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什么，再说一遍。”黄抗日老实道：“我又不是蒋介石的特务，没法交代啊。”刘大鼻子冷冷一笑：“你会交代的，你除了装傻、耍赖，我看你还有什么花招！”
他对造反派的其他人说：“把他吊起来，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以免他畏罪潜逃或畏罪自杀。我看是他脑袋硬，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硬！”
刘大鼻子在部队里当过侦察兵，现在是镇造反派的小头目，是严某的铁杆。在一九六五年，刘大鼻子是以侦察兵排长的军职转业的，转业后落户在黄家镇武装部下属的民兵训练股，所干的工作就是上传下达，今天到这家工厂，明天去那个大队传达镇武装部的新任务。现在他再也不要上传下达了，他成了镇武装部保卫股股长，他的上司成了镇革委会副主任。就是这个当过侦察兵排长的自以为自己很老练的刘大鼻子，把我爹逼疯的。
一九九一年过年中，我和姐回黄家镇，与我大哥和爹一起过年，其中一天上午，我与刘大鼻子在镇街上不期而遇。我一看见他就血往上涌，脑海里便闪现他于“文化大革命”中对我们一家人凶巴巴的模样，就想装陌生地走过去，但刘大鼻子不让我“陌生”地走过去，率先热情地与我打招呼，我就不好装不认识了。他叫我：“小毛啊。”
我应了声，望着这个少年的我非常憎恨的男人。他已经六十好几了。他没混好，仍穿着那种军大衣，但军大衣在光天化日之下油渍渍的，有一处袖子和衣襟上还打了补丁，补丁也油渍渍的。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被绳之以法，他逼死了两条人命，被法院判了十年徒刑。他刑满释放后在镇街上摆了个烟摊，向街上的人兜售香烟、瓜子、梅子、花生和旺旺食品及矿泉水什么的。一天赚几块钱，生活艰难。街上的商店很多，也没什么人特意赶到他的烟摊前买烟抽或买矿泉水喝。
“小毛啊，你有出息咧。”刘大鼻子夸我，一张黝黑的、皱纹交错的面孔上，很讨好和肯定地笑着。他老了，说话更带鼻音了，仿佛从他喉管里发出的声音首先要到他的鼻腔里报到，经由鼻腔批准才能传播出来似的。
我回答他：“出息什么啊？一般般。”“你出息了、出息了。街上的人都说，你们一家都有出息，”刘大鼻子收起脸上的媚笑，表情变得更加恳挚地盯着我，“你大哥和你姐更有出息。”“其实都很平常。”我回答。“镇上有几家人像你们家这样个个出息了？”他充满了对我们一家人的羡慕，鼻腔嗡嗡，“好呵，我真为你爹妈高兴。”他是指我们家在一九七八年同时考上了两个大学生和一个研究生。我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我姐于那年考上了湖南医科大学；我大哥于那年又考回了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当时黄抗日一家在黄家镇成了个很有传奇色彩的家庭，产生了爆炸性的新闻，令全镇人咂舌。但轮到刘大鼻子碰见我而称赞时，已经过去十多年了，那时我在一所学校教书，看不出有多么了不起的出息。姐在医院工作，还没评副教授。我说：“其实没什么。”
“还要怎么好呢？”刘大鼻子说，脸上是兴奋、讨好，“数来数去，黄家镇就你们一家出了三个大学生。你爹为国家输送了三个人才，功劳大啊。”
他是变着法子表扬我爹，从我们身上下手，再绕到我爹身上，无非是想博取我们谅解，真可谓用心良苦。我懂，他其实也不是那么坏，只是在那个“左”得一塌糊涂的年代，他脑袋短了路，急于想立功，因而变得穷凶极恶。客观地说，像他这样的人，充其量只是被阴险的人利用了，充当了打手。我答：“那是那是。”
刘大鼻子再要说什么，我走开了，不是因为恨不恨的原因，而是我和他是两代人，实在说不到一块。刘大鼻子还活了多年，一直在一家饮食店和一家发廊的门前摆烟摊度日，手里常常捏一张别人扔下的报纸看，一张皮肉松弛的、被太阳晒得很黑的脸上、常常凝聚着很多期盼，期盼什么，我不清楚。直到早两年我回黄家镇，才不见了他那个烟摊。
爹写了很多交代材料，这个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只认得几百个汉字的男人，于囚禁他的那一年里写了十几万字的交代，几乎成作家了，可见人是逼出来的。我曾经每天为爹送饭，每日两餐，那是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母亲被迎春路小学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解恨地押着批斗几场后，放了。那些大孩子于第二年进初中了，眼里盯着的是初中老师了。有天，爹吃我送去的饭时，低着他那张霉暗的脸对我说：“小毛，晚上送饭时把你的字典拿来。”
我有些不愿意。爹看出儿子脸上表情淡漠，羞惭地说：“我有好多字不晓得写。”我没答话，爹马上道：“爹怕写错了字而犯政治错误。”我一听“政治错误”，立即敏感到了严重性：“那我拿来。”晚上再送饭，我就把字典带上了，一手拎着饭盒，一手拿着字典。看管我爹的大叔见我手捧字典，立即厉声叫住我：“慢着！”我吓了一跳，不敢动，那大叔把我手中的字典抢过去，翻阅，边怀疑地望着我。
