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国两晋南北朝军事思想概貌及其特色
以公元190年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为标志，中国进入分裂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魏、蜀、吴三国在群雄混战中脱颖而出。其后，魏国权臣司马氏灭蜀，代魏，灭吴，最终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西晋王朝。37年后，国家再次发生动乱，形成北方匈奴、鲜卑、羯、氏、羌和汉族建立的十六国同南方东晋汉族政权的对峙局面。继而演变为南北朝，即南朝宋、齐，梁、陈等汉族建立的王朝，和鲜卑族建立的北魏、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此后，北周灭北齐，隋文帝代周。到589年隋灭陈，这个分裂动乱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遂宣告结束，前后凡400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处在秦汉和隋唐两个大一统的历史时期之间。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有许多全新的特点。在民族关系上。从东汉末年起，北方和西北边境上的匈奴、鲜卑、揭、氏、羌大举迁人中国北方，在与汉族地主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以少数民族汉化为中心的民族融合。同时，北方汉族大批迁徙到南方.加速了南方经济的开发，造就了对抗北方政权的基础。人口大迁徙、民族大融合是这个时代的鲜明特点。在封建关系方面，两汉盛行的奴婢已不多见，宗族中外来客的数量急剧膨胀，使封建租佃关系上升为时代主流。客的涌现，又使国家控制的户口急剧下降，国力削弱，而封建主的力量却日益雄厚。加上自给自足的田庄经济盛行，这就为封建割据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政治生活方面，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蜕变为士族，他们不仅垄断文化，还享有政治、经济特权，极力谋取本宗族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成为分裂割据的阶级根源。各国国体依然是中央集权制，但政体则转化为贵族专政。两者的矛盾，表现为朝廷与地方势力磨擦不断，内乱和改朝换代频繁。
大量的社会矛盾无法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不得不付诸战争，于是军事成为重要的社会实践。这一时期军事实践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战争频仍，南北对峙。崛起的各种势力之繁，建立的王朝之多，此兴彼灭之迅速，各时期政治军事态势之复杂多变，使这个时代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乱”的时代，记载其兴替的正史在24史中占11史，加上《后汉书》、（隋书》的有关部分，多达13史。据记载，这400年间爆发战争605次，是战争频率最高的时期。二是军事重权往往掌握在权臣手中。两晋南朝高门士族出身的权臣经常执掌一国或一方军事大权，与皇权产生尖锐矛盾，酿成祸乱之源。三是水军和骑兵进入大发展时期。南方以水军见长，北方以骑兵见长。特色兵种的发展，是形成南北对峙的重要军事原因。四是战略战术水平有质的提高。关心时务、研究战争大略的人越来越多。北有曹操、司马懿、二苟、郭嘉、刘晔、杜预、张宾、王猛、崔浩之辈，南为周瑜、鲁肃。陆逊、谢玄之徒。诸葛亮、羊枯等人更以数言定天下大计，引导了历史的走向。水战战术、骑战战术、步骑联合和水陆联合战术都有很大的发展。诸葛亮的八阵图则攀上了冷兵器时代阵法的高峰。
上述军事实践是军事思想的根源，同时，当时社会思潮的大变动也给予军事思想以重要的影响。东汉末年，占据统治地位的经学陷入困境。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思想界冲破经学的牢笼，继春秋战国之后，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王充、仲长统的社会批判思潮首先登场，随着汉末兵争年代的到来，法家思想大受宠爱，所谓“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晋书》卷17《傅玄列传》）。魏亚始以后，以儒释道，兴起玄学。在司马氏同曹氏集团残酷斗争中，许多避祸者口谈玄远，“手挥五弦，