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尽管把人们组成小组来进行生产，使我们有可能实现规模效益。但是我们这样做时，所付出的代价是造成工人的异化和对工作生产不负责任。所以工厂里搞起了纪律方面的管理，这种管理正是针对工人在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时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作出的反应。从雇主的角度说，所有这些纪律，包括各种制度、规章、刺激因素和奖惩条例都是为了获得高效率的绩效。但是从工人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做法，这些新发明，都是非人的、不人道的支付，是对他们进行剥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意见来如何衡量产出的标志。
第三点，潜在的通过机会能产生收益的行为导致人们采取一些战略性的行为，比如说涉及劳资纠纷问题。各公司之间订立合同问题都产生了影响。不管在什么地方，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也好，都可以通过修改合同，通过对一些小的地方不提供服务，来给公司带来潜在的收益。
第四点，大规模等级结构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人们所熟悉的官僚主义问题。大公司内为了应付个人不负责和所有委托人、代理人关系问题的繁杂的规章制度，造成了公司内部管理的僵硬、低效率，影响了生活应变的可能性。
最后一点，还有一些外部因素和未标价的成本，它们反映在环境危机当中。今天的社会是分工非常细、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这种社会是相互依存的世界，它造成了对第三方成本的提高。要利用这些必需的技术重新构造我们的组织比重新构建我们的经济组织带有更加根本性的意义，整个的社会结构都应该得到改变。这种技术和随之而来的规模经济告诉我们，必须实行专业化、精细化的社会分工，转移到非人格化交换和实行都市化。它们都反映我们必须把过去不好的东西连根拔掉，包括一些非正式的抑制因素，这些抑制因素是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上，围绕着人和人的关系来反复进行的人与人的交换而形成的。实际上，一些家庭的根本性功能，比如说教育、就业保险，或者被连根拔掉，或者受到了非常严重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认为刚才提到的问题都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后果，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对任何试图采用第二次经济革命的技术的社会来说，这些问题都是无处不在的。但马克思主义的以下观点是正确的，正像我刚才试图指出的那样，从新的技术和组织之间产生的紧张状态的确是带根本性的困境。目前，在西方世界，所有这些紧张状态，这些矛盾，仅仅是部分地得到了解决。西方各国的经济中因此而产生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症状，例如，政府越来越庞大，用于进行交易的资源、资金越来越多，家庭破裂，而且在很多政治经济等级结构中刺激因素存在着不对称、不兼容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西方世界制度的相对灵活性，不管政治方面也好经济方面也好，一直是缓解这些问题的有力因素。尽管在西方世界适应性效率还没达到十全十美的程度，但它的确是给制度的变迁带来了一些有利的环境。根本性的制度框架鼓励了政治经济组织的发展，这些组织使世界上一些不安全和不稳定的问题得到了缓解，而且演化出了一批灵活的经济组织，这些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一切特性解决了我们的官僚机构出现的刺激因素存在的不协调，不兼容问题，而且鼓励了有创造性的人们发挥作用。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它们的确解决了一些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不仅在环境方面而且在都市中的社会方面也同样如此。第二次经济革命并没有完全解决制度变迁的所有问题，并没有十全十美地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同样它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存在着若干的影响。
我总结一下从我们过度的经济中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教训。一方面，从祖先的历史来看，目前的状况出现了哪些不同，哪些新东西。首先一点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信息成本大大地降低了，大大改变了我们获得信息的代价。第二，出现发达国家经济拥有高精尖的技术，这使后来居上的国家改造起来、适应起来要容易得多。第三，目前我们的世界出现全球性的经济，任何一个国家要进入国际经济大家庭，它都要作出根本性抉择。另一方面是不好的情况，对发达国家如此，对任何希望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也同样如此，过去一直存在的社会黏合剂现在正在融化。今后如果想获得和现在相同的政治、经济效益的话，必须投入比目前投入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资金。同样，它还给我们带来实际的长期的社会稳定问题、政治稳定问题，以上是现在和过去相比发生了变化的因素。
