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魏晋南北朝诗人之变迁承继,是一个大题目,笔者自难面面俱到,因而拟从内外两方面来探讨,即论外部的群体变迁,又论内在的人格和生命意识的继承与变化,进而从这三个角度去窥测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及艺术性的流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集团不断涌现,为文学史上一道靓丽风景。这里用诗人群体名之而不言诗歌流派,乃是因为诗人群体指同一历史时期有共同生活、共同趣味的诗人群,他们没有真正意义的文学领袖以及可以指导这一群落创作的理论,也就是并没有演化为一个后世意义上的诗歌流派。
谈诗人群体,要从文人群体说起。春秋时,诸子百家学说各有师承,孔、孟、墨、庄几家弟子均有明载,是具有学派特征的文人群体。战国时有稷下学宫,文人繁盛。不过,这些文人群体以学术为论题,没有明显的文学倾向。西汉分别出现过以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汉武帝刘彻、汉宣帝刘询等帝王为中心的文人群体,以辞赋创作为要义,文人或是政治智囊或是文学侍从。循汉武帝旧例,有东汉灵帝鸿都门学之兴,曹操邺下文士集团之举等等。诗歌为文人垂青之时,诗人群体也自然而生。建安诗人群体的形成即仰赖曹操的网罗,这种情况后来常常发生,像西晋贾谧聚集的二十四友,南朝齐萧子良聚集的竟陵八友,唐太宗手下聚集的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人群体皆是。
诗人群体形成,跟生活环境有关联。先如地域的影响,唐代边塞诗人高适、岑参受西域边塞风情影响;次如职业环境的影响,如中唐的台阁体诗人群。当然也有一种独特的家族记忆的诗人群,如魏之三曹,西晋到南朝齐的谢氏诗人群。诗人群体的形成,与诗人的审美趣味相投也不可分。诗人的创作个性固然存在,但同一时期终究有相对一致的审美追求,三曹七子的诗歌悲凉慷慨,竟陵八友诗歌有声韵之美。前代诗歌对诗人自觉的熏陶,或使诗人亦步亦趋缺乏创新之力,或使诗人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而诗人的性情好尚使他们附和或背离时俗,形成自己的风格和诗歌的文化特征。诗人的审美趣味有时也形成于生活趣味相投,竹林七贤的形成,即是性情相投加上生活趣味相投。
魏晋南北朝的诗人群体往往是松散的。这一时期,文人多受制于政治,政治催生的文人集团,却没有显示出亲密无间、向心协力的粘合力。从建安的三曹七子到南朝的竟陵八友,都是如此。文人因思想性情、生活方式、才学风格等方面的差异相轻相斗,曹操杀孔融、嵇康与山涛绝交,都是此类。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好风度,常师心使气,这些都是诗人群体松散的原因。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明代陆时雍又说:“人情好尚,世有转移”陆时雍《诗镜总论》,《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1416页。,诗风之变源于社会生活和诗人情志,实为常理。诗人世代交替,诗风自然各异。
三曹七子诗群的出现
三曹之说,始见于南朝梁代。或称“二祖、陈王”,如沈约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华书局,1974年,第1778页。或称“曹公父子”,如南朝梁钟嵘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钟嵘《诗品序》,《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第2页。七子之说,始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孔融在公元208年为曹操所杀,这篇文章所言的情况当在此之前。
史籍中没有完整出现“三曹七子”,较全面提到他们的是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没有提到孔融,三曹六子外,同时的几个文人如杨修等也提到了。
三曹七子中,曹操举足轻重。他心怀四海,逐鹿天下,唯才是举,敢于背离世俗道德观念,征召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水之滨的隐士以及盗嫂受金不遇于时的人。《三国志》曹操本传说他“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54页。曹操以文为心声,又以诗娱情,成为建安文坛盟主。曹操对儿子曹丕很用心思。曹丕在《典论·自叙》中说:“余时年五岁,上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曹操在建安十三年(208)为丞相之后,强召司马懿为文学掾,“使与太子游处”房玄龄等《晋书·宣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2页。曹操对曹植亦然。曹植少年时,曹操率诸子登铜雀台作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陈寿《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557页。曹氏兄弟在生活与政治上依傍曹操,文学上则各有成就,二人对文学的认识也很不一样,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而曹植却小视文学,曾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与杨德祖书》)
