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打破了清王朝200年来的政治平衡，决定了此后中国百年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一件是西方列强全方位的侵略。在英国坚船利炮的叩门声中，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的失败是清王朝皇权危机的前奏。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误认为西方国家入侵中国是暂时的，他们在要求得到满足之后便不会再来，《南京条约》不过是暂事羁縻的一种政策而已。但事实证明远非如此，殖民主义者的欲望是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的。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再次以失败而告终，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法赔款，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并允许传教士到内地自由传教等等。更要命的是，北邻沙皇俄国乘虚而入，一下子就夺走了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以此为开端，西方国家终于看清楚，大清帝国原来已经成为一只不堪一击的纸老虎，于是，他们胆量顿生，欲望大增，不再有所忌惮，频频东来挑起事端，对中国的权益的索求不断增加。清统治者经过两次惨败的教训，对西方国家的看法也由一贯的蔑视变为恐惧与忍让，失败接二连三，除了满足西方列强无止境的要求外，清政府已经别无选择。自古以来至高无上的皇权，破天荒地受制于西方列强，并开始出现了生存的危机。
此后，伴随着外国公使的进驻、不平等贸易的往来、通商口岸的开放、传教士的到来，西方对于中国立体交叉式的影响在逐步扩大并不断深入。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终于成为中国人日渐关注的焦点。
另一件是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1851—1864年，洪秀全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造反运动。
1851年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将矛头直接指向清朝最高统治者，公开向清王朝的政治权威发起挑战。
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金陵”并定都于此。
随后，太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颁布了一系列内政外交的政令，并派兵北伐、西征，继续扩大战果。这样，太平天国雄居东南半壁江山，与清政权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在太平天国的猛烈冲击下，清王朝的地方政权力量，尤其是清政府的军事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和削弱。太平天国基本上摧毁了作为清政府军事支柱的八旗、绿营武装，使满洲贵族失去了控制国家武装力量的实际能力。除了依靠地方上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清政府已经难以再同太平天国进行有效的对抗与较量。
这两件大事共同运动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分水岭，造成了一个注定中国历史前进方向的运数，这个运数改变了清帝国两百年来稳固的统治局面，打破了中央和地方的平衡关系，从此，传统文官操纵政治的局面被迫开始让位于武人干政的舞台。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国情。
继续走传统的科考功名道路，还是从实际出发、开辟军功起家之路，这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一切梦想有所作为的人们重新进行社会价值选择的一个分水岭。
毫无疑问，晚清社会剧变的结果，导致了社会重心逐渐向近代军人群体倾斜。这种情况，从根本上破坏了原有政治与社会秩序的运转机制。社会结构的裂变所导致的士绅与兵的地位变动，使晚清失衡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不得不进行一种必要的调整，从而要求人们的价值观重新进行定位。
晚清社会发生变动的一个重大趋势是科举制度的衰亡和军功入仕的兴盛，科举做官之路开始逐渐让位给军功之路。
鸦片战争以后，欧风美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科举制所维系的社会价值与秩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特别是自湘军、淮军、北洋军崛起，大批军功入仕者纷纷通过行伍途径进踞军政要津之后，科举与行伍的消长之数便一发而不可收拾。
晚清做官路径的重大变化，应以太平天国运动为分水之岭。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清王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和极端君主专制的国家政权，文官体制根深蒂固。然自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以来，随着内战的不断扩大，清王朝赖以维持统治的国家机器——经制兵八旗、绿营先后土崩瓦解，其权力结构从中央到地方都被迫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清代的正规军是八旗和绿营。八旗兵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由入关前降清明军组成的汉军八旗，共20余万人。八旗军兵籍世袭，占有圈占的土地，不同于一般军队，是享有一定封建特权的军事集团。入关后，八旗仍沿用以旗统兵的建制，分为“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两种，但已不归旗主所有，而直属国家指挥调动，构成清朝军队的骨干。禁旅八旗接近10万人，负责守卫宫廷和京师。驻防八旗10多万人分布于全国各军事要地。绿营兵是入关后招募和收编的汉族地主武装，以绿旗为标志，约60万人，配合驻防八旗屯戍全国各地。驻防地方的绿营兵要受驻防八旗监视、控制，绿营中的重要官职规定为满官缺，必须由满洲将领担任。八旗兵的训练、装备、兵饷待遇都远比绿营兵优越。八旗和绿营正规军直接归皇帝统辖，不另设统一指挥全国军队的统帅。所有军队调防均须向皇帝奏报，各级武官的任命亦须经皇帝批准，皇帝通过军机处直接控制军队，比起历代皇朝军权更加集中。除正规军外，清代前、中期的地方军事力量，尚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武装；汉族地区则有地主阶级招募的乡兵团练。一般战事结束，团练即告解散，并非正规军队。清中期后，八旗和绿营腐败虚弱，不堪重用，清廷主要依靠乡勇镇压民众的反抗运动，团练逐渐演变成为正规的“勇营”。
清政府是在大规模军事征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军事统治是其政治控制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其皇权权威的建立仅限于此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中人们对政治态度的反映，是政治行为的基础。儒家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影响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观念形态。长期以来，儒家的政治思想对于稳定国家的政治秩序、满足中国人的价值认同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中国政治中尤其突出。正是利用这种政治文化，清王朝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威。一方面，它继续推崇和利用儒家政治思想，任用大批汉族儒生，希望改变异族征服者的形象，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卫道士和继承人；另一方面，清统治者又仿效秦汉以来中国的君主官僚政体，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政治体制，以便加强君主集权。
