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枪伤复发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1938年12月29日发表“艳电”，公开叛国投日。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时被人刺杀，后虽侥幸没死，但有一颗子弹一直留在体内。
投靠日本后，汪精卫的背部虽然不时仍有疼痛和麻木感，但并无大碍，一切活动都能照常进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节节失利，汪精卫及其伪政权也危在旦夕。这时，汪精卫的心情日趋恶劣，以至于一改“温文尔雅”的风度，动辄大发雷霆，极大地影响了健康。
从1943年8月起，他的背部由阵痛发展为剧痛。这是因为体内的弹头所含铅毒已损及脊椎的缘故。
病情加重的汪精卫，此时本应卧床休息，但却已经身不由己，他的工作加倍地繁忙——既要竭力为日本强制收买上海等地的棉纱棉布，又要加紧“清乡”；既要大力进行奴化宣传，又要促进日本对重庆的“和平工作”。因此，他不断地在上海、南京、东京之间来回穿梭。终于，这年的11月9日，当他又一次从东京返回南京后，病情加重，遂向东条英机请求派几名有经验的医生来南京会诊。当时，汪精卫怀疑自已得了癌症，但又不能肯定，便佯称：因为德国医生怀疑其夫人陈璧君患了胃癌，想请日本医生确诊一下。
东条英机于是派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的内科专家、癌病研究会医院院长黑川利雄博士前往南京。
黑川接到命令后，便和其助手松永藤雄一起，带着必要的检查器械到了南京。黑川到达南京后，先后为汪精卫做了两次体检，体检后发现，汪精卫遇刺时留在体内的子弹伤到了骨头，但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障碍。黑川认为没有必要取出。
后来黑川在回忆录中提到此事时称，检查后发现：“原来（遇刺时）子弹已经伤了骨头，但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障碍，我们认为还是不取出为好，后来我们就回国了。”
虽然黑川认为汪背部的子弹不取出为好，但汪的病况在继续恶化，疼痛实在难忍，不得不再请日本“中国派遣军”军医部长桃井直干中将和南京日军第一医院院医后藤？诊治。
黑川是内科专家，而桃井和后藤则在骨科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因此他们在给汪精卫作了检查后决定为汪施行手术，取出子弹。汪精卫同意，并决定到台城（日军第一）病院诊治背上留弹，时间定为19日的上午。
施行手术取出子弹的决定，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因为手术涉及脊椎，万一不慎，重则可能致死，轻则也能致残。但这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决定。为此，汪精卫在18号为不测作了相应的准备，料理了各方面的事务。
手术很顺利，关于手术的经过，在汪精卫的日记中有记载：“晨9时赴台城病院，11时开始手术，仅20分钟即将留弹取出。是日卧病院中。”
手术的第二天上午，汪精卫便出院，回到北极阁（即原宋子文公馆）疗养。
由于汪精卫在手术后一时不能主持工作，21日，伪行政院会议即决定由副院长周佛海代理院长。22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进一步作出决定：在汪治疗时期，国民政府主席职务由立法院院长陈公博代理执行；最高国防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均由陈公博主持；行政院事务、全国经济委员会事务由周佛海代理执行。在公开发表这一消息时，为防不测，佯称汪精卫已“易地治疗”，不在南京。
汪精卫在北极阁疗养期间，除桃井和后藤两名医生每天来检查伤口外，伪政府的一些重要人物，陈公博、周佛海，还有参谋总长鲍文樾、中央军官学校教育长刘启雄、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陈春圃、宣传部长林柏生、外交部部长褚民谊等人，也都不时前往探望。
术后的汪精卫精神状况还算好，也能略讲些话。据周佛海日记所记：“9时起，旋探问汪先生，精神尚佳，略谈政务。医云7日可封口，10日后或可痊愈，惟因汪先生有糖尿病，恐多费时间。”
2.不治而亡
汪精卫术后恢复得很快，不几天即全部拆线。31日，汪先后会见周佛海、林柏生和伪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以及陈春圃等人。当夜汪精卫还下楼，与亲友共度岁末。
1944年元旦，汪精卫照例发表了新年谈话，继续鼓吹要为“肃匪思想，保障治安，增加生产”三大工作作更进一步的努力，“要拿出全部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以谋大东亚战争目的之完成”。当日还接待了前来贺年的诸亲友。
第二天，汪精卫又接待了来访的周佛海及日本顾问犬养健等人。
第三天晚间，又邀周佛海夫妇参加家宴。
此后的几天，汪精卫接连主持了伪行政院会议、军事委员会会议及国防最高会议，还主持了伪国民政府召开的所谓庆祝参战周年纪念大会，而且每天都接待来访者。
