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到美国，能够接受最好的研究生教育。恰恰我走到了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叫做高能物理学，是当时刚刚开始的一个领域。一个年轻人能够跟一个领域一块成长，他能够成功的机会是最大的。我想机遇是第一重要。当然，有了机遇还得要你自己认识到这个机遇的意义以及你自己的努力，当然你过去的经历跟你的喜爱有关系。
我想每一个年轻人，第一，对他自己有一些了解，知道自己什么东西做得好，什么做得不是那么好。第二，要对前途、可能走的方向有一个了解。这一点上，美国的学生跟中国学生有一个相当大的分别，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生，兴趣广，东看看、西看看，这样的好处是把触角伸得广，知道哪些领域是自己容易走过去的，哪些领域容易发展。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大陆，从一开始就把学生限制到几条路上去，让他很专，这样有好处，也有很大的坏处。在座的同学，我建议在你们受教育以外，能把自己的触角伸得远一点，能够看见更多的机会。
问：杨老师的初恋看似无疾而终，但是对杨老师也有影响。请问杨老师，感性和理性在你的生涯中各自所占的地位？
答：我想感性和理性的影响跟这个学生研究的科目有关系。像我这样学物理的人，在研究工作里感情的成分很少，可是一个人如果是诗人，那他的工作里头主要要靠他感性的成分。这个题目没法做一个普遍的回答。
问：您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是不是事业达到了巅峰？除了兴奋以外您还有什么其他感受？
答：我是35岁得到诺贝尔奖。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得奖以后有一个很大的晚宴，大概有1000人，在晚宴上，每个得奖人要讲几分钟的话。所以我预先就讲了一下，我觉得我应该讲当时的感受。我的演讲后来发表了。我主要是说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话，深深地觉得我是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共同的产物。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之所以能够到美国，当然因为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做这个工作跟我留美有关系，我为什么能留美呢？跟八国联军有密切关系。
那个时候八国联军占据了北京城，可是后来就产生了割地赔款，其中一部分分给了八国联军在中国受到的损失以后，剩下的钱捐给了中国，在清华大学设立了留学生制度。我在清华大学长大，我是清华留美的学生，所以我能够出国是与八国联军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问：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中国国籍的人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华人有，这是不是与当前中国的研究体制有关？能不能比较一下中国与美国在研究形式方面的利弊？中国有哪些需要学习和改进？
答：这个问题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这个问题的提法有点不太正确。原因是我和李政道得奖的时候，我们的护照都是“中华民国”的护照，那个时候还没有入美国籍。很多人问为什么没有华人得奖？我的回答是这样，做出很重要的工作要有很多条件，一个条件是要有很聪明的人。大家都知道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平均起来不比别的国家的人差。第二，要有好的传统。这一点我想大家也承认，中国的传统有他的坏处，可是教育下一代，对于年轻人有耐性、有忍力，都是中国传统好的地方。第三，要有决心。像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就没有决心，那时候还在讨论要不要引进西学，今天已经一扫而空，不管是台湾、香港、大陆，大家都认为全国一心，要向科学技术进军。可是这些加起来还不够，还需要有经济的支援。今天比起从前好得多，可是比起先进的国家还是差得很多。资金增加以后，过一些时候，我相信在台湾、香港、大陆能够做出来得诺贝尔奖的工作，我相信一定会发生的，大家不要太着急。另外有了这个条件以后还要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建立起来的。我对于这个问题前途的看法是很乐观的。
问：杨先生，您好，在您的人生道路上最令人感动的事情是什么？当您站在诺贝尔奖领奖台上时，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当您遇到困难挫折时是怎样克服的？
答：第一个问题，我想近年来我最感动的时候是1997年7月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眼看着大英帝国退旗撤兵，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之中上升。我想在座的同学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可能不能完全了解我当时的感受。我父亲那一代的人跟我这一代的人，对于20世纪中国的变化所产生的自我的一个感情，是一个年轻的人不能够了解的。因为你们不知道在20世纪初年，中国是在一个怎么样被欺负、被看不起的状态。
所以我说1997年7月1日我在香港观礼时候的感受是最近一些年最感情丰富、感情冲动是有道理的。我一生当中遇到的困难很少，我实在是太幸运了。我跟大家讲的，我当时很喜欢张景昭，后来由于感情上的波动，那个是我一生比较复杂的一个转折点。我是幸运儿，我从来没有找事情，都是事情来找我的，所以没有失业的困难。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什么大的挫折。