但嘉庆、道光以来，清王朝已经开始走向衰败。政治黑暗、国防空虚、财政拮据、吏治腐败等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随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日渐尖锐，白莲教、天地会等农民起义和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导致中央集权政体的运转开始失灵，军事体制运转失灵表现的更为明显。由于军队腐败和军事体制的弊病，清政府在镇压白莲教、天地会等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已不得不用绿营佐以乡勇；鸦片战争中，八旗军更是一败涂地。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对清王朝的经制军八旗、绿营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的打击，形势已经发展到不改变现有国家的政治、军事体制，清政府就无法生存的地步。
为了度过严重的统治危机，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顺应形势，下放权力，允许地方建军自救。以此为起点，在晚清，进入官场之路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咸丰三年（1853年），为了对付太平天国，曾国藩奉“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的谕令，出任湖南团练大臣。至于借此机会创办湘军并且担任起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完全是他自作主张，并未接奉明确的上谕。因此，曾国藩所创办的湘军最初只处于半合法的地位，一旦军事受挫，就会出现生存危机。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率军东征之初，一败岳州、再败靖港时，长沙立刻出现一片解散的喧嚣声，朝中也有人借此大肆诋毁，咸丰帝也要对曾国藩从重治罪，若不是湘军在湘潭战役中取胜，湘军很可能就会从此夭折，曾国藩很可能也会受到严谴。后来，咸丰帝虽然迫于太平天国的军事压力，准许曾国藩独自带兵，但决不允许他兼领地方行政事务。一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江南大营再次被太平军捣毁，清政府再也无力调集大规模军队的时候，咸丰帝才从湘军苦战、绿营收功的美梦中觉醒过来，不得不将两江大权交给湘军领袖曾国藩，以激励他努力与太平军作战，确保清政权度过严重的生存危机。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为了激励湘军作战的积极性，曾国藩大批保举作战有功人员担任地方疆吏与拥有各种职衔。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后，清王朝虽然摆脱了生存危机，统治秩序重新走向稳定，统治权威得以继续保持，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表象。“同治中兴”的背后，一个巨大的阴影同时也在日益扩大起来，这就是随着军人阶层的抬头与军功之路的发达，清王朝原有的用官体制遭到了极大的冲击。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为了便于作战，曾国藩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把大批湘军将领举荐为封疆大吏。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任命江忠源为安徽巡抚；咸丰五年（1855年）任命胡林翼为湖北巡抚；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十月任命严树森为河南巡抚；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任命李续宜为安徽按察使署理巡抚；二月任命毛鸿宾署理湖南巡抚；五月任命张运兰为福建按察使；七月，实授毛鸿宾湖南巡抚，补授骆秉章四川总督；九月，任命彭玉麟为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任湖北巡抚，刘坤一补授广东按察使；十二月，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桓为江西布政使，李续宜调任安徽巡抚，严树森调任湖北巡抚，彭玉麟辞安徽巡抚，改任兵部侍郎；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曾国藩升为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他推荐任命鲍超为浙江提督、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荃为浙江按察使，陈士杰为江苏按察使；三月推荐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五月曾国荃升浙江布政使，刘典补授浙江按察使；闰八月刘长佑补授两广总督；十月李鸿章实授江苏巡抚，阎敬铭署理山东巡抚；十一月丁宝桢补授山东按察使，厉云官补授湖北按察使；十二月，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左宗棠晋升闽浙总督，曾国荃升补浙江巡抚，万启琛补授江苏布政使；四月，唐训方补授安徽巡抚；五月，毛鸿宾迁两广总督，恽世临补授湖南巡抚；六月，郭嵩焘补授广东巡抚；七月，刘蓉补授陕西巡抚；十一月，阎敬铭实授山东巡抚；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杨载福补授陕甘总督；六月，曾国藩授一等侯爵，曾国荃、李典臣、萧孚泗依次授一等伯、子、男爵；九月，左宗棠授一等伯爵，鲍超授一等子爵；在此前后，李鸿章亦授一等伯爵。朱东安：《太平天国与咸丰政局》，《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47—48页。
这样，经过“太平天国一役，自为近世武人抬头之开端，湖广总督以诸侯实封其上，曾国藩以操演武艺为富贵利达之捷径，清廷在增减廉俸定文武品级之不同，此皆重武轻文之表示也”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三分册，第659页。。“同光之间，不由科第而致身通显者，时人目为八大生员。曾忠襄公国荃以优贡官两江总督，彭刚直公玉麟以附生官兵部尚书，刘忠诚坤一以附生亦官两江总督，刘壮慎长佑以武生官云贵总督，张树声以附生官两广总督，岑毓英以廪生官云南巡抚，李续宾以附生官安徽巡抚，刘蓉以廪生官陕西巡抚，他如杨岳斌刘铭传等皆纯以军功进，时人尚不以与八大生员等量齐观”同上，第662页。。鉴于此，薛福成在《选举志》中认为：军功入仕已为其时人才进身之主要渠道，而科举选士则百病丛生，弊不可救。这些现象预示着晚清用官机制已经开始发生重大的转变，“进身之阶，军功捷于科举，则是武人之重，其重极矣”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三分册，第662页。。其后随着军事近代化和近代兵学的兴起，以科举与行伍为渠道的做官路径进一步发生逆转。
清末，清统治者以兵立国，练兵为第一要政。以近代兵学为先导的西方“新学”首先在军事领域打开缺口，旧式武科陷于绝境，不进行改革已无出路。尤其是甲午惨败，举国震惊，朝野反思，科举制更成众矢之的。
1895年6月，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提出了“稍改科举”、“大增学校”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