我说：“我爸说他有好多字不会写，怕写错了字犯政治错误，要我把字典带给他。”那大叔看不出字典里有什么名堂，这才把字典还给我。我拿着字典，推开关着我爹的房门，爹穿着件背心，看见我，没说话。房间里很热，爹一身汗。爹接过饭盒，揭开盖子便吃，我在一旁觑着，等着爹吃完，好把饭盒拿回家洗。爹见我惊魂未定地坐在床边直流汗，便提醒我说：“小毛，床上有扇子。”
我拿起爹的扇子，扇着。爹被关在镇武装部三楼一间当西晒的房子里。镇武装部当时所拥有的房屋是黄家镇唯一一栋三层楼，当时被黄家镇人称作“红楼”，因为这栋楼是用红砖砌的。假如有人对你说：“我去红楼。”那就是说他去镇武装部。
红楼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原址是黄家祠堂。黄家祠堂是一栋平房，大而无当，所以就拆毁重建了。爹吃过饭，让我教他如何查字典。爹不会汉语拼音，我就教爹查偏旁和笔画。爹学得很认真，我也教得极努力。第二天、第三天和以后的日子，爹都是把写不出又没查到的字，用心地记在纸边上，红着脸问我这个小学生，我就查拼音，把字翻给爹看。爹便认真盯着这个字，仿佛要把这个字吃进肚子里消化似的。
爹就是凭借这本字典写着材料，居然写了十几刀材料纸，十几万字。
真不简单。一九八三年，镇档案室重新清理堆积如山的档案，把很多材料从一些人的档案里抽了出来，因为放在档案室里生虫也不好，烧了又让人觉得可疑，就把一些材料退还了本人。爹于某一天抱回了厚厚一叠材料，全是他亲笔所书。爹本想一把火烧了，但正好有客人来访。爹就将它搁在了厨房的碗柜顶上，一家人都忘记了它的存在。一九八八年，镇政府建了栋五层的宿舍楼，一色两室一厅，建在镇政府后面，共有四十套。前面还修了一块坪，坪上竖了两个篮球架。我那饱经磨难且已离休的爹也分了一套。那时候我和我姐早已大学毕业，分在长沙，我们回来给爹搬家，于搬家中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发现了爹写的交代材料，虽然上面已经满是灰尘，纸张也发黄了，但我仍高兴。
爹说：“这不要了，烧了它。”我说：“这对我有用。”爹有些奇怪道：“这对你有什么用？”“爹，我可以在你写的材料基础上虚构一篇小说。”爹咧嘴一笑：“你没参加过抗日战争，写不好的。”“写小说是虚构，又不是写历史。”我说。
我没烧这厚厚一叠发黄的材料纸，而是把它带回了长沙。某年秋天，当我把爹于“文革”中写的这一大堆他亲身经历的材料匆匆读完后，曾与一位老作家有过一番交谈，我把爹写的交代材料告诉这位老作家说：“其实老一辈人都晓得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很多将士。不说远了，就拿湖南境内说，例如安乡保卫战、常德会战、长沙四次会战和著名的衡阳保卫战及在湘西打的雪峰山大会战，都是国军官兵打的。”
老作家听毕说：“那时候共产党八路军在黄河两岸，今陕西、山西境内，距湖南有一千多公里。我是老长沙，日本兵有四次大规模进犯长沙，那时候我六七岁，印象很深刻。前三次，被顽强抵抗的国民党军队打退，真不容易。”
我笑看着老作家。老作家说：“我亲眼所见，日本兵第二次打进了长沙，又被国民党军队打了出去。”
我把少年时候在教室里学的中国当代史抛给他：“蒋介石不是拒不抗日吗？”老作家有点激动，说：“谁说蒋介石不抗日？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大会战和长沙四次会战、桂南会战、昆仑关大捷和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及衡阳保卫战，还有雪峰山大会战是谁打的，难道是八路军打的？”我说：“我们小学和中学的课本上没写这些战争。”老作家很气愤：“这段抗战历史是不能抹杀的，也抹杀不了。”老作家又说：“难怪日本政府拒不承认侵华战争，因为在我们的小学和中学教材上，根本体现不出日军侵华战争的罪恶。日本人觉得，既然没发生过大的战争，那么就不存在南京大屠杀，因为只有战争才会激怒人杀人，没有战争，谁会杀那么多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所以日本右翼势力说，他们没有侵华，他们三十年代来中国，是来帮助中国，一起搞‘大东亚共荣’。你一个受害国都不提，人家怎么会承认？”
老作家一脸恳切地说：“你应该把你父亲的经历写成小说，让后人看看。”我问老作家：“您晓得这么多，怎么不写呢？”老作家一脸伤感：“年轻的时候，脑海里条条框框太多，一写就跳出‘政治’两个字，就不敢动笔。现在老了，没精力写，也不想写了。你不一样，你这个时代矫枉过正了，写作上不受思想束缚，可以写出很好的抗战小说。”
受到老作家鼓励，我便奋笔疾书，下面是我那年写的小说《来生再见》的前段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