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和献璞的故事是荆楚文化史上最为经典的历史人物故事之一，卞和三次献宝、两次刖足的悲剧形象感动了千百年来无数读者。在其两千多年的传播过程中，因各种接受对象之不同，又呈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各种解读。然而，如果从荆楚文化精神源流的角度，结合楚民族的发展历程与楚人的民族性格来考察其流传千古、深入人心的事实，就不难发现卞和献璞的故事典型而独特的文化内涵，从而也不难发现其具有民族精神原型的意义，我们认为，也只有从这种意义上，方可深切感受并领悟到：卞和乃楚之精魂！
我们不妨先追溯卞和故事的出处，故事出自《韩非子·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抱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这则故事不仅记载于《韩非子》，也见于刘向的《新序》卷五、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蔡邕《琴操》、洪兴祖《楚辞补注》等著作中，其基本情节大致相同，但其中人物颇有出入，如蔡邕《琴操》曰：
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献怀王，怀王使乐正子占之。言玉（乃石也），王以为欺谩，斩其一足。怀王死，子平王立，和复献之。平王又以为欺，斩其一足。平王死，子立为荆王。和复欲献之，恐复见害，乃抱其玉而哭。昼夜不止，涕尽继之以血。荆王遣问之，于是和随使献王。王使刻之，中果有玉，乃封和为陵阳侯。卞和辞不就而去。（见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十三《宝玉部》上）
韩非明言卞和献璞的对象为厉王、武王、文王，蔡邕《琴操》则认为是怀王、平王、荆王。平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528年至公元前515年，而怀王在位则在公元前328年至公元前298年，显然此记载有误，蔡邕乃东汉大学者，不至于错至如此，当为抄写者之误。
从韩非在讲述此故事之后的议论以及以吴起、商鞅变法的史事举例来看，意在说明法术之士遇明主并得以实施变法之难。由于故事本身所具有的情感张力以及它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能指”已远远超出其“所指”。
卞和献璞的故事给人最直接的感受首先是它的悲剧性。三献其宝而被砍掉双足，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这是卞和生命所遭遇的巨大悲痛；当权者把宝玉误认为顽石，把贞士诬蔑为诳人，这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社会悲剧；虽然最终还是将“顽石”变成了稀世珍宝“和氏璧”，并由“和氏璧”引发出如秦昭襄王与赵惠文王渑池之会并最终“完璧归赵”等后来诸多动人历史故事，虽然主题的转换对“和氏璧”的故事起到了增饰其生动性的作用，但“涕尽继之以血”的哭诉，饱和着卞和持有稀世珍宝不遇明主的辛酸和愤慨。从这种意义上看，它强烈的悲剧性无疑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对读者的心灵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情感震撼效果。后世的许多文人学士也正是因此由社会现实的黑暗，自身的怀才不遇，而对卞和的悲剧遭遇自然而然地产生由衷的共鸣。如东方朔《楚辞·七谏·沉江》：“悲楚人之和氏兮，献宝玉以为石。遇厉、武之不察兮，羌两足以毕斮。”就是从卞和的悲剧而感发对当权者的谏诤的，所以，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明确指出：“谏者，正也，谓陈法度以谏正君也。……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
唐代李白因人生的悲剧性遭遇，在其诗中反复借用卞和的悲剧故事，如《古风》其三十六说：“抱玉入楚国，见疑古所闻。良宝终见弃，徒劳三献君。”《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亦云：“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由来贱奇璞。”《鞠歌行》又云：“玉不自言如桃李，鱼目笑之卞和耻。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荆山长号泣血人，忠臣死为刖足鬼。”这里既是感发对最高统治者不识忠奸的不满，对鱼目混珠、“青蝇”太多的社会现实的批判，对历史悲剧事件的同情与感伤，更是在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牢骚与悲愤。
还有如唐代诗人胡曾的《荆山诗碑》：“抱璞岩前桂叶稠，碧溪寒水至今流。空山日落猿声啼，疑是荆人哭未休。”宋代诗人梅尧臣的《荆山》：“和楚人，兹楚地；泣玉山，无所记。但见楚人夸产玉，古庙幽幽无鬼哭；倘有鬼，定无足。”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诸如此类的作品数不胜数，卞和成了具有悲剧意义的典型形象，无数文人学士借助于这一典型形象，再借水寒、猿啼、鬼哭之类的意象，渲染出浓厚的悲伤、忧怨的氛围，凸显的是它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意义。