曹操首先和七子有密切的联系。当时,诸侯割据,战乱纷纭,诗人之间缺乏交往,但公元204年,陈琳、阮瑀归曹操,均为司空军谋祭酒;徐干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公元208年,是七子相会的关键一年,这年或稍前,应玚、刘桢归附曹操,均为丞相掾属;九月王粲归附曹操,也为丞相掾。可惜,该年八月孔融就给曹操杀了。曹植曾欣然说:“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与杨德祖书》)曹操以“违反天道、败乱伦理”的罪名杀孔融,对其他六子则多有笼络,史书有明确记载。
七子之间的交往之乐,从他们的宴会诗中可以看到。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表述了他们的“南皮之游”的快乐:“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刘桢也在《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中叙说:“众宾会广坐,明灯熹炎光。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金罍含甘醴,羽觞行无方。长夜忘归来,聊且为太康。”一起饮酒,一起赋诗,诗歌也是他们交往的媒介。刘桢《赠徐干》诗二首,其一说:“思子沉心曲,长叹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迁。”徐干《答刘桢》:“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我思一何笃,其愁如三春。”流露出的浓郁愁思,蕴含着彼此的深情厚谊。
曹操深厚的文学修养,使其对网罗文人具有自觉性。文人对他既是政治归附,也是文学侍从,如袁绍兵败后,陈琳归降曹操。而吴质之于曹丕,杨修之于曹植,主要做了政治谋臣。曹丕、曹植承继了乃父网罗人才之法。建安十六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曹植为平原侯。《三国志·王粲传》记载当时二人“天下向慕、宾客如云”的情况:“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
曹操开建安风气之先,但他不是自觉以诗歌为建安诸子的前导,把他们引入某一诗歌创作轨道,而是仿汉武以赋家为文学侍从的旧例,使诗人为自己的侍从。建安诸子扮演文学侍从时多作赋。如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荆州,曹丕作《述征赋》,阮瑀作《纪征赋》,王粲也作了《浮淮赋》。作的诗相对少,如建安二十年曹操征张鲁获胜,王粲作五言《从军行》五首赞誉其事。当时诗人集于邺下,诗坛领袖表面上是曹操,实际上已经是曹丕了。曹丕从政治与情感两面将建安诸子驱进狭隘的生活圈子,往往约请诸子依物而作。他随父出猎,作《校猎赋》,命陈琳、王粲、应玚、刘桢各写一篇赋,于是有陈琳的《武赋》、王粲的《羽猎赋》、应玚的《西狩赋》、刘桢的《大阅赋》。他得一副玛瑙勒,喜极而赋,同时令陈琳、王粲作赋。他做《寡妇赋》悼阮瑀,作《槐赋》,都令王粲并作。他在北园及东阁讲堂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这些与乃父的行为相似,但曹操宣扬武功,他则有些以文为戏的味道。曹丕更关心诸子的为文风格,在《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中以气论文,评说了建安诸子的诗文创作风格,审视了诗人性情对文学的影响。
建安七子向往参与政治而不是做一个诗人,常以特殊的历史事件、生活场景入诗,以诗歌观照社会。当他们在乱离之后,依附曹氏父子,除了随曹操征伐就是与曹丕曹植饮酒赋诗,写了大量宴游诗歌,在诗歌的艺术性得到强化的同时,创作精神却异变了。
建安二十三年(218)大瘟疫,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同年而亡。建安诗歌随诗人凋零而逐渐消亡,其后仅有曹植还维系建安诗风之余响。
竹林七贤的承继与变异
魏晋易代,竹林七贤步三曹七子之迹,出于险恶的政治旋涡之中。他们或心向曹氏与西晋统治者同床异梦,或者与西晋王朝同轨运行,与时俯仰。
“竹林七贤”的说法最早见于《三国志·王粲传》附《嵇康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魏氏春秋》的作者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人,所著《魏氏春秋》《晋阳秋》,世称良史。竹林七贤最后一个王戎去世,孙盛刚降生,他亲身感受到七贤的巨大影响:“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世说新语·任诞》,刘孝标注引《晋阳秋》)与孙盛同时的名士袁宏、戴逵、孙绰,也著有《竹林七贤名士传》《至人高士传赞》等书,也说明竹林七贤之名在当世就有了。
