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雍正改制，也一举消除了两千多年来皇权与相权、将权之间权限划分不清，经常发生矛盾的问题。历代皇帝设置丞相，但又担心相权过隆，担心皇权受到侵犯，因而对在位丞相罢黜甚至杀害的已不少见；但亦有像曹操这样的权相，威震胁迫皇帝的事。国家政务繁杂不设相以辅助，不可能；设置丞相，又怕太阿之柄，而成尾大不掉，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中长期存在的大难题。雍正经过长期思考设置了军机处这样的机构，以之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每日有效率地承上启下处理大量军政重务，但它仅是作为承宣皇帝谕旨，为皇帝的工作做准备和辅助，规定不设官署，不发关防，不置机构和属官（军机章京仅为助手的助手），还不许以军机处名义对外发布任何指示性的文件，仅能在每日由皇帝召见军机大臣，对内外军政重务作出批示之后，军机大臣才能根据皇帝的意见，拟出名为“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名式的下达文件。可见，军机处仅为一个特设的皇帝御前机要秘书处。用军机处和内阁组成双轨议政，内阁负责处理一般性的大量的政务；而军机处则紧密协助皇帝办理军机重务，有分工，有配合，而皇帝紧紧掌握着绝对的统治权力。这一巧妙设计，一举解决了历史上皇权与相权、将权的复杂矛盾，是封建社会晚期一大成功的改革。
除了上述两大改革措施之外，雍正的政绩还是很多的，而且大多卓有成效。诸如，他为解决官员政风问题，一方面严惩贪污，另一方面，则采取厚俸养廉，规定各级官吏合法的收入范围。他亲自掌握与各级重要官员的沟通，健全“密折奏事”，并由皇帝本人“朱批”口谕示制度。他在位13年，现存他与各省总督、巡抚、将军、提督、市政使、按察使、甚至道员、知府之间的来往奏报和批示近万件。他定期亲自召见军政重要官员，也召见委任或即将赴任的中级官员，甚至在召见单上密密麻麻地写出对有关人员的印象和使用意见。他大力改革赋役制度，推行摊丁入亩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无地少地贫难下户减少负担。他严查亏空，充实国库。在社会上，解放丐户、蛋家、世仆等所谓“贱民”，恢复这一部分人民的平等地位。在云、贵等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有利于促进当地的社会进步，大力加强统一。在巩固边防上，他铲平青藏地区的叛乱势力，追剿仍图再起侵扰中原的蒙古贵族集团，相继取得军事的胜利。
别具一格的用人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首重用人与行政。就用人而言，统治者则常有“人才难得”、“天下全才不多得”之类的慨叹。应该说，现实中绝大多数人确属“中才”。有鉴于此，中国古代思想家就特别强调甄别贤与能，讲究从人才配置上实现最优化组合，孟子就说过：“尊贤使能”，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之类的话。从原始含义来看，“贤”往往和“不肖”对称，是指品德高尚又才干出众的人，它包含了德与才两方面的含义。孔子说：“见贤思齐焉”。墨子说：“列憾而尚贤”。《尚书·大禹谟》说：“野元遗贤、万邦咸宁”，等等。在很长时间人们都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贤”这个词的。
到了北宋司马光那里，则别有一番解说。他以为，世俗不加区别地把才与德都混称为“贤”，结果导致了“失人”，即将人才鉴别错了的严重问题。所以他特别强调应当首先把德与才的概念区别清楚。什么是才？“聪察强毅”是也；什么是德？“正直中和”是也。才与德相较，德是第一位的，即所谓“才者，够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司马光也不赞成把人简单地划分为贤与能两大类，而应细分为“圣人”、“君子”、“小人”、“愚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于才谓之“君子”，才胜于德谓之“小人”。经过司马光辨析与发挥的先儒“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思想，遂成为中国古代用人之道精辟的经典表述，对传统政治的影响极其深远。
同司马光“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的重德轻才的取人之术大异其趣，雍正皇帝在政治实践中倡行了一条“宁用操守平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的重才轻德的用人路线。
雍正并不一味地抹杀品德的重要性。他认为“居官立身之道，自以操守廉洁为本”，但“安民察吏，兴利除弊，其道多端”，“操守者，不过居官之一节耳。”“礼义廉耻”乃宋儒所讲的“国之四维”，雍正是这样对新科进士阐释他所理解的“廉”的含义的：“革食豆羹，一介不取”，不过是廉之小节，而理财制用，崇俭务本，使天下之人家给人足，路不拾遗，盗贼不生，争讼不作，贪官污吏无以自容——此廉之大者也。