卞和献璞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典型的悲剧事件，后世读者并非全然从悲剧意义上来解读，还有一些“聪明”人认为卞和太过“庸昧”、“愚忠”，也有人认为他“固执”、“迂腐”、“狭隘”等等，如宋代集贤院学士刘敞著《责璧文》云：
世独谓和为不幸，谬矣。夫谓和之不幸，因失其理。而和之自谓贞，又非其名。和不哀其身，而哀其玉，忘所重而徇此轻，是竖刁之自宫……
刘敞认为卞和忘记了身体的价值理应重于璞玉，因此说他不明事理。既不明事理，又自名为“贞士”，浪得虚名，因此骂他如同齐桓公的弄臣竖刁，是自行阉割，自讨苦吃，认为他愚不可及。
清代戏曲家尤侗著《卞和论》亦云：
（卞）和古之愚也……何以献为楚王之昏，虽忠如屈原尚且被放，况献玉人乎！和之刖，宜哉！
尤侗也认为卞和作为一个献玉的山野之人，不能与屈原相提并论，能与楚王图议国事的屈原尚且“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史记·屈贾列传》），遭到流放，何况卞和乃山野之人呢！因此尤侗与刘敞有相同之见，认为卞和的行为十分愚昧，他受刖刑也正适宜，并非是什么无辜之事。如此等等，皆为谩骂指责之辞。
好在历史上如此视卞和为愚昧之人者甚少，更多的人看到的是卞和优秀的品质与崇高的形象，古代有许多人称其为“贞烈之士”、“忠义之士”、“贤达之士”，现代也有许多人称其为“坚持真理与主持正义”，“坚忍不拔、百折不回，为追求真理而不惜勇于牺牲自己”的英雄，如华元林在《好一个“理”字了得》一文中说：“故事篇幅不长，却给我们充分地展现了和氏三个方面的优秀品质：第一，他能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发现玉璞，并认定其宝璧的价值，说明他眼力非凡。第二，得到玉璞，不是据为己有，首先想到的是把它献给朝廷，说明他思想境界出众。第三，和氏尽管历尽磨难，但他坚持真理的初衷不改，说明他意志超群。正是这非凡的眼力、出众的境界、超群的意志，共同构成了和氏这个贞士的崇高形象。”以上诸说，当然不无道理。但这些说法仅囿于个人品质的评说，而没有从文化精神上进一步揭示出卞和个人品质所具有的本质特性。事实上，荆楚文化史上具有贞烈、忠义、贤达形象的历史人物人何止万千，何以和氏之精神同屈原之精神流传两千余载而最为后人所尊崇和称道，这不得不归之于他的精诚与执著所具有的精神原型意义。
何谓精诚？精诚者，真诚也。
《庄子·渔父》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后汉书·广陵思王荆传》曰：“精诚所加，金石为开。”唐代诗人杨炯《和刘长史答十九兄》亦云：“精诚动天地，忠义感明神。”
卞和的精诚所至，确实感天动地，两次被刖足，但非为刖足而悲，“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在卞和身上体现出一种强大的情感张力与精神力量，故后人大多以此立意而表现对卞和的景仰与尊崇，如明代《天顺襄阳郡志》卷四“卞和庙碑”云：
（卞）和之得玉三献而两刖其足，徒抱之而泣，不少抑其志，终为时之所尝，得非自见之明、自信之笃。而刑祸不可以屈之耶，精诚之志虽庸昧者亦可动之耶！
1944年4月，抗日爱国将领许长林为玉印岩（抱璞岩）题记曰：
和氏两被刖而志不夺，卒以坚苦通其诚，盖凡慷慨贞烈之士，不惜其躯而建不朽之业，乃精诚磅礴之气有足多者。
抗日英雄张自忠将军在殉国前夕，曾经对部下说：“古之卞和忠昭日月，虽数次伤身而仍未穷其爱国之志，其精诚磅礴之气，可谓至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务必学习卞和不怕死之爱国精神，痛杀日寇，保卫我神圣领土。”
诸如此类之言，均从精诚与执著立意，彰显卞和精神。
然而，要真正体味卞和精诚与执著的伟大精神，就必须了解他一生献璞的时间过程。虽然在古代典籍之中，除《韩非子》外，无先秦历史资料称“楚厉王”（武王之兄蚡冒，或蚡冒之子），其他史料均言楚国称王始于武王。武王熊通于公元前741杀蚡冒子而登楚君之位，于公元前689年去世，楚文王熊赀即位。如果卞和二十岁左右第一次献璞在蚡冒末年，到楚文王时卞和献璞，已历五十二年，卞和至少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他饱尝五十余年的身残之苦，而坚信璞中有宝玉，并坚定不移地要让它彰显于世，其精诚与执著精神确实感天动地。
卞和是荆楚文化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人物，透过其精诚与执著的行为，我们不难发现其具有楚民族精神原型的意义。
楚国初创之时，还是一个“土不过同”的蕞尔小国，方圆不过百十里的地盘，可后来发展成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战国策·楚策一》），令各诸侯国望而生畏的泱泱大国，凭借的就是楚人精诚执著的精神。