制度变迁理论纲要/道格拉杜·诺斯
道格拉杜·诺斯
道格拉杜·诺斯，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经济教授，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到这里参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它不仅将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契机，也会对当今世人瞩目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讲一讲有关经济发展的一些理论问题。这些理论是我和其他一些经济学者研究的结果，是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未来的研究有关。
经济研究的目标不仅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是为了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整个过程的一个重要步骤，使人们未来的生活具有创造性，富于刺激性。
目前还没有一个关于经济变革、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的理论，以作为分析的基础。作为替代，我今天向大家介绍向这一方向努力的三块基石：第一，我们从历史的经济经验中可以学到什么？第二，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第三，全世界制度转型国家为我们提供的实验室。让我首先谈一谈历史经验：第一，综观历史，经济的发展是间断的、不均衡的，经常存在例外情况。第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从部落经济向现代经济演变过程中经常陷于困境。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并不是限制性的因素。第四，从人格化交换到非人格化交换的转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关键性的制约因素。第五，路径依赖对变革起着制约作用。从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的转换和路径依赖表明，制度演变的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我想向大家提供一个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纲要。
我们要把制度和组织区分开来。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于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如果说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组织就是玩游戏的角色。组织是为一定目标所组成，用于解决一定问题的人群。所以经济组织是企业、工会等，政治组织是政党、议会和国家的规制机构，教育组织像你们北京大学。用制度和组织这样清楚的界定，我现在对制度变迁提出五个论点。
第一，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环境下，制度和组织连续的交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关键之点。
第二，竞争迫使组织持续不断地在发展技术和知识方面进行投资以求生存，这些技能和知识以及组织获取这些技能和知识的方法将渐进地改变我们的制度。
第三，制度框架提供激励，决定人们取得什么种类的技能和知识以取得最大限度的报酬。
第四，人们的想法来源于人们思想角色。
第五，集体学习，即从历史中存活下来的，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的，并且是路径依赖的。
现在具体解释一下这五个论点。经济生活的发展是个人、企业家进行选择的结果。很多决定是日常性的决定，有些例外，有些可以在现存的产权制度下解决。但是有时需要改变规则；有时起作用的是非正式的规范，有时非正式的规范也发生变化以致消失。在这两个例子中，制度都是逐渐被修改的，这是因为人们认为重新制定政治经济模式框架可以做得更好。改变的原动力可能来自经济体的外部，例如，其他经济体的竞争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会改变经济体中企业家的看法。但根本的变化来源于企业家和组织的学习过程。虽然一些学习来源于好奇，但根本上是由于组织之间竞争的加剧。竞争是稀缺经济下组织和个人加紧学习以求生存的产物。竞争的程度不同，如果存在垄断性的政治经济组织，竞争的因素就会减少。学习的速度取决于经济变化的速度，但学习的方式直接影响到经济变化的方式，学习的方式和速度反映了人们对学习所得到的报酬的预期，还反映了制度矩阵中的激励因素。如果制度矩阵中的变化都是渐进性的变化，则所有制度变化以经济的、规模的、范围的方式表现出来。此外，由于组织在制度矩阵中的存在，它们会成为利益集团保证现存制度持续存在的力量。“路径依赖”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现在我将具体运用上述五个观点来分析产生现代经济所必需的制度转型，即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的转变。人格化交换是建立在个人之间相互了解基础上的交流。在这种交换中，由于人们的知识水准低，经济规模小，交易成本较高。相反，非人格化交换，意味着我们对交易的另一方没有任何个人了解，我们不能以任何个人形态来区分交易对方。博弈论是这方面的例证，反复玩同一游戏，参加游戏的人不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可能很好地合作。当游戏只有一个回合时，参加游戏的人互相并不了解，参加游戏的人数很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就不能很好地合作。博弈论中这两种情况正向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的转换。从亚当·斯密到今天，我们逐渐了解到一个国家市场的大小反映了该国经济发展的潜能。但是同样市场的规模又告诉我们，它具有很大的潜能，除非我们很好地重新组合，重新结构我们的市场，把我们的交易成本降下来，否则将是得不偿失的，所以现在回到我刚才向大家提出的五个观点上。