1月7日，汪精卫还特地设宴招待桃井及后藤等医务人员，以示谢意。
人们从汪精卫的一系列活动中，如像看到他在手术后，身体已经康复了。
但是，就如同回光返照，就在汪精卫甚为庆幸之时，他的身体状况却很快急转直下。1月9日上午，在出席了所谓参战周年纪念大会之后，汪精卫即感身体不适，体温不断升高。当天中午本应出席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及天皇幼弟三笠宫崇仁亲王的午宴，因高烧而不得不“回辞”。第二天体温仍然不退，但因已预定回宴畑俊六及崇仁亲王，不能取消，只得抱病勉强主持。此后，高烧一直不退，但原因不明，一般怀疑是“手术时尚留有积血”。
汪精卫不得不停止一切政务，卧床休养。
1月21日，汪精卫感到创口奇痛，体力不支。25日，汪勉强起床，与家人合照了一张相，作为留念。之后，汪不仅高烧不止，且腹部以下肢体重度麻痹，连简单的每日大事记也不得不停止。因此，后来人们看到他的日记也就记到了1944年1月25日。
此时，桃井及后藤面对汪的病状也束手无策，只得通过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电请黑川利雄再来南京诊治。
2月28日，黑川接到了从南京打来的汪精卫病情恶化的电话后，随即飞往南京，立即为江检查。据黑川的回忆说：“发现原来日本军医部长把汪精卫背上的子弹取出了，结果汪的两腿变得不好使了。”
黑川进一步检查后，断定汪病为脊骨癌，学名为“多发性骨髓肿病”。由于南京病院设备简陋，无法很好治疗，于是黑川提出将汪精卫移送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继续治疗，时间定于3月3日。
2月29日，陈公博、周佛海、鲍文樾、林柏生、陈君慧、陈春圃及周隆庠等人，齐聚南京颐和路23号汪精卫宅，听取陈璧君关于汪的病状及决定赴日经过的说明。并决定在汪精卫赴日后，由陈公博、周佛海代行军事、政治事务。随后，陈、周、鲍、林等人到病榻前看望汪精卫，报告了上述决定。
应黑川的邀请，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脊椎病专家、日本神经外科泰斗斋藤真于3月l日飞抵南京。对汪精卫的病情进行会诊，检查结果，认为其脊髓神经发生严重故障，有立即施行手术的必要，因而同意黑川意见，决定如期将汪送往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
3月3日上午9：30时，汪精卫由日军医院汽车送到故宫机场，与等候在此的陈公博、周佛海等伪政府主要人物拱手告别后，即被抬入“海鹅”号专机，直飞名古屋。随行人员除陈璧君及其子女汪孟晋、汪文怫、汪文惺、汪文彬和女婿何文杰外，还有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夫妇、贴身侍卫武官凌启荣、南京中央医院院长黎福等人。
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为江精卫作了周到安排，将医院大楼四层的特别病房作为他的病室。为了保密，称为“梅号”。大楼三、四两层则全部供汪的随从人员及日方参与治疗人员住用。
名古屋商国大学附属医院的各科著名医师集体会诊，一致认为，汪因子弹留存体内时间过久，诱发而成为多发性骨髓肿症，胸骨第四至第七节间，肿胀自背部向前胸发展，以致压迫脊髓神经；必须割除向前压迫之肿胀骨质，以减轻压力。
第二天傍晚，由斋藤真教授主刀，为汪精卫施行“推导切除术”，将第四至第七节胸骨切除。手术进行了一个小时，其间汪的脚部逐步恢复温度与感觉。手术采用的是局部麻醉，汪的头脑一直保持清醒状态。手术结束时，汪连连向医务人员致谢。
院方将切除的骨片与血液进行化验，证明诊断正确，确为“多发性骨髓肿症”。
手术后，医院方面专门为汪精卫成立了治疗小组和助手团。主治医生除斋藤真、黑川利雄外，还有整形外科专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高木宽治，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兼附属医院院长胜沼精臧。另外还有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兼医学专门部部长田春村青及教授三矢展雄等放射科专家参加治疗小组。助手团则由名古屋帝国大学助教户田博、医学部教授上田义雄以及太川元治、小泽由也等人组成。这一阵容，可以说是集中了日本医学界的最高权威。医生们每日轮流为汪精卫诊察3次，夜里一律住在附近的观光旅馆，随时待命；助手团则留在医院轮流值班。
汪在手术后的第四天，身体略有好转，腹部以下渐能活动，但此后病况时好时坏。8月初，病情一度极为严重。日方曾经给周佛海传递了准备后事的口信，但后经救治，又趋好转。
这之后，汪精卫的病情略有稳定。
在此期间，院方先后对汪的脊椎骨盘进行过7次X线治疗，使背腰部疼痛减轻，食欲渐增。但因卧床过久，身体严重衰弱，脉搏高达每分钟90～110次，且时发咳嗽。院方为防止发生肺炎或心脏衰竭及其他杂病，曾多次为之注射强心剂和其他紧急治疗药物。到了11月初，病况进一步恶化。11月8日，南京日本大使馆奉命紧急通知陈公博，要他即赴名古屋一行。经与周佛海商量后，陈公博决定于13日前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