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该见的时空中，见得了该见的人，那是一种无奈。
在该见的时空中，见得了不该见的人，那是一种不幸。
在不该见的时空中，见得了不该见的人，那是一种残忍。
苏雪林与张宝龄的结合，或许就是这样一种残忍，而她与飞蛾、虺蜴、天牛和S先生的相遇，或许就是这样一种不幸，而她与鲁迅先生的相见，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无奈，总之—无缘！
六
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文坛上，被鲁迅“骂”过而又“骂”过鲁迅的人大有人在，但是像苏雪林那样，事实上鲁迅并没有“骂”过她，而她却对鲁迅竭尽谩骂之能事，且被人指责为是对鲁迅“鞭尸”也在所不顾以至执著一生的人，真是绝无仅有。
在她的名字从我们的教科书中消失了的年代里，我们只能从那些断断续续的文字碎片和若隐若现的真假传闻中，总以为鲁迅一定对她有过深仇大恨。可是，当笼罩在她身上的烟雾散尽之后，尤其是当她的故乡已用宽大而温暖的胸怀接纳了她这个游子以后，我们吃惊地发现，一切多只是她的误会、任性和偏执。
当那她吃完了这顿难以下咽的午宴后，她第一反应是急不可耐地想知道“鲁迅为什么这么恨我”。
她百思不得其解后，把这个问题交与凌叔华一起探讨，因为在她看来，凌叔华的丈夫是陈西滢，他与鲁迅多有交往，当然其中也多有恩怨，但他们对鲁迅一定也多有了解，也一定能告诉她问题的答案。
凌叔华果真告诉她答案了：因为你在陈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上发表过《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呵，鲁迅恨陈西滢，所以也连同着恨你了呗。
这叫什么逻辑？当然不能令苏雪林信服。
凌叔华说：“既然世上有无功受禄，那也有无辜受过嘛！一切都有可能，算了吧，雪林！”
如果真是这样，那自然也只能“算了”。不过她仍然半信半疑。或许她也曾想过，凌叔华这样的推断，毕竟是以低估了鲁迅的胸怀为前提的嘛，而鲁迅难道真的就这么小心眼得不可理喻？
然而，鲁迅到底为什么这么恨她呢？事实上这个问题好多年间一直困扰着她，因为她扪心自问，自己并没得罪过鲁迅呵！相反，当年在北京女高师时，她还经常拜读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小说，并一直认为这是新文学中的杰作，对他曾经心中充满了敬佩。因此她不能不一次次地在心中自问，鲁迅为什么这么恨她呢？就这样，她钻进了牛角尖—她就是没想到再问一句，鲁迅真的对她有仇恨吗？
的确，鲁迅其实对她并没有什么仇恨，虽然鲁迅与她在文学上和社会立场上与她多不相同，但并没有对她产生什么仇恨，或者说那时的她，在鲁迅看来还只是一位初入文坛的文学新秀，还不值得他去“恨”哩。就算那次宴会上对她的不给面子，只是就是事论事，对因她迟到而将一班文学前辈晾半天的行为给予一次不无善意的提醒和警告而已。再则，一个胜于任何雄辩的事实是，从那顿饭后直到鲁迅逝世，其间鲁迅并没有发表过任何“恨”她的言论。
倒是她对鲁迅的“恨”一直不曾消退，自己为自己树立起一个假想敌，且这种假想而产生的恨还越积越深，慢慢扩大，甚至后来她几乎是“凡是鲁迅‘恨’过的和‘骂’过的人她就拥护，凡是鲁迅拥护的人她就‘恨’，就‘骂’”。
如众所周知的被鲁迅“骂”过的两个人，一个就是上面已说到的陈西滢，还有一个就是杨荫榆，她就曾为他们大叫其好。之于前者，先不说因为陈西滢是好友凌叔华英的丈夫，且她到武汉任教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引荐，算是有“恩”于她，因此她在评论《西滢闲话》时，多有溢美，甚至对其中的硬伤，如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之作等，连胡适也曾责其向鲁迅道歉，但她仍视而不见。再说杨荫榆，她们本来并无多深交往，可仅仅就是因为她在1926年“女师大事件”中被鲁迅连着与陈西滢一道骂过，她就在自己的文章中对其大加赞赏；且这还不算，她还对当年事件妄加评说，对鲁迅讽刺挖苦；而事实上，她并不是“女师大事件”的当事人，且并不了解当时实情。这就很是一种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非理智之举了。
几乎是在给陈西滢等人大唱赞歌的同时，苏雪林又先后发表《郁达夫及其作品》和《郁达夫论》等，在这些文章中，与其说是进行文学评论，还不如说只是谩骂，如她说郁达夫的小说“情节上琐碎，句法单调，人物行动没有心理学上的根据”；更说郁达夫本人：“他的说大话，毫无风致，只觉得粗鄙可憎；他的发牢骚，也不过是些可笑的孩子气和小家女人气。他何尝够得上名士的资格，只不过是名士糟粕之糟粕而已。”这样的言论实际上已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而沦为人身攻击了。
然而别忘了，郁达夫并没有“得罪”过她，甚至在那次宴会上，对她不但表示出了相当的友好，而且还给予了当面的赞赏；后来他们在安徽大学共事时，虽然文学观念上多有不同，但并不曾交恶。她此时如此对他谩骂加人身攻击，仅仅就是因为他是创造社的成员，仅仅与鲁迅交好。这样的行为，实在也只能说她太意气用事了。
或许是鲁迅在世时她毕竟畏惧于他的力量，或许是她的“仇恨”还没积聚到暴发的程度，等到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她似乎是迫不及待地扯起“反鲁”的大旗，立即写下了“反鲁”檄文——《给蔡孑民先生劝阻其参加鲁迅葬礼的公开信》，并在交蔡元培不得的情况下公开发表于《奔涛》杂志上。
