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远近高低看历史 (3)
汉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唐鉴真东渡，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传到日本，大量日本遣唐使如吉备真备、高僧空海、阿倍仲马吕等到中国研习中国的文化。如此，日本的文字、建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我们现在也可以参照日本文化来了解中国文化。
二 管中窥豹，于一斑中读历史
经济需要是有限的
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开一个存款凭据，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的利息。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纸券称作“交子”。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它比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清至解放前，一种介于钱庄与银行之间的旧式金融组织开始出现，城北称为“山西票号”。南帮票号源丰润，曾在新加坡设分号。晋中富商榆次常家的“独慎玉”商号，曾在莫斯科设分号。
“若把中国经济史上种种出自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方法和制度等，一一罗举，亦足增长国人之自信。”钱穆在讲到中国的经济史时，提到一种国人常有的误解：认为中国历来鄙视经济，也不重视工商业发展，因而中国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水平必然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消除这种误解，首先就要明白中国传统对经济问题的主要观点，即是物质经济在整个人生中所占地位如何。
生活需要经济的支撑，但我们对物质经济的需要是有一个限度的。钱穆称此限度是“经济之水准”。倘经济水准超出了必须限度，对人生属于不必需。这种不必需的经济，他称之谓是一种“超水准之经济”。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其积极价值的，可是不必需的超水准经济，却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不仅如此，甚至可产生一些反作用。因为它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是提高了人生。“领导人生向上者，应非经济，而实别有所在。”钱穆对中国经济观如是总结。
就像现代社会中，物质文明发展到了一个顶峰，所有的东西都极尽人能去做到精致、奢华。有人说“女人的衣柜中永远缺少一件适合自己的衣服”，而男人对车、房、权力的追求也不亚于女性对美丽的物化欲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提到优质的生活，已经变成一种奢侈生活的新说法，越是在追求物质的满足，人内心越容易失衡，所以现代就普遍出现了所谓的“都市症候”。
中国以农立国，农业生产关系到衣食住行，是人生所最必需的。西方的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也将生理需求作为最基本。若一个社会脱离了农业，就无法生存，就要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是马克思注重在工商业方面的研究，在农业方面他没有很深的见解，也就不能“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为农业生产作一好好的安排。因为我国近代很多次土地革命，都是共产党人自己摸索出来的。
中国是个大陆农国，物资供应，大体上可以自给自足。也正因为我们在经济需要上易于满足，于是中国历史“很早就轻松地走上了一条人文主义的大道。”所谓人文主义，指的是中国历史上各项经济政策，都根据全体人群的生活意义与真实需要来作决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生似乎转成追随在经济之后。经济为主，而人生为副，这是一种本末倒置。
正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自给自足，中国的历史传统在谈及经济问题时，特别注重于“制节谨度”这四个字。钱穆对此的解释是：中国人传统意见是，不能让经济脱离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无限发展，以免成为对人生一种无意义的累赘。
既然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将重点放在发展经济上，而是在于追求人生的提高，艺术品和装饰也就相继发展起来。
“远的如古代商、周之钟鼎、彝器，乃至后代之陶瓷、器皿，丝织、刺绣，莫不精益求精，不在牟利上打算，只在美化上用心。文房四宝，笔精墨良，美纸佳砚，此类属于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质之精美，制作之纤巧，无不远超乎普通一般实用水准之上，而臻于最高的艺术境界。又如中国人的家屋与园亭建筑，以及其屋内陈设，园中布置，乃及道路桥梁等，处处可见中国经济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观点上，而不放纵牟利上。”
思想上的主张影响了经济制度，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政治史、社会史也可以作为研究经济史的角度；在中国历史的传统与其特殊性当中，中国的经济思想才能够渐渐浮出水面。
历史注脚：
预言资本主义不能幸福
常言“贫而乐，富而好礼”，中国社会的人生标准，主要在求平而乐上。《论语》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20世纪的世界并不穷，人口生育率也不弱，所患只是在不均和不安。钱穆说“若专从经济着眼，一切仍只以经济为主，则此后世界将永远无法得均得安。”由此可见，钱穆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带给人幸福安定，而今天看来，也确实有很多人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感到急躁、不满足。