最后，作为结束语，我讲一讲产生的变化。第一，路径依赖仍然起着作用。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素。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非常敏感地注意到这样一点：你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么进行的？我们必须非常了解这一切。这样，才能很清楚未来面对的制约因素，选择我们有哪些机会。第二，对所有愿意取得高效率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我们仍然面临着从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的困境，仍然面临着彻底地、完全地重新构造我们社会的困境。第三，一个国家政体起着根本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仍然决定着我们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从短期看，集权政府可以取得高的经济增长率，从长期看，法制、保证合同执行制度规则才是真正保证长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经济走过了很长的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未来你们有更加光明的前途。我希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光明的未来作出重要的贡献。
经济增长性质的变革/福格尔
福格尔
2004年6月21日，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赴北大演讲，祝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10周年。演讲主题为“经济增长性质的变革”。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教授于1926年出生于纽约，1948年于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1960年于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1963年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1981年至今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担任华尔格林美国机构杰出服务经济学教授、人口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系教员和社会思想委员会成员。
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北京大学，感谢林教授对我所作的充满誉词的介绍。我一直在密切追踪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我认为中国是全球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体，而且我希望，通过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重塑中国经济体制，而且对全球经济体制做一个重塑。随着中国的科学走到世界的前沿，在座的各位有幸处在这样前沿的时代，我祝中国经济成功。
我今天谈谈经济增长性质的变化。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当中，富国的经济运行特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是，现在经济学家们用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GDP及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现在已经不充分了。他们没有考虑到技术机能进化。通过这个术语，我指的是高速技术变革和人类生理学进步之间的合力。由于这种合力的存在，人类对他们的生存环境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控制，使得人类不仅仅具备所有其他的物种，以及大大可以区别与以前各个世代的智人。这种新时代的控制可以使智人把自己的尺寸平均增加了五寸，大大提高了生命器官的能力。技术机能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持续性地征服了在三个世纪以前慢性增长不良，像法国、英国还不能生产足够的食物，来养活超过80%的劳动力以及就业，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劳动力当中，他们每个劳动力平均只能得到现在每个劳动力所得到的1/4。在营养学和人类生理学方面的进步，在很大程度解释了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比如说根据最近一项统计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中有一半应该归功于科技生理进化。这些增长中的大部分来自人体热力学效率的提高，将人体能量投入转化为工作产出的比率在过去的200年当中增长了50%。
技术机能进化的另一方面是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在工作和休闲之间的自由支配时间，睡眠、吃饭和必要的清洁卫生，这些生理上所必需的活动在一个世纪以前和现在一样，大约需要每天10个小时的时间，剩下的14个小时就是自由支配的时间。一个世纪以前，对于西欧或者美国的一个典型一家之主来说，大多数的自由支配时间都花在了谋生上面。他1年要在市场上工作3100个小时来供养全家人生活，同时要做家务，又要花时间在往返工作的途中，这样就要占用全年额外的1100个小时，所以只有很少量的时间用于闲暇。
