了国门，也走进了时代的浩荡潮流和风风雨雨中。数年后张茂渊只身回到上海，虽然此时她确实见多识广了，且洋话说得滚瓜烂熟，但一般男人并不需要或不敢要这样的女人，再加上她此时早过了婚嫁之年，便一不小心成了一名“海归剩女”。
好在张茂渊对此根本就不在乎，或者说是早有思想准备，对于婚姻和家庭她已有了新的异乎寻常的见解了，那就是决不接受那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她之所以只身回来，本就肩负着一个使命，这就是为嫂子黄逸凡打前站、做掩护。原来黄逸凡在欧洲时与一个德国人发生了恋情，担心回国后让张延重知道，为此张茂渊竟先行回家，并说与德国人结婚的是她，意在为黄逸凡瞒天过海。她之所以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为嫂子的婚外情打掩护，因为她觉得嫂子与那德国人之间是真正的爱情，而与自己哥哥间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当然也有人说，张茂渊自己原本也真的爱过那个德国人。实情究竟如何，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但是就张茂渊在此事中表现出的那种舍身饲虎的精神，足可见出她的性格是何等的特立独行。
不过张茂渊最终也没能为黄逸凡争取到爱情的胜利，意外的是倒似乎代替黄逸凡做了张爱玲的母亲，使得张爱玲从小缺失的母爱在她那儿多少得到些补充。从这一点来看，张爱玲与张茂渊又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他们与黄逸凡关系都还不错。
黄逸凡与张爱玲作为母女，关系其实也很微妙，这实在也怪不得张爱玲，这都是因为黄逸凡事实上与张爱玲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没几年。
张爱玲高中毕业后，考大学一时没着落，那段时间她常与表姐妹们逛街，偶尔买个冰棒买包瓜子，或看个戏买个票，每次都是别人掏钱，她觉得这很没面子。母亲从国外回来了，于是张爱玲便向母亲要点钱零花。没想到母亲却因此而开始教育她：自己如何如何在外艰难，你怎么能与别人攀比呢？再说舅舅家花的都是黄家的祖产，所以你表姐买几次冰棒戏票你也不必要觉得有什么，这并不能算你占了他们便宜，你要自强自立，要能吃苦……母亲说了如此一大通后，最后给张爱玲一个玉手镯，说：“你去把它当掉吧。”张爱玲相信母亲决不至于真的一分钱也掏不出来而要这样，觉得母亲似乎是在故意忤她，于是说：“我不要！”可是万没想到的是，母亲又说了一句使她更伤自尊的话：“你已经在要了。”最后是张爱玲将手镯哭着放回了母亲的首饰盒。
不久，张爱玲突然想吃豆沙包了，没想到姑姑便大张旗鼓地为她做了起来，一时找不到豆沙，就用芝麻酱，并且做了好多。张爱玲高兴地大口吃着，这时姑姑轻轻对她说：“别生你妈的气，她这次可是专门为你考大学才回来的！可是她的男朋友在新加坡，她两头牵挂着，心情自然不好……”
就这样，张爱玲因要一点零花钱而在母亲那儿大伤自尊后，在姑姑那儿反得到了安慰。有人说张茂渊在那一刻很像一位母亲，但是在我看来其实不然，她在那一刻首先的确代黄逸凡履行了本该由母亲履行的义务，给了张爱玲母亲般的安慰，但是她同时又很是维护了黄逸凡的母亲地位，所以她更像是张爱玲的一位朋友。
其实父母对于子女在花钱上一般都是舍得的，但是多数又同时有一种心理，怕子女因此而养成大手大脚的习惯，所以一般都会在给子女钱的同时不忘叮嘱和教育一番，这原本也很正常。问题是张爱玲是个特别敏感的孩子，她觉得母亲的教育让她大伤自尊，可与此同时，黄逸凡并没有觉察出这一点。张爱玲到港大读书了，黄逸凡到香港看她，少不了又要对张爱玲如此叮嘱和教育一番，但是在张爱玲看来这完全是母亲怕被拖累的一种哭穷，并觉得母亲住五星酒店内哭穷与自己在港大省吃俭用出了名而考第一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在心中潜滋暗长起一种近似于仇恨的东西，并想着如何报这“仇”。当张爱玲几年后终于有了钱，她真的用自己的方式向母亲报起了“仇”—将一箱钞票换成金条还给了母亲，并说这是还她当初给她付过的学费。黄逸凡望着那几根金条伤心欲绝，她怎么也不明白，女儿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她为女儿付出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女儿归还的，因为她是母亲；女儿如此行径等于是不承认她这个母亲。
这就是张爱玲的刻薄和决绝。然而，张爱玲的这种刻薄与决绝是从哪儿来的呢？有人以为来自于黄逸凡，其实不然，除了来自于她的特殊身世外，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张茂渊。
二
张爱玲也曾“报复”过张茂渊。那是因为有一次，张爱玲不小心将自己的膝盖撞碎了家里的一块玻璃上，然而张爱玲觉得姑姑似乎并不关心她的膝盖，而是更可惜那块碎了的玻璃。张爱玲为此而对姑姑的“报复”是很快她就买回了一块同样的玻璃。
