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的兴盛衰败，与田齐政权相伴始终，二者密切相关。现在学术界最为普遍的看法是：稷下学宫创建于田氏取代姜族，夺取齐国政权后的第二代国君齐桓公时期；发展于齐威王时期；兴盛于齐宣王时期；中衰于齐闵王时期；中兴于齐襄王时期；亡于齐王建；直到秦灭齐国，存在了150多年，对后世乃至今日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稷下学宫由田齐王朝所兴办，其直接的原因便是政治需要。田氏代齐后，历代君主都发愤图强，励精图治，以谋称霸各诸侯国。稷下学士为田齐君主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客观上也是对田齐统治政治需要的需求。因此，稷下学宫首先是一个智囊团性质的机构，其次就是炫耀国力，标榜礼贤下士，吸引人才。这就为学术交流、文化传播以及百家争鸣创造了优越的政治环境，所以稷下学宫又带有社科院的性质。
稷下学士最主要的活动特点便是“不治而议论”，这一特点体现了当时学官鲜明的政治性。“不治”也就是“不任职”，学官虽然有上大夫的头衔，但并不担任实际职务。“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策，以为田齐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实现所谓智囊团的功能。而他们所议论朝政，是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所进行，对田齐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提出批评意见和决策参考建议，并没有多少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情况，这对田齐国力的增强，有着积极的作用与意义。
同时，稷下学宫各学派的学者也利用田齐所提供的优良政治环境，潜心研讨，互相争鸣，以取长补短，逐渐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对中国文化的融合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一时期产生了很多不同学派有名的著作，有些著作也在稷下学宫得以补充丰富。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这些学派有黄老学派，也有儒家、法家、阴阳家等等。而稷下先生以及各派著名学者往往是带着弟子们一起聚集到这里。稷下先生与各派著名学者在学宫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出大量人才。比如荀子15岁便到此学习，后来成为了稷下的学术大师。孟子两次来到稷下讲学，时间长达30年，被授予上卿。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宣王时稷下名士就有千余人，有成就者不胜枚举。《战国策·齐策》中记载，齐国政权对这些才能之士，经常会录用为各级官吏，让他们直接参与齐国的政治活动。
刘向在《别录》中也有记载：“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这里便是说各派学者经常会有定期的学术例会。每逢例会举行，各学派都要推选出代表，阐发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批驳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学派。这就直接为各学派提了学术交流与争鸣的机会，为丰富、发展各家学说，以及获得政治上的重视有着积极的意义。各学派争鸣的议题更是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诘难，又有对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也有对宇宙奥秘的思考。稷下学宫作为战国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这类学术报告例会是百家争鸣的完整体现。
无论是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者是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3000门客编著的《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非常宽容。各国对“士”都给予了十分优厚的待遇，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最为突出。这时的稷下学宫是当时社会学术文化的中心、百家争鸣的发源地。田齐政权虽然提倡黄老学说，但对各家学说并不排挤打击，而是采取兼容并包的方式，礼遇有加。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议论时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政见不同，但在稷下学宫深受重视。齐宣王也曾多次向盂子问政，甚至是像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虽然因政见不和，孟子离开了齐国，就在离开之前，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即齐宣王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子，以资助他开课授学。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对“士”的政策非常宽容，允许其“合则留不合则去”。“士”就好像鸟儿一样，可以“择木而栖”，这就大大促进了各国人才的流动。比如商鞅在魏国并没有得到重视，后来西行入秦，封官拜相。又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稷下学宫位列大夫，但他不满齐闵王的暴政，而去了燕国，被燕昭王封为太师。到了齐襄王的时候，邹衍又回到稷下学宫讲学，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并未受到非议。