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义
《新闻业务》编辑部约我撰写一篇文章，讲述自己著书、写作、出版个人得意之作的前前后后，收入《新华史记·著作篇》特刊。我思虑再三。我虽然曾与张润光先生在新华出版社合作出版过《内蒙古之最》，在内蒙古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过《内蒙古历史上的今天》等作品，但让我感慨最深的，还是这本历时近30年整理编纂、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外词语溯源故事大辞典》。
出一本有份量的专著是我怀揣多年的梦想，但由于我长期从事营销工作，陷于繁琐的事务之中， 一直难以找到整块时间静下心来认真思考，潜心写作，更何况是这么一部大块头的作品。
正巧2012年3月，我有幸被组织上选派到社党校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进修培训。我当时曾想过要利用这三个月，写一本《感悟营销》，好好总结自己二十多年的营销工作，然而去了才发现，党校学习远没我想象中轻松，每天的学习时间非常紧张。最主要的是，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改变了原来写《感悟营销》的计划，转而打算整理自己剪报多年的成果，编纂一本能够体现自己的文字功底，完全和营销工作无关的书。
此念一出，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党校学习任务非常重，我回去之后，营销工作也更加繁忙，凭一己之力，还是业余水平，这个事情能够完成吗？
要知道，我曾经满怀信心，将自己三十年集报所积累的词语溯源资料精心编纂成一本厚厚的《词语溯源辞典》，但在联系出版事宜的过程中，我发现事情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容易。
在懊恼与沮丧中，我拿起了身边一本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书，拨通了版权页上的电话号码。此后，通过和出版社反复沟通，我几易其稿，大幅删减，将书稿从170万字精编到90万字，一部涵盖日常用语、时尚语言、翻译词语、俗语、成语、称谓以及古诗词名句，故事性与趣味性兼具的阅读型辞典终于诞生了。我也成为内蒙古唯一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辞典的作者。
三十年搜集甄别材料：众里寻他千百度
可以说，《中外词语溯源故事大辞典》是我近三十年读书集报爱好的一个积累和沉淀。回头来看，几十年搜集甄别材料、查阅文献的点点滴滴，那些难忘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1982年，我毕业之后进入内蒙古统计局工作。那时，国家统计局在全国开展统计优质服务，就是把干巴巴的统计数字用语言文字的形式呈现给世人，讲述数字背后的故事。
于是我向内蒙古电台、《内蒙古日报》、《内蒙古科技报》、《内蒙古经济探讨》、《致富之友》（后更名为《现代农业》）、《实践》、《党的教育》等报刊杂志大量投稿，其间发表数百篇文章。值得一提的，一是其中一篇《统一对发展我区粮食生产的认识》被自治区党委《常委阅件》采用，二是当时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的张兴茂多次说我的投稿数量和采用率均远高于他们台里的记者，三是《内蒙古科技报》曾用半年的时间开辟专栏连载了我编写的“内蒙古之最”。这对二十几岁的我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同时，我也更深切地感到，无论是知识储备还是理论功底，都十分浅薄，急需“充电”。
由于当时家里很穷，实在拿不出富余的钱来买书和资料。于是，我有了一个念头：通过集报、剪报这样最省钱的方式收集、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资料，实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目标。不曾想，这项“工程”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那个时候，一把剪刀，一个旧书包，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是我获取资料的所有家当。
剪报既需要细心，也需要耐心。有时候，对于一个词条的理解，不同的报纸会有不同的解释，要找到确定的答案并不容易。疏忽或注意不够，少了一些资料，都将会造成内容的不准确、不全面。
由于很多报纸都已经踪迹难觅，仅仅是收集报纸就十分不便。为了收集剪报，我经常麻烦街坊邻居；街坊邻居家找不到，就得去单位找；单位再找不到，有时还要到废品收购站去找。
那个时候，呼和浩特市郊区有一家废品收购站，每天大概回收七八吨的旧报纸。每到周末，我就会骑着自行车来到废品收购站翻这些旧报纸，遇到合适的资料就剪下来。