在这一过程中，张茂渊或许并不像张爱玲感觉的那样“不关心她的膝盖”，而只是见张爱玲的膝盖并无大碍，便多少念叨了一下那块碎了的玻璃未免有些可惜。作为“朋友”的表现，此也完全正常；当然，如果作为母亲一般是不会这样的，她一定会不顾其他而只顾孩子的膝盖的。然而张茂渊毕竟不是张爱玲的母亲，只是姑姑—更像是朋友，也正是因此，当张爱玲买回一块同样的玻璃时，张茂渊看见那块玻璃并不会如黄逸凡看见那几根金条那样伤心欲绝。
但是不要以为只有父母的遗传基因会对子女产生影响，有时候朋友的影响会更大。说到底，因为子女在父母眼里永远都是个孩子，他们为子女操心的更多是穿衣谋鞋、饥寒冷暖、头疼脑热之类，这也往住使人总觉得只有朋友，有时倒更知心知肺！虽然也有“多年父子成兄弟”的俗话，但那前提是要“多年”以后，甚至要到了自己也成了“父母”后，而年轻时父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代替朋友的。对于张爱玲来说，张茂渊或许正是这样一位又是母亲又是朋友的人。
即使在张爱玲已写出了许多洞穿人心、漠视世事的作品后，她在许多人的眼里还是个很不成熟的中学生的样子。当张爱玲抱着自己的书稿去找苏青毛遂自荐时，苏青第一眼看出的就是面前这个小姑娘的“傻不经事”；当胡兰成读了张爱玲发表在苏青主编的《天地》杂志上的小说《封锁》而找到苏青要求她引见作者时，苏青对胡兰成仍说张爱玲只不过是个“傻不经事”的孩子，意思是对于你这样一个人是并不值得去见的；胡兰成当然不信一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的真会是个“傻不经事”的人，他还是去求见了，没见着，但第二天张爱玲竟然又送上门来了，这让胡兰成好一阵紧张，然而当张爱玲走进他的门，他第一眼看到张爱玲后，他又一下子轻松了下来，当然也有几分失望，因为眼前的这个人确实如苏青说的一般，于是胡兰成“只说与他所想的全不对”，一是觉得张爱玲“个子之高”，二是觉得她“坐在那里，幼稚可怜相，不像个作家，倒像个未成熟的女学生”。胡兰成心想，对付一女学生实在是太小菜一碟了！于是他就先吹捧说：“读张爱玲小姐的文章，像踩在钢琴上，每走一步都能发出音乐。”张爱玲听过的吹捧话太多了，但是从未听过这样吹捧的话，这么有才华，又这么贴人心！只这么一句，注定张爱玲已经躲不过了；这时胡兰成又开始“痛说革命家史”，因为已与许多女学生说过多次，所以说得得心应手声情并茂，张爱玲至此已经根本不想躲了；这时胡兰成开始品评时下流行文学作品，最后竟然问起张爱玲每月写稿的收入。照理说这样的问题是作家所忌讳的，直问是失礼的，更何况还是一个初次见面的小姐，但是胡兰成就直接问了，而张爱玲也一点没有回避，完全是老朋友一般，她当时觉得他们的这种默契，完全是“因为相知，所以懂得”。
这一切使得许多人曾禁不住发问：这是张爱玲吗？是那个下笔穿透人心的张爱玲吗？如此“傻不经事”的她，又怎么写出那些下笔穿透人心的作品的呵？然而铁的事实是，这就是张爱玲！那些洞穿人心的作品也的确就出自她手！欲解其中“秘密”，又不能不说到张茂渊。
众所周知，张爱玲是属于那种长写“近身的事情”的作家，那时与她最“近身”的人唯有姑姑张茂渊，因此她那时的写作，写得最多的是张茂渊的生活，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用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即用张茂渊的生活写自己的文章。
那段时间里，张茂渊的生活的确太具有文学性了：角色多变，职业时尚，收入丰厚，甚至还不乏传奇色彩。
张茂渊回国时已27岁，在那个时代绝对是一“大龄剩女”，要命的是她又不肯放弃爱情而向男人投降，那么如何养活自己就成了她一个首要解决的问题。而此时人们看到的是，当年张府中走出的这位大家闺秀，摇身一变成了上海滩的“职业金领”。
她先是在英国人开办的怡和商行谋得了一个会计职位。要知道在那个时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心目中的会计形象，还是那戴着瓜皮小帽、老花眼镜，整天拨弄着算盘的账房先生的模样；而张茂渊却身穿笔挺西装，脚蹬高跟皮鞋，腋夹公文皮包，整天出入于银行大厅、期货市场，这给时人的视觉冲击力是多么的巨大呵！当人们得知如此就能每月挣得数以千计的薪水时，更是大跌眼镜心情复杂。
然而，不久张茂渊又成了德国人开办的一家电台的播音员，因为这份工作更时尚，更省力，当然薪水也更丰厚：每天只要工作半个小时，而每月的薪水竟然高达“好几万”，张爱玲后来回忆说，姑姑为此曾得意地对她说过这样的话：“姑姑每天说说没意思的话就能每月挣好几万的薪水，你每天也说着没意思的话，却一分钱也挣不到。”
或许是她觉得老说这“没意思的话”也很没意思，于是张茂渊又凭着一口熟练的英语而成了当时上海最有名的大光明戏院的翻译—当时叫“译意音”小姐，也就是当时电影院在放映外国电影时的“同声翻译”。说起“同声翻译”这行当，即使是在今天也会吓人一跳的，因为这职业对于一个人的要求太高了，不但要外语、中文都非常熟练，还要听力、口语和思维都非常敏捷；更何况张茂渊做的是电影同声翻译，除了上面所说的一般同声翻译的要求外，更要在传达给观众的话语中将电影中角色说话的情境和性格有所反应，让观众能身临其境，甚至声音还要悦耳动听有美感。张茂渊既能胜任这样的工作，可想而知她有着怎样的美丽与智慧！
不仅如此，张茂渊还用业余时间炒股票、倒古董等，虽然输赢都有，但总体上也为她挣得了不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