这篇文章被人们称为“鞭尸文章”，其“鞭尸”行为自然激起了不光是左翼文艺工作者的义愤，并遭到了人们的强烈反击。连她的恩师胡适，也在给她的信中直言了她的不该之处。如对于她在给蔡元培的公开信中指责鲁迅“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旧医，疗养则欲赴镰仓”，胡适则说这些“皆不值得我辈提及”；对于她骂鲁迅“诚玷辱古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胡适批评说，“这类句子（尤其是下半句）不成话，未免太动肝火，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另外胡适还特别强调，“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等，“皆是上等工作”，陈西滢说他是抄袭盐谷温的成果，“真是万分冤枉”，“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短文”，表示道歉。
或许在这里，胡适明着说要陈西滢道歉是假，实际上是要苏雪林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检讨吧！然而，她事实上非但没有接受胡适的建议而道歉，当然陈西滢也没有道歉；相反，随后她又接连写了《说妒》《富贵神仙》《说偶像》《论污蔑》《论是非》《过去文坛病大检讨》《对〈武汉日报〉副刊的建议》和《论鲁迅的杂感》等一系列文章，并公开发表于各种报刊，大有一副要做中国的堂吉珂德的架势，不顾生死地向风车发动起注定失败的进攻。
这样的进攻结果可想而知！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我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岂非不自量力？所以这篇文章（指替杨荫榆翻案的那篇《几个妇教育家的速写》。本文作者注）发表后，居然吃了人家几支暗箭。这也是我过于爱抱不平，昧于中国古贤明哲保身之道的结果，只好骂一声自己‘活该’。”
是的，即使是今天看来，苏雪林的“反鲁”所遭到的“不幸”，也仍只能用这两个字来做一概括性评价—活该！
悲剧！
七
说苏雪林的“反鲁”是一场悲剧，其实最多也只是她个人人生中的一场悲剧而已，因为鲁迅的光辉并没有因为她的“反”而有丝毫的暗淡，甚至还反而显得越发光亮，故就此而言，苏雪林的反鲁最多也只能算是一场闹剧。
对于苏雪林来说，闹剧也好，悲剧也罢，其实也并非不能很快落幕，只要她自己愿意；尤其是抗战爆发后，随着她为抗战而捐金购买飞机的义举，人们此时再回过头去看她一年前的举动，似乎发现一切只是她的一次性格逆反，一次行为任性，一次意气用事而已；至此，人们也更愿意将此当一幕闹剧而已，她虽终没听得她恩师胡适的意见求得人们原谅，但毕竟消停了一阵，所以人们也似乎原谅了她。
1949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她那曾经“反鲁”的行为和一直坚持的“反鲁”立场又一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成了她去还是留的一个心结。尽管邓颖超等曾主动地与她有过接触，其目的当然不言自明，然而，她似乎总不能忘怀于自己的过去，她曾与好朋友袁昌英说：你可以留下，我不能！她最终还是决定远去。
1949年5月，此时的上海已在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她此时联系到了香港真理会的一个教职，准备前去就职，想到自己这一去可能再也难以回来了，于是她想带点什么走以让将来做个纪念。她走了一街又一街，也进了几家商店，但都不知买点什么好。她虽然是个女人，但是她并不像多数女人那样喜欢逛商店，平时上街去得最多的就是书店。几条街走下来她终于还是走进了一家书店。此时她突然想起了朋友庐隐，十多年前她正是因为难产而逝世于上海的，现在自己要走了，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回来看她了。于是苏雪林想想还是买一本她的书带走吧？可是找了半天也不曾找到，于是她问书店的一小伙计说：“请问有庐隐的《海滨故人》吗？”
“没有。”小伙计回答说。
“这么著名作家的书你们怎么不卖呵？”
“现在已经没人看她的书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人都喜欢看丁玲女士的书了！”
……
呵，她知道了，属于自己的时代真的就将过去了。
6月，苏雪林来到了香港，任职于真理会，做着一种无味、无趣而无聊的工作，而就在此时，她接到了老师、当年北京女高师的国文系主任、时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的陈钟凡的信，力邀其前去任教，并说这也是校长吴贻芳女士的意思；并为了打消她的顾虑，他还在信中说：“我同一个要人说过，那要人说像苏某这样高才硕学的人，吾党定要争取。反鲁小事孰能记忆，请你转告，勿以为虑。”
然而在苏雪林看来，自己的“反鲁”决不是小事，她回信说：“我反鲁历史章章在人耳目，回去岂不危险？”此情此境此言，大有自己已“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无奈之下，陈钟凡只好回信说：“长与足下生死辞矣。斛玄和泪墨。”
真的，苏雪林就此开始了她后半生的漂泊生涯：不久即离开了香港，再次漂泊欧洲，最后独困孤岛，其间又曾漂泊南洋。虽然这一切不能不说都与她当初的“反鲁”有关，但如果仅此而已，我们似乎又不忍心再说她“活该”。可事实上她去台后，还一直坚持“反鲁”立场，甚至将此作为了自己的“终生事业”，这又让我们不得不说她人生中的所有悲剧都是“活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