再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寻明主。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春秋战国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为诸子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这种自由的学术环境中，稷下先生们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勇于探求与创新，为学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就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个时期，各种观点相互并存，相互诘难，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现象。
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政治因素。当时的社会正值大变革，动荡不安，各诸侯国纷争林立。各诸侯国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夺得霸主的地位，竞相招纳贤士，利用不同的思想学说以求强盛国力，这就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2.经济因素。随着当时经济的不断发展，某些人逐渐成为有闲阶层，也就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
3.科技因素。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例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的世界都达到了领先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
4.文化因素。随着周王室势力的衰败，饱学之士流落到了各诸侯国，其直接结果便是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旧局面。原本贵族所垄断的文化学术，开始下移到民间，以至于“私学勃兴”。
5.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与政治权势是相互对立的关系，并不依存。各学派虽然是从不同的社会集团利益出发，但他们并非是政治势力的附庸，也并非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此外，各学派之间以及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虽相互斗争，但互有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
老子
孔子
庄子
孟子
从三家分晋到战国七雄
东周时期，因诸侯之间相互兼并，导致某些诸侯国土地不断扩大。当时，食采邑的贵族有两类：一类是国君的儿子，按周礼规定，嫡长子得以继承君位，其余众子食采邑做大夫，如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齐国的高、国、崔和庆等；一类是立有战功或政绩卓越的异姓人，如晋国六卿中范氏、赵氏和齐国陈（田）氏等。大夫的采邑与名位都是子孙世袭制，国君会在大夫子孙中选出一人或数人做卿，辅佐自己治理国家。后来，华夏诸侯国，如晋、齐、鲁、宋、郑和卫等国的卿也成了子孙世袭制。发展到后来，几家世卿几乎把持了国家政权，某些“私家”（大夫）变为强宗，而“公室”（诸侯国君）则逐渐式微。公元前562年，鲁国被季孙、孟孙和叔孙三家瓜分。到公元前537年，三家又四分公室，季孙得二，孟孙、叔孙各得一，季孙私属甲士已达7000余人。
在周朝初期的所有封国中，当属晋国的面积最大、力量最强，最有资格统一中国。后来，晋国实权渐渐落到范、中行、赵、魏、韩和智六家手中，但他们之间争权夺利而互相攻战。后来只剩韩、赵、魏和智四家，其中又属智伯瑶势力最大、最有野心。为了侵占韩、赵和魏三家的领土，智伯瑶把赵襄子、魏桓子和韩康子请到家中，设宴款待。席间，智伯瑶说：“晋文公时期，晋国是中原霸主，后来霸主地位被吴和越抢去。现在，为了重振我们晋国的雄风，我希望我们每家献出100里土地给国君。”
韩康子害怕得罪智伯瑶，便首先表示赞同，把韩家土地和1万家户口交给国家；魏桓子虽然不愿意，但自己势单力薄，也不敢得罪智伯瑶，所以也愿把百里土地和9000家户口交给国家；过了一会儿，智伯瑶见赵襄子一声不吭，便以言语相威胁。赵襄子非常气愤，说：“土地是祖宗留给我的遗产，将它送给别人，我实在不敢打祖宗的主意。”智伯瑶听后当即翻脸，和赵襄子争吵不休。赵襄子最终拂袖而去。
没过几天，智伯瑶起兵攻打赵襄子，并亲自率领中军，让韩为右军，魏为左军，三军直奔赵城。赵襄子寡不敌众，节节败退，最后逃到晋阳（今山西太原）闭关固守。整整打了两年的仗，智军就是无法攻破晋阳。
智伯瑶看无计可施，十分恼火。一天，智伯瑶到晋阳周边察看地形，发现晋阳城东北有条河，水势湍急。他当即就想出了筑坝蓄水、水淹晋阳全城的办法。
大水冲击晋阳城后，赵襄子和谋士张孟谈探讨对策，说：“目前百姓情绪还算稳定，可只要水势再往上涨，全城就难保了，这可怎么办呢？”张孟谈分析说：“攻城不如攻心。我看韩和魏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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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公元前339年—前278年）
屈原屈原（公元前339年—前278年）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湖北秭归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爱国诗人。在楚怀王时期曾任左徒、三闾大夫。楚怀王被害死后，屈原怒不可遏，于是便劝谏楚顷襄王招贤纳士、远离佞臣，他希望楚顷襄王能够鼓励将士，操练兵马，为国家和怀王报仇雪耻。但楚顷襄王却听信谗言，将屈原革了职，放逐到了湘南。最终屈原在汨罗江自杀。后人为纪念他，就将每年的五月初五定为端午节。在这一天，人们举行吃粽子、赛龙舟等各种风俗活动。屈原生前写下了很多著名的诗篇，如《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离骚》。