与裴松之同时的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任诞》中也有类似记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这段文字增加了描写,其材料来源极有可能取自《魏氏春秋》。
“竹林”之名的由来有两说。其一是实有其地。《世说新语》说“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并非妄言。王戎在阮籍、嵇康死后,一次路经从前常一起喝酒的黄公酒垆,对同车人说:“前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其二认为竹林为假托。陈寅恪认为“七贤所游之竹林,则为假托佛教名词”。因而,竹林在后世“清通、脱俗,成为士大夫卓尔不群的象征”施惟达《中古风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页。
七贤以嵇康为中心,对魏晋之际社会政治黑暗,对司马与曹魏两大政治集团的权力之争,厌倦极深却无可奈何。嵇康是曹操孙子曹休的女婿,官至中散大夫,极易招惹司马集团对他的猜忌,“直性狭中”(《与山巨源绝交书》)的性格,使他对司马集团采取了坚决不合作的态度。正是由于他对司马氏集团鲜明的不妥协精神,使他成了竹林七贤的领袖,也成了所有对司马氏集团不满的士子的领袖。
阮籍与嵇康齐名,但政治态度不如嵇康旗帜鲜明,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既不做曹魏朝廷的官,也不做司马氏的官。他婉拒魏太尉蒋济的征辟,推辞不成,就吏不久又托病力辞。一年之后,曹爽为司马懿所诛,“众人咸服其远识”。阮籍以明哲保身为原则,尽量不对两大政治集团表现倾向。为拉拢阮籍,安抚士人,司马昭处处表现对阮籍的宽大态度。但阮籍始终不落入司马昭的陷阱,虽无法推辞司马昭的任命去做东平相,却“旬日而返”,最后又主动讨了一个有酒喝、无事做的步兵校尉的小官做,以免司马昭的进一步纠缠。阮籍常以清白眼待人,表达分明的爱憎,得罪礼法之士甚多,所幸因与司马昭私交甚厚,才未被陷害。阮籍在司马氏高压统治下保身的方法,一是发言玄远,不臧否人物;一是以醉酒、糊涂来掩盖清醒。钟会想加害阮籍,“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而获免”(《晋书·阮籍传》)。为逃脱司马昭为司马炎的求婚,阮籍沉醉六十天,使司马昭的使者无可得言而告退。当然,戏法不能久耍,当司马炎上演禅让的喜剧,要阮籍作劝进表时,阮籍不得不从“沉醉”中突然“醒来”,“籍便书,按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晋书·阮籍传》)。因为他知道,如果不“醒来”写劝进表,脑袋就保不住。阮籍是完全清醒的。在这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下,阮籍练就“青白眼”的特殊本领表达爱憎。由于事实上与司马氏的不合作态度,使他赢得了嵇康的友谊与尊敬,成了竹林七贤的又一面旗帜。
阮籍、嵇康心心相印,《晋书·嵇康传》说,嵇、阮神交,其他五人“豫其流”。如山涛与二人一见,即“契若金兰”。嵇康所居的山阳为竹林七贤游集之地,除七贤外,参与竹林之游的人还包括吕安、阮侃、郭遐周、郭遐叔等。他们都是嵇康的好友,同嵇康的关系比列入七贤的人还要密切。经常与嵇康往来的是向秀和吕安。
向秀字子期,少为同郡山涛所知,又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其趋舍进止,无不毕同,造事营生,业亦不异。常与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费。或率尔相携,观原野,极游浪之势,亦不计远近,或经日乃归,复修常业。(《向秀别传》,转引自戴明扬《嵇康集校注附录·事迹》)
“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晋书·嵇康传》)
其他与嵇、阮关系较深,来往较为密切的当推山涛。《晋书·山涛传》说:“涛早孤,居贫,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里谈到,“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尝谓之知言”,可与互为印证。山涛家境贫寒时即对妻子说:“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晋书·山涛传》)可知他参与竹林之交本来就心志不坚。嵇康对山涛不冷不热,从《与山巨源绝交书》就看得出来。山涛与司马懿的夫人张氏有中表之亲,同司马集团的关系较为密切,大概是嵇康对他冷淡的原因。嵇康临刑对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矣。”(《晋书·山涛传》)可见他与山涛还是相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