在20世纪当中，每年的工作小时几乎下降了一半，以至于一个富裕国家的一家之主现在每年在市场上仅仅工作1700个小时。有些国家已经降低到1600个小时。由于家务工作的机械化，现在一个典型的已婚妇女同样也花时间在闲暇上，而不是工作上。到此为止，我仍然注意到工作和闲暇两者之间的差异，尽管这些术语已经非常不准确了，而且很快就会过时。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当大多数人们从事手工劳动的时候，与之相对富人所做的事情受到高度重视。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将这些富人称为有闲阶级。我们不应该认为有闲阶级中的人们都是懒惰的。在青年的时候他们曾经是学生和运动选手，在中青年的时候他们曾是勇敢的斗士，在中老年的时候他们也曾是法官、主教、商业巨头和艺术赞助人。这些非常富裕的，所以谋生并不是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他们之所以做这些事情完全是因为他们能够从中获得极大的乐趣。
所以闲暇不是懒惰的同义词，实际上是指令人满意的努力工作形式。正如爱尔兰剧作家乔治·伯纳德·肖所说的：“劳动是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情；闲暇是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而休息是时间申请不做。同时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从疲惫中得到恢复。”为了避免混淆，我将“工作”一词解释为它的生理学含义，即一项需要超出新陈代谢能量的活动。我将主要以谋生为目的的活动称为“谋生工作”。对于纯粹资源性的活动，即使偶然能够带来一定收入，我也将它称为“资源工作”。
为什么最近几年中谋生工作的时间大量减少呢？我们注意到，并非仅仅是每年和每周的谋生工作时间在减少，正是这一现象暗示了问题的答案。人们把自己一生中的自由支配时间花在谋生工作上的比例下降得更加迅速，部分原因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比过去晚了5年，还有部分原因是平均的退休时间比一个世纪以前延长了11年。
现在人们走在了谋生工作的前面，尽管额外的工作时间由于科技的大规模发展，过去被认为奢侈品的商品，或者是想象中的乃至科幻小说中出现的商品，经过了20世纪的前1/3时间，现在甚至连穷人都可以买得起。一个世纪以前，一个典型一家之主必须劳作1800个小时来获取全家1年的食品供给，但是现在仅仅需要260个小时。总而言之，过去那些价值达到家庭总消费80%的商品现在可以被更加充裕的获得，而无论是在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还是在家庭的劳动，支出却少于过去的1/3。
结果，国家支出的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当额外的闲暇时间被按照工人工作时间所挣的收入来衡量的时候。食品、衣服和住房，过去占价值总消费的3/4，现在仅仅在富国占12%。另一方面，闲暇从总消费的18%上升到67%。在卫生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也有巨大的增加，从小于总支出的2%到大约占总支出的15%。
尽管如此，到现在所展现的数字不能充分地刻画描述过去一个世纪中经济增长的程度。因为在上述的计算中并没有考虑到产出质量的提高，特别是在教育和卫生保健这样服务业当中，今天的中学生在健身房中所学到的东西比一个时代以前大学研究生还学得多，更不用说两个时代以前，而且现在的青少年对于电脑懂得比他们的父母还多，卫生保健方面的改变更加具有戏剧性。一个半世纪以前，快到40岁和40岁刚出头的人被慢性疾病所折磨，他们甚至比现在快到70岁和70岁出头的人更加痛苦。现在不仅疾病的平均发病年龄推迟了30天左右，而且一旦表现出发病症状还有大量有效的治疗方法。疝气过去被认为是持久的和极其痛苦的病况，每四个男性中就有一个被这种病折磨。而现在疝气可以通过一次外科手术过程治愈，在美国仅仅需要住院治疗23个小时。其他具有有效治疗手段的领域包括，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控制高血压和减少中风、外科手术切除骨关节炎、膝关节和髋关节复位、治愈白内障以及减少骨质疏松症和心脏病的化学疗法。我的父母睡觉的时候把假牙放在杯子里，而等我们到父母那个年龄的时候，我们则不需要假牙。
保健和教育部门中大多数的重要进展由于国内生产总值而被忽视了，这是因为这些部门的价值是由投入而不是由产出来衡量的。在抗生素和现代外科手术的时代以前，现在一个医生的1个小时并没有被认为比半个世纪前一个医生的1个小时更加值钱。根据最近的估计，如果合理度量的话，卫生保健部门的改进至少是卫生保健成本的两倍，但是这样的计算方法还没有被应用到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中。以美国为例，我个人粗略的估算表明，如果允许加入闲暇时间增加、卫生保健质量改善、教育质量改善这一类因素的话，过去一个世纪中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几乎能够翻一番（从每年1.8%到每年超过3%）。
这些统计数据对于我们理解美国生活标准的改变有着怎样的含义呢？如果我们采用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增长，美国2000年的真实收入比1900年的水平增加了6倍。然而，如果采用调整过的衡量标准及美国现在的真实收入就比1900年的水平增加了20倍。换句话说，当前美国所谓的商品和服务中有70%并不包含在可度量的经济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