从楚国的历史起点熊绎被封于楚地之时开始，历代君王普遍存在一种忧患意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从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到武王改革政治、军事，扩大楚疆，再到文王“始都郢”，奠定楚国根基，至庄王一鸣惊人，问鼎中原，成就霸业，无不体现出楚国君王的执著奋进的坚韧意志。
有其君，必有其臣。令尹子文一生清正廉洁，律己惜民，一生之中三为令尹而无喜色，三次去职亦无愠色；孙叔敖辅佐楚庄王，内平隐患，外抗强敌，使庄王功绩著乎竹帛，传乎后世。去世后，家无锱铢之蓄，一生清廉而功名卓著，从而名列《史记》“循吏”第一。以子文、孙叔敖为代表的大臣群体都具有一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从而成为留名青史、令人景仰的历史功臣。
群雄纷争，诸侯各国难免有危难之时。当楚国出现危难之时，大臣中许多人临危不惧，以坚忍不拔的意志为复国驱敌尽职尽力。当楚都被吴兵占领，申包胥求救于秦，“立于秦廷，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史记·伍子胥列传》），终于感动秦哀公而发兵救楚。申包胥以百折不挠的意志支撑起为国尽责的使命，使楚国得以恢复，并且不接受楚昭王的奖赏，申包胥明确表示：“吾为君也，非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左传·定公五年》）。
吴师入郢时，与申包胥同样具有功劳的蒙谷保护了楚国极其重要的法令典章《鸡次之典》，屠羊说也一直跟随、保护楚昭王，历经困苦，甚有功劳。但当楚昭王行赏之时，蒙谷宁可“自弃于磨山之中”（《战国策·楚策一》），屠羊说返回其屠羊之市，继续杀羊，卖羊肉，都拒绝奖赏。这些人与卞和同样具有热爱家国，不计荣名的宝贵精神品格与执著精神。
纵观楚人创业与奋斗的历史，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无论中间走过多少曲折的道路，无论这曲折的道路或由内部或由外部原因造成，楚人都能从屈辱中奋进，即使是在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之后，历史也印证着楚南公“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也确证了楚人不屈不挠、执著坚韧的文化根性。用屈原《离骚》中的名言来说：“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以诗的形式，表白着以其为代表的楚民族坚忍不拔的进取精神，而卞和代表着广大社会民众，以行动证实着楚民族精诚执著的民族精神。清人沈岐铨正是基于此而认识到卞和所表现出民族精神原型的特殊意义，因此，他很不满意宋人刘敞的《责璧文》，著《广卞和责璧文》，从高处立意，为卞和辩护道：
天之生神物也，有不待其人而传者哉！人不奇不传，事不奇不传，非其人足传，志之不可夺也。非其事足传，诚自不可揜也。乾坤不毁，有赖志者持之，而志百折而不回者，每在人事奇穷之处。……楚之兴也，僻在荆山，是天心之所眷也，故能蚕食诸姬，主盟中夏。……考献璞往事，一刖不已而再，再刖不已而泣，人虽至愚，谅不至是。论者谓其责璧，亦已过矣！彼其人刑戮不以为辱，封爵不以为荣，其志诚也。有迥出寻常万万者。卒之当时贵之，后世宝之，玉传而人亦因以传。以视身都卿相，草木同腐，其贤不肖何如也？呜呼，卞和名不朽矣！（《湖北文征》第七卷）
沈岐铨《广卞和责璧文》视野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将楚人从僻在荆山到“蚕食诸姬，主盟中夏”的奋斗史与卞和献璞的故事联系起来，从而颂赞卞和“一刖不已而再，再刖不已而泣”，“刑戮不以为辱，封爵不以为荣”的精诚与执著精神，真可谓一语中的。
卞和的故事凝聚着楚人的一种强烈的集体无意识，一种顽强而执著的生命力，一种独特的文化根性。这种文化根性早已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明示，楚人“清刻，矜已诺”，具有执著而重信念的品格，《隋书·地理志》亦云：楚地“其人率多劲悍决烈，盖天性然”，“风气果决，视死如归，其旧风也。”楚人不仅有劲悍果决的刚烈性格，更有视死如归的决心和意志。直至当今，这种文化根性仍然遗存在以湖北湖南为核心的荆楚文化圈中，熊十力先生所著《心书》云：“楚士又好为一意孤行，不近标榜，蕲黄尤甚。”因为熊十力先生的父亲熊其相先生虽为一介乡儒，留下的遗言却是：“穷于财，可以死吾之身，不能挫吾之精神与意志。”钱基博先生著《近百年湖南学风》指出：湖南“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说的是湖南的儒者，代表的是湖南人的性格与精神。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也曾指出：“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
从古代楚人艰苦曲折而又彪炳史册的奋斗史，到近现代以两湖为核心的荆楚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作出的巨大贡献，都彰显着卞和精诚执著的伟大精神！
唐人胡曾赞卞和诗云：“抱璞岩前桂叶稠，碧溪寒水至今流。”桂树色新香远，笑傲霜雪，堪称以卞和为表率的楚人精诚执著精神的象征。
（孟修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