我们力图从人格化交换转向非人格化交换时，必须重新构建我们的市场，确保我们的交易成本是低廉的。这正是我刚才讲的从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的带根本意义的步骤之一。各个组织在重新构建市场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创造出真正的制度变迁以实现或降低交易成本。但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我们必须要建立足够多的经济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建立起我们的产权制，建立起我们正式的规范，在我们的经济交换中使我们的经济市场变得更加高效率，同时我们还要把这一切转移到政治体制上，我们也同样要做这一切。原因是非常简单明白的，一个国家的政体决定着指导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这也就是说，除非我们结构出或者制造出一个稳定的、对我们非常高效率的经济制度起支持作用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否则我们绝无可能建立起稳定的、高效率的经济结构。
我向大家介绍的故事，由于过去的一个半世纪发生的历史事件变得错综复杂起来，我把这叫做第二次经济革命。第二次经济革命是基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这样一次经济革命。在这个过程中，物理学、生物学、遗传学各个学科的发展是造成科学技术知识发展的主要源泉。所以，所有这些学科的系统应用，在应用到基本的经济问题，也就是经济稀缺问题上，不仅仅使参尔萨斯的关于收益递减律的论点站不住脚，而且新的看法是，这个世界充满无穷的机会。然而，要获得这种前景，达到这种潜能，我们就需要重新构建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组织，以期得到更多的收益，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实现这一点。所以现在技术需要我们在职业领域和地区领域实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分工，以实现前所未有的交换幅度和规模，并发展下去，为了实现规模递增的收益，我们需要在交易方面进行巨大的投资，在美国，从1900-1970年间，劳动力从2900万人增加到8000万人。同期，产业工人从1000万人上升到2000万人，白领工人从500万人增加到3800万人。关于交换部门其中交易成本通过市场可能被测量，在美国1970年交易部门构成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5%。由于协调和实施执行的成本越来越高，目前美国的交易部门一直在生长和扩张。为了实现这样一个专业化世界，使它取得各种收益，我们就需要控制漫长的生产链条中的质量问题，解决各种问题，而且造成了另一现象，就是委托-代理关系，它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人们采取了各种办法来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应用各种技术来降低交易成本，比如说，用资本代替劳动力，或者说降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人身自由，或者通过自动地衡量各种物品的质量。这里有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如何衡量投入和产出，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人们就能够判明各种生产要素在各个生产阶段的作用。在投入方面，人们对如何衡量单个投入的贡献没有一致意见。另外，对于各种生产要素应该支付多少报酬，人们也存在着争议。对产出来说，不仅存在没有标价的剩余产出，如各种污染物，同时还有一些更加复杂的成本。比如说，如何界定需要的某种物品的质量、性能，某种服务的质量和性能。另外，我们的新技术还有一个特点，各公司有规模巨大的固定资本投资，而且固定资本投资的整个周期是非常长的。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整个的交换过程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这中间出现了各种捉摸不定的因素，价格方面、成本方面，以及各种机会行为的可能性方面。
同这个技术相伴而来的出现了一系列组织方面的问题。
第一点，现在有必要花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衡量产出的质量，以及各种代理人的工作绩效。为了详细地衡量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性能以及各种代理人的绩效，人们就产生各种分选、定级、商标、保险期、保修期、执照产品许可证以及很多方面的技术。尽管所有这些技术，以各种器件、部件来衡量，但是我们真正衡量诸如汽车修理的质量和医疗服务的质量还是很难做到，在一个从上到下的等级机构中，具体地衡量人们的绩效是更加困难的，因为它涉及人们如何克服困难取得低的衡量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