那里旧报纸成堆，霉味儿熏鼻，冬天冷风刺骨，暑天闷热难熬，可是我心里只想着要找到我喜欢的资料，常常会一直翻到第二天凌晨五六点。从废品收购站出来的时候，我脸上、鼻孔里、耳朵里，都是灰尘，擤出来的鼻涕、吐出的痰，全部都是尘土；一旦找到寻找已久的资料，如获至宝。后来，废品收购站的老板被我感动，同意我晚上太晚报纸还剪不完时，可以用麻袋驮回去在家剪，第二天再送回去。
为了寻找尽可能多的资料，我还想了很多办法。那个时候，我还住在统计局的家属楼。有一年统计局统一粉刷家属楼，很多邻居在刷墙的时候，都会在地上铺上旧报纸，刷完墙直接就扔到垃圾道里了。白天我不好意思像拾破烂似的，直接从垃圾道中将报纸取出，只好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把这些沾满了石灰水的报纸掏出来抱到自家凉房，晒干，抖掉泥土，整理好，再选剪自己需要的。
就这样日积月累，我占有的资料越来越多，办公室、家里，到处是成捆成捆的旧报纸，家里的书房成了堆放旧报纸的仓库，为此多次遭到爱人的嗔怪。
利用碎片化时间编写：为伊消得人憔悴
随着资料的不断积累，我产生了出书的念头，初期只是把剪到的报纸分别剪贴到空白的统计报表的后面。后来，我开始汇总这些资料，把不同报刊刊登的同一词语溯源资料剪贴在一起，反复考证，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想法。
说来惭愧，自己这么多年竟然不会打字，所以只能雇人打印，打出初稿再修改，再打印，如此循环反复，使稿件日臻成熟。
编写工作枯燥烦杂，但对我而言，却觉得有滋有味，乐在其中。
营销工作任务重，事情多，我不愿意因写书而耽误工作，所以编写全是业余时间在家里进行。为此，我推掉很多应酬，业余时间全部在书房里度过。即使是晚上应酬完很晚回家，我往往也坚持编写一两个词条。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2012年5月，170余万字的初稿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共包含了4300多个词条。这一稿，我自己已经反复仔细打磨过十几遍。
2012年7月，当上海辞书出版社看过我选发过去的几个词条后，表示很感兴趣，请我立即将全部样稿寄过去。10月，出版社通知我，《中外词语溯源故事大辞典》通过选题会议论证，列入图书出版计划，并提出了初步的修改意见。
按照这些意见，我对书稿修改、删削并请专业人员加注了拼音（自己的拼音水平实在难登大雅之堂），增加了《凡例》，交代了收词原则、条目安排（包括条目排序原则、相关条目处理方法等）。
二稿工作量虽没有初稿大，但要求之严远甚于初稿。为考证一个词条产生的源头和文献出处，将其叙述得更清楚、更准确，我将以前收集的资料中对该词条的不同解释都分别进行摘抄和归纳，爬罗剔抉，反复推敲论证。
2013年12月，二稿修改完成。接着，三稿的加工又开始了。三稿的重点是对涉及民族、宗教等敏感话题词条进行删削，主要由出版社的编辑完成，自己只是增加了附录之一的《网络热词及流行语》。
2014年5月，第三稿完成。至此，《中外词语溯源故事大辞典》的编写工作全部完成。
致谢：家人、朋友、同事共同助我圆梦
《中外词语溯源故事大辞典》从资料搜集到编写、核实、打磨，历时近三十个春秋，即将与大家见面。对于一个非科班出身的人来讲，完成这样一个专业性和文化性强的项目，殊非易事。历时几十年，个中的艰苦与辛劳，我是深有体会。
首先，感谢我的夫人，这么多年来默默无闻地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家务，才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安心编写，实现自己的梦想。
其次，要特别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编辑。几年来，我们素未谋面，当年一个冒昧的电话让我们结缘，之后工作中的数次沟通也让我感到愉悦和庆幸。每一次，在商量辞典的修改意见时，作为辞典出版方面的专业人士，他们中肯的意见和谦虚的态度都让我感到“羞愧”。说实话，书稿从170万字4300个词条删减到约90万字2100个词条，作为作者，我真的十分心疼。但当我看到编辑一次次的审读意见时，深深地被他们作风严谨、功底扎实所折服。而正是有了编辑热情的帮助和肯定，才给了我出版的勇气和信心。此外，编辑还积极建议我在传统出版模式外，尝试同时开发该书的电子版。许许多多的细节都令我感动，催我奋进。
感谢我的老同学张翔鹰先生几十年来在资料收集、编辑体例、内容打磨、甚至打印校对等具体工作中，所给予的鼎力支持与无私帮助。
感谢新华社的同仁们在我图书收藏和集报方面多年来所给予的奉献，不少同事参与了搜集资料和编校工作；感谢我的同事史叶和毛丫，她们承担了部分书稿的校对、修改工作，付出了辛苦的劳动。
尽管有朋友说“这是一本男人需要、女人爱看、大人小孩都喜欢，这辈子有用、下辈子不过时的好辞典”，但是，由于我的学识有限，《中外词语溯源故事大辞典》不论是内容的故事性、趣味性还是学术方面的理据分析、故事溯源都存在很多不足；本书的遣词造句、体例安排、语言风格等诸多方面也都有很多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所以，我盼望得到广大读者和学者方家的批评教正，将来若有再版机会，我将把此书改得更令人满意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