雍正也不一般地反对清官，但他认定：“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他在雍正四年（1726）七月发表了一道全面阐述识人、用人、察人的长篇论旨，梳理一下，大概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但恃其操守，博取名誉，而悠悠忽忽，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饬经理，苟且塞责，姑息养奸，贻害甚大”；二是操守平常者，其心即不敢自恃，心怀畏惧，颇能整顿经恩，一有不善，即加惩戒，而在朝之官员及伊属下之官吏人等，皆伺察其过，不肯为之隐讳，是以此等之人，贻累于地方者尚轻”；三是“若操守既更胜于他人，而又能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因而遂不满众人之意。总之，在雍正看来，封疆大吏最上者，操守既好又能实心任事、不避嫌怨，其次则操守平常之辈，最下亦最可痛恨者，乃是洁己邀誉的清官巧宦。在雍正心目中，田文镜、李卫、诺敏等名噪一时的能吏乃其最上者，而清官巧宦的典型则是杨名时、查弼纳、张楷、魏廷珍之辈。”
至于如何鉴别实心任事的能吏与洁己邀誉的清官？雍正的要诀是不要相信舆论，或者反听舆论。道理很简单，雍正解释说：“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皆称之；无所取于属员而亦不能禁属员之不法，故属员之贤不肖者皆安之；大臣之子弟、亲戚犯法则姑容而不行参革，地方之强绅生事则宽待而不加约束，故大臣绅士皆言其和平而望其久留；甚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惩，盗贼盛行而不能察，故自胥吏至于盗贼，皆乐其安静而不欲其去任。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此则平日模棱悦众、违道干誉之所致也”。而那些实心任事、治理地方的大臣官员，往往触犯方方面面人们的利益，反而矛盾丛生，“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故意吹索”，结果却为舆论所不容。由于胸中横亘着不可移易的成见，所以雍正总是按照一种反常规的思维方式臆断：舆论皆称好者，想必是沽名钓誉、欺世奸诈之人；为众人所攻而孤立无援者，则应倍加呵护。
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也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他胆小软弱，以致地方好多事久拖不决，工作很难有起色。直隶巡抚李维钧要把常三乐从县令职位上调开，吏部却认为常三乐没有什么劣迹而不予批准。雍正得知这件事，毫不含糊地指出：常三乐当官软弱，实属失职，应当免去官职。看来，在雍正手下，且不说贪官，就是平庸无为的人也很难混下去。河南大员田文镜铲除贪官，果断坚决，由此招致了不少人的怨恨，有人给他开列了十大罪状。雍正经过核实后，将诬告者治罪，下令田文镜官升两级。雍正在田文镜的奏折上，表扬他“为国忠诚”并好言安慰田文镜说：“小人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窄小”。浙江总督李卫，办事严猛，不徇私情，得罪了不少大官。这些人合伙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性情粗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赏识李卫，就是因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
当然，雍正之用能员并非事先不了解其中潜伏的危险。他深知“人心惟危”，用人至难，“可信者，非人何求？不可信者，非人而何？”是他深藏胸中的用人宝鉴，从不轻于示人。可见他用能员的前提实际是“可用而不可信”。但与司马光不同，他并不怕能员足以为恶的才，而恰恰十分珍惜并借重其才以办有益之事。雍正谆谆密嘱他的股肱亲信鄂尔泰、田文镜说：“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为要”，“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恐误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费心力方可”。雍正极其自信，说才干之员尽可以放手使用，即“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范围也，何惧之有？既至教而不听，有真凭实据时，处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碍乎？”雍正还处心积虑谋划出防范能员挟才作恶的办法。这办法非常独特，就是通过密折制度来伺察大臣官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官吏队伍，雍正命令文武百官荐举人才。雍正在位也不过短短的13年，由于他治理国家比较严厉，整顿官僚队伍也很严厉，所以在身前身后都留下不少骂名。但是他能广开言路，对于他不懂的地方事务，鼓励官员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务实反省的作风
雍正一生，以务实精神治天下。他刚一继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地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一“憎”一“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雍正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折，少则一二十件，多则三四十件，为此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他的批语甚至比奏折本身的文字还要多。今天，在留存下来的在清宫档案中，就有数以万计的雍正批过的奏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雍正对腐败的痛恨和他务实的作风。
