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10日上午6时，汪精卫的病况剧变，体温高至40.6摄氏度，脉搏增至128次，食欲全无，呼吸困难，渐入危重状态。至下午4时20分时，汪精卫在日本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3.遗嘱之谜
汪精卫病死在日本后，许多人都曾追问其家人和亲属，汪本人是否有遗嘱留下。汪精卫的家人及其亲属都说没有见到汪留下遗嘱。然而，在事后20多年的1964年，在香港却冒出了一份汪的遗嘱，题为《最后之心情》，下书“兆铭”。此遗嘱一出立刻引起轰动。轰动不仅在遗嘱本身，更在其是汪的亲笔还是有人故意伪造。
从这份遗嘱的题目上看，的确是汪的亲笔，但在“遗嘱”前记中却说，全文由陈璧君代抄，并且注明，要等汪死后20年，方可发表。这又不免让人感到疑惑和费解。发表这份“遗嘱”的，是当年汪精卫的死党周佛海的亲信金雄白。
金雄白并不是汪精卫“改组派”的人，更不是汪的亲信，而一直是国民党CC分子。抗战前是国民党《中央日报》和上海《晨报》的采访主任，是个资深的老报人。后来一直追随周佛海，汪伪时任汪伪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金不仅是个报人，而且还是有名的律师。汪伪时在周佛海的支持下，金在南京办《中报》，上海办《平报》，并办了开小报风气之先的《海报》。所以，金雄白和汪精卫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汪的遗嘱，不在自己的亲属处，竟由金雄白得之而发表，实在出人意料。汪的“遗嘱”为什么会在金雄白的手里，自然令人觉得其来历蹊跷，而且有些不合情理。
当时的金雄白正以“朱子家”为笔名，在香港《春秋》杂志上写长篇回忆录，题目就是《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前后写了近百万字，后来出了6本单行本。金雄白在解释汪精卫的遗嘱发表经过时，曾撰写了《汪精卫国事遗书发现经过》一文，文中说：1964年2月8日那一天，《春秋》杂志社转给我发自本港的一封挂号信，发信人却无姓名。启视之下，有一叠4张半蝇头小楷复写的汪精卫的国事遗书，另外在一张荣宝斋的信纸上，还有汪氏亲笔写的“最后之心情兆铭”7字。透查封内，并无发信人附给我的函件。我已深以为异。最初，我为信纸上汪先生的字迹所吸引，再三审视，虽确信为汪氏之亲笔，但仍抱有一个先人的成见，即认为汪先生并没有立下遗书。当汪先生的遗体从名古屋移到南京时，许多人都急急向汪夫人陈璧君探问：“汪先生有没有立过遗嘱？”她当众回答得很干脆：“没有！”
金雄白在这篇文章中还表示：在留港这几年中，他曾不时与汪精卫的家属有所接触。他觉得，当年汪精卫在日卧病时，他的这些亲属都是朝夕随侍之人，而他们又几乎一致说“先生在病中，没看到写过什么遗嘱、遗书一类的文件”的话。不过，后来金雄白仍相信汪精卫的遗嘱是真的。他写道：“不仅这‘最后之心情’几字，无可怀疑是汪的真迹，其次，看惯汪先生文笔的人，一眼立能辨其真伪。5000字的长文，有谁能仿冒？寄件人既不是他的亲属，而且不愿透露姓名，更有何仿冒之必要？况过去的许多事实，也是别人所无法知道的。纸张的陈旧，显然已有一二十年的时间，连上面的一枚图钉，也已锈迹深印在纸上了。”
金雄白为了进一步证实，还会见了汪精卫的长子汪文晋。当汪文晋读完全文后，对题目的字迹，笔调和言语等所说的一切，认为均非伪造。并认为，全文抄写的笔迹，是出于汪的至友龙榆生之手。龙榆生是汪家密友，担任过汪伪中央大学教授，陈璧君在上海市监狱服刑时，龙曾长期送去书籍，内中就有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陈璧君一再阅读，终于写出了“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的自白书。陈璧君于1959年在上海监狱病死。值得一提的是，汪精卫的遗书中说此遗书是叫陈壁君抄写的，但经过汪精卫的长子汪文晋认定，抄写的笔迹又不是陈的笔迹。这是怎么回事呢？
金雄白和许多人研究后，大家觉得唯一的可能就是，汪精卫在病中想到了留下遗嘱，但只写了题目，身体就不能支持他再写下去，于是，就口述或录音后再由人誊写。此又肯定由陈璧君保存，因遗嘱内规定，要汪死后20年方可发表，故她一直深藏不露。后来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自知出狱无望，才暗交可以信赖的龙榆生。当时汪精卫的子女都不在上海，只有龙榆生和她常有来往。汪精卫死于1944年，到1964年刚好是汪去世20周年，故十之八九，信是龙榆生的后代或心腹朋友寄出的。
对遗书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是汪精卫的女婿何义杰。何文杰和其岳父的关系十分亲密，胜过其他子女。汪精卫在日本治病时，何文杰自始至终，随侍左右，寸步不离，汪是不是有遗嘱，何应该是最最清楚的人，当何文杰在港看到这份遗嘱时，除确认“最后之心情兆铭”为汪亲笔外，从文笔和风格上也证明是汪的文章，但他认为绝不可能是汪在日本病危时所写。