香港大学生批评香港
2009年，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发表了一篇告全港市民书《为我们社会的未来建言》，其中痛斥了现在香港社会的麻木和不公，文中说：“一场金融海啸，把这个神话（市场经济）拆穿了！我们社会的繁荣富裕，不过是一部分建筑在对落后国家及地区的剥削和压榨之上，一部分则依靠经济泡沫的财富效应来催谷和支撑。地产及金融界的金钱游戏便最明显。它鼓吹无节制的借贷，制造资产会不断增值的假象，诱使普罗市民押下老本，争相高价买入成本其实不高的砖头及随时一文不值的‘公仔纸’。一班房地产大亨、投资银行和基金经理、跨国企业总裁就乘机上下其手，愚民而自肥。但信贷泛滥所造成的经济泡沫，在爆破之后，对这批始作俑者来说影响甚微，受害的反而是社会上大多数踏实工作的人……”
政治，不过是学术的傀儡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理想，是由政治来领导社会，由学术来领导政治。而学术则产生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控制，如此一上一下、循环贯通，中国历史才能稳步向前。学术的兴衰和健康与否，关系着社会的盛衰好坏。
追溯古代典籍，可以说中国史上第一个用学术来指导政治的人当属周公。西方哲人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曾对他心目中的政治领袖有一个素描，而周公正基本上符合了柏拉图的理想。他充满智慧，但不是“哲人王”，而是以丞相的身份来管理政治。钱穆说周公是“以一学者哲人身份，来建立了西周一代的政教礼制，奠定了中国此下数千年的优良基础。”
周公主张以礼乐来治理国家，颁布了《周礼》。“尊天、敬德、保民”为核心，是我国“以德治国”的思想之端。孔子称赞周公的主张，并以复兴周公之道为毕生的理想。《论语》中记载：“甚矣！吾衰矣！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孔子对周公的衷心和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在政治上，孔子虽不得意，但他在学术上的影响则是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可以说中国此后的全部学术史，均以孔子及儒家思想为主干。所以钱穆说，以学术来创立政教制度者，以周公为第一人，而孔子继之。
中国的学术发展很繁荣，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历史上少有卢梭、孟德斯鸠式的理论家。是中国的政治学术发展较晚吗？钱穆回答道，中国学术思想不尚空言。
俗话说“光说不练假把式”，只有坐而言，起而行，才能有真正的价值。若徒言不行，纵然著书立说，也只是纸上加纸，这样的人向为中国人所轻视。“古者言之不出，耻其恭之不逮也。”中国旧传统只言“学术”，或言“学问”，不言“思想”。西方纯思辨的哲学，由言辨逻辑可以无限引申而成一套完整的大系统大理论的人，在中国学术史上几乎绝无仅有。
《论语》开篇便有：“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人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便是孔子对于全部人生的一项提纲挈领的叙述。孔子观察日常人生，然后将为人处世的亲身经验记录下来，这不是纯思想或纯理论的哲学。要领悟这句话的真谛，也需要投身于实际生活中，亲身体验一番，你必真做到“学而时习之”的功夫，才能体验出此心喜悦之情，这是第一步。继此以往，然后“有朋自远方来”，便觉无比快乐，此为第二步。更进而达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境界，此为第三步。每一步都是层层递进，息息相关。中国人讲学问，无论说知难行易、知易行难还是知行合一，都是将知与行两项连在一起，“知行”两字并重。
有人说，自从周公定礼而孔子阐发之后，中国人的学术便无进步可言。的确，周礼之后，在没有超过它的新思想出现了，但这并不能说明学术没有进步。比如西方人讲宗教，永远是不变的上帝，岂不比中国人讲人文学，更为固步自封，顽固不前吗？中国传统学术所面对的，是一种瞬息万变、把握不定的人事。如舜为孝子，周公亦孝子，闵子骞也是孝子，他们都在不同的环境与不同的对象面前，各自实践孝道。但我们不能因舜行孝道在前，周公在后，便说周公孝得更进步些，也不能说闵子骞又比周公孝得更进步些。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大取向，也因此，钱穆认为，可以将中国的学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心性之学也可说是德性之学，即正心、诚意之学，此属人生修养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治平之学，也可称为史学，这与心性之学同样是一种实践之学。但我们也可说心学是属于修养的，史学与治平之学则是属于实践的。弄清这两种分法，也是我们了解中国学术的一个基础。
我们评价三国时代的曹操与诸葛亮，多不专注重在其事业上，也不专注重在其文章学问上，主要是自此两人之内心境界与德性学养作评判。这样的评判标准，也正是中国学术大传统的主要精神所在。
诸葛亮六出祁山，在功业上并无大成就，但是他对领袖的忠贞，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仁心诚意，备受后人崇拜。当他高卧陇中时，抱膝长吟，自比管、乐，然又只愿“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待刘备三顾草庐，他才决定出山辅佐刘氏。这种自矜与自重，也是后人非常仰慕的。至于曹操，他曾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别人评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尽管他能横槊赋诗，是建安文学之首，又在政治、军事各方面超出同辈中人，很多人说历史上真正的诗人政治家唯属曹孟德与毛润之两位，但是曹操还是备受后世之讥嘲与轻视。
中国人认为，心性修养是著书立说或建功立业的根本，人格德性才是区分高低贵贱的标准。学术绝不是离开了现实生活的清谈，而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人生态度。政治背后是学术的知道，学术背后是心性的锤炼，心性的背后是道德的约束。研究中国的政治，既要看到当时的主流学术，又要看到这种学术背后的道德观。
历史注脚：
以博学为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