不知道从何时起，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百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民生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地整顿，情况已经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有一次，川陕总督岳钟琪将几个省区严重干旱的情况如实上报，雍正夸奖他说：凡地方事情，都如此据实奏报，不加丝毫隐饰才合朕意。朕希望所有内外大臣，办事只讲一个真字。
贪官污吏压榨百姓的惯用手法就是摊派克扣。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主管四川陕西军政要务的总督岳钟琪，将两省乱摊乱派的名目进行综合，共有30多项，他把这一情况如实上报朝廷。雍正夸赞岳钟琪毫不护短。他还指出，不但四川、陕西有乱摊乱派的现象，其他各省都一样。为此，雍正选派一大批官员调往四川、陕西，让岳钟琪坚决果断地替换掉各府州县的不法贪官。
奏折是君臣之间沟通情况，上传下达的工具。清朝文武大员的奏折，都是派专人赴京，直接送到皇宫大门。雍正指出：有事，一个月上报几次都无妨；没事，哪怕几年没有折子也不会怪罪。他反复强调：“只务实行，不在章奏。”
云南布政使葛森没事找事，频繁上奏。雍正就批评他说：路途这样远，派专人送来这些没有用的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如果想用密折奏报，来讨好皇上、挟制上司、恐吓下属，那实在是耍小聪明了。
雍正多次告诫群臣说：说一丈不如行一尺。他所关注的是文武大员是否实实在在地干事，而决不在于奏报是否多，说得是否动听。因此，他对官员进京面见皇帝也一直控制得很严。
雍正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只看皇帝脸色办事，事务大小都要请示皇帝。对这种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上是在推卸责任，为自己留条后路。
雍正后期，清政府连续6年在西北用兵，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首领，当时的军事统帅岳钟琪曾就何时进军如何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
雍正认为，凡事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只知道遵旨而行并不一定是好官。云贵总督鄂尔泰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提出不同意见，雍正赞赏他是为国家做官。而云南巡抚沈廷正一味迎合谕旨，雍正严厉斥责他：是为自己做官。
对于那些不做实事、光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的阿谀奉承之徒，雍正简直是嗤之以鼻。有一次，川陕总督查郎阿和陕西巡抚武格在受到批评后在折子上自责说“奴才愚昧”。雍正用红笔在“愚昧”二字旁重重划了一笔，训斥道：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吏，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
雍正作为大清的皇帝，并不以万能自居，他对自己不很了解难以决断的事情，往往坦率地承认，而不是轻易下结论。一次，雍正收到一件如何料理台湾事务的奏折，他看后认为：“其中多有可取之处”。但他并没有立即下令推行，而是十分慎重地批示：朕不知地方情形，不敢轻易颁旨。雍正把这件奏折转给福建总督满保，让他与提督、总兵等经办台湾事务的官员共同商讨，选择其中可行的去办。
自古以来皇帝都被称为天子，自以为无所不晓，无所不能。但雍正却认为未必，他曾经多次颁发谕旨，要求身边的大臣，看见朕的过错，直接指出，“使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雍正即位的第一年，就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写一份奏折，专门给皇上挑错，并交代说，挑的错哪怕是不太合适，朕也不会怪罪，但若是瞻前顾后用一些空话来搪塞，却是万万不可的。
有一个叫周英的人，雍正派他到西藏去统领军队，后来发现周英这个人能力不行，办事浮躁，地方官员反映不好。雍正很坦率地对身边大臣说：派周英到西藏，属于用人不当，这是我用人上的错误。雍正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相信自己可能犯错误，尤其在于一旦发现有错，他能够公开承认并立即加以改正。
在中国历史上，雍正是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然而，作为一个极力加强专制统治的封建皇帝，必然也有许多错误，甚至有人指责他为暴君。但是，雍正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确是一个务实的封建君主。正是他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才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后期遗留下的虚诈不实的官场弊端，为乾隆初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伍
装甲铁流之魂：巴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