汪精卫的另一密友朱朴，看了遗书后，表示了肯定的态度，他说：“我看惯了汪先生的文章，这是别人万难模拟的。”而大汉奸陈君慧看了遗嘱后说：“我曾赴日本探视汪先生的疾病。我委婉问他对将来有什么交代！汪说：‘一切已详在我的著作中。’这‘著作’二字，可能就是指的‘遗嘱’吧。”汪的长女江文惺则说：“假如遗书是假造的话，无论文笔和内容，都到无懈可击的地步了。”
经过这么多人验证后，金雄白和不少人认为，如这份遗书真是汪所口述的，只有一个可能，即1943年底动手术取出10年前留在胸间的子弹后，在南京北极阁寓所休养时所预拟好的草稿，交陈璧君抄写而保存。
汪精卫遗嘱的真伪在争论了一段时问后，虽然有了一些共识，但仍然在争论中。
大汉奸汪精卫的遗嘱中都说了些什么呢？看过这份遗嘱的人都认为，汪的这份遗嘱真是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通篇都是为自己脸上贴金的丑表功。全文共5000多字，几乎全部是反苏、反共、反日、反蒋的论调。主要是：（1）反苏反共。汪认为中日打仗，必定是两败俱伤，结果是前苏联坐收渔利，中共借此壮大。汪为此说：“……回忆民国27年（即1938年），远东成为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战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外以解东人日本之威胁，借以弱我国土……”（2）指责日本。汪说和平未成，是日本军阀跋扈，不遵守条约规定。汪以此将自己的汉奸罪责，推得一干二净。（3）推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掩盖其汉奸卖国论点。
金雄白将汪的“遗嘱”全文发表后，当即轰动一时，尤其是香港和日本，反应十分强烈。“遗嘱”最先在日本引起轰动。在日本销售量达5000多万份的《每日新闻》报捷足先登，抢先于1964年4月29日、30日两天，以最显著的版面予以刊载，并且加了按语。按语中说：“在20年后的今日，对于这份遗书，在中国可与孙中山先生的遣嘱同其重要，而且为昭和历史上的重大资料。”日本对其傀儡政权的掌权者自然评价颇高。
美国有名的“美联社”，也向全世界发布了电视稿，认为它是中日8年战争中的一项新发现。日本东京的英文报纸《日本时报》，于1964年5月7日刊出了中文的影印件，并附有一篇专论。《日本时报》当时是很有影响的报纸，在美国和东南业一带都有很大的销路。该报刊出时的标题是：“汪兆铭的遗书，再揭开历史的真实”。由于“遗嘱”纯为丑表功，故《日本时报》在附言中说：“对于汪氏而言，到现在为正，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系日本统治下的南京一个傀儡政权的领袖，他却用自己的遗言，为他的过去重作表白。”
一个已经逝去多年的，而且几乎是在瞬间便消失的伪政府人物，对他的所谓“遗嘱”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分析家认为，这与当时的世界大环境有关。
就当时的美苏冷战以及大范围的反苏反共环境来说，追随美国的日本，几乎一直肯定“遗嘱”是真的，因为遗嘱中的反苏反共的论调是主要的。《每日新闻》发表了汪精卫的这篇“遗嘱”后，又立即派记者采访了当年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今井是汪精卫伪政权自始至终的策划者和参与者。他对记者说：“《每日新闻》所发表的汪氏的国事遗书，是历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以我私人的判断，这份遗书，确为汪氏的真正心情。”《每日新闻》还派记者专访参与汪精卫伪政权建立的重要人物清水董三，清水开口就说：“这才是真正的遗书。”
这些侵华时的日本人物，他们的话也只能作为参考，因为，这些人当时抱有一种“自谴”、“自责”的心情，他们都认为日本确实不遵守条约，对中国犯了罪，才以此来肯定汪在“遗嘱”中的丑表功。
当然，也有人提出“遗嘱”系伪造的假货。1964年5月15日，胡兰成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为《汪精卫的国事遗书——思想混乱之反映》。他坚持认为，“遗嘱”是伪造的，他把自己和汪精卫都说成是“日本的真正朋友”，他竟然胡说什么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是真正的“爱日运动”，并自抬身价，说自己是汪精卫的亲信，可以证明汪精卫决未写过什么“遗嘱”。
汪精卫伪政府成立时，胡兰成凭着会写文章，骗得了伪宣传部政务次长的高职，但不久就和汪真正的亲信、伪宣传部长林柏生闹翻，被汪精卫扣押，后来被日本人保释。于是，胡兰成离开了汪精卫，和“76号”特工头目李士群混在一起，办起了特务报纸《国民新闻》。由此可见，胡兰成的文章，完全是为了自抬身价，也并无任何参考价值。
到了1964年8月，香港颇有名气的《新闻天地》杂志，也全文刊载了汪的“遗嘱”，并附有很长的文章。文章完全站在台湾国民党的立场，认定“遗嘱”为伪造，竟说遗书是“帮共党的忙，有损国体”。此文为《新闻天地》老板卜少夫所写，卜自己就是台湾的“立法委员”，且此文也缺少有力的否定证据，不足为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