地让给智家，都是不情愿的。或许我们可以派人游说，把韩和魏两家争取过来，一起对付霸道的智伯瑶。”
赵襄子同意后，当夜就派张孟谈出城，直奔韩、魏两营。攻打赵襄子的这段时间，韩和魏两位大夫很是担忧自己的前途，经张孟谈一说，都同意合力对付智伯瑶。
第二天深夜，智伯瑶在营帐里睡得正香时，突然听见一阵喊杀声。他起来一看，发现床下全是水，便以为大堤决口的水从晋阳城漫过来了，心里万分高兴。可走出帐外一看，他就傻眼了，整个兵营一片汪洋。士兵们给突如其来的大水吓得惊慌失措，乱作一团。还不等智伯瑶缓过神来，韩、赵和魏三家大军便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打得智家军措手不及。智家军被砍死和淹死的人不计其数，智伯瑶也死于乱军之中。
韩、赵和魏大败智家军后，乘势瓜分了晋国土地。公元前403年，三家派使者去见周天子，要求封他们为诸侯。周天子见木已成舟，只好同意，封韩康子、赵襄子和魏桓子三人为诸侯。
此后，韩、赵和魏都成为了中原大国，并与秦、楚、燕和齐合称为“战国七雄”。
商鞅变法
战国初期，秦国内政混乱，国力渐渐衰落，社会动荡不安，外交地位很低。当时，魏国因国力强大，常常侵犯秦国。
公元前361年，秦献公的儿子嬴渠梁即位，称秦孝公。秦孝公即位后，决定求贤变法，征召人才，励志图强。卫国的没落贵族公孙鞅（即商鞅）听说这个消息后，立即赶往秦国。商鞅到秦国后，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引荐，见到了秦孝公。他向秦孝公讲述霸王之道后，秦孝公极其佩服，于是决定重用商鞅，为秦变法。
公元前356年，商鞅开始在秦国施行变法，史称“商鞅变法”。虽然变法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但商鞅深知，新法要在全国得以顺利推行，必须先取信于民，否则定会失败。为此，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典故“徙木立信”。商鞅派人把一根3丈长的木头立在南门，并发布告示：要是谁把木头搬到北门，就赏给10金。但人们都不相信做这么简单的事能得到这么高的酬劳，所以一直没人去搬。后来，商鞅便把赏金提高到50金。当时，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人，把木头搬到了北门，果然拿到了那50金的赏钱。后来，这事很快传开，人们对商鞅建立了信任。取得信任后，商鞅立即公布了变法内容：
1.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农民分成十家一什，五家一伍，并按照编制编入户籍。只要一家犯罪，另外九家必须把其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一并腰斩。若是告发，则给予奖赏。这一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使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
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就是生产以农业为主，商业为辅。此外，还规定凡一户人家有两个儿子，儿子成人后各自为家，否则就要缴纳双倍赋税。
3.奖励军功，按功授爵。商鞅把爵位分为20个等级，级别的晋升以在战场上立功为前提，砍下敌人一个脑袋，晋爵一级；斩敌首两个，晋爵二级。这一规定激起了广大官兵对爵禄、田宅、税邑、隶臣等物质利益的巨大欲望，从而大大增强了秦国军队的战斗力。
4.统一度量衡。商鞅规定的1标准尺约合现今的0.23米，1升约合现今的0.2升。此外，商鞅还统一了斗、桶、权、衡、丈和尺的度量衡。度量衡准则统一后，为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5.推行县制。商鞅废除了分封制，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和聚。这一改革从根本上加强了中央集权。
6.废井田，开阡陌封疆。“阡陌”，指的是“井田”中间灌溉的水渠以及与其相应的纵横道路。纵向分布的称为“阡”，横向分布的称为“陌”。“封疆”只能是贵族受封井田的界限。总的来说，“开阡陌封疆”就是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相当于今天的土地承包制。这一规定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土地私有，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商鞅的一系列变法，给秦人灌输了一个思想：人生只有两件大事，即耕田和打仗。商鞅通过给秦人灌输这样的思想认识，让秦国的农业不断发展，为秦国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那个以农业为主的时代，商鞅通过严谨的法律实现了对农业的宏观管理。这种管理在当时可谓是一种“后现代”的理念，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较为先进的。在先进的管理模式下，秦国国富兵强，生产力在七国之中遥遥领先。
然而，尽管秦国有发达的农业，但其有限的领土仍无法支撑一支规模越来越庞大的军队。为此，丞相张仪和大将司马错在咸阳宫还发生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该先夺取西面的巴蜀还是攻打东面的韩国。最后，秦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觉得巴蜀是一块富庶之地，可以用巴蜀的资源来养活自己强大的军队。随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个颇具远见的决定使秦国很快强大起来，为以后统一全国铺平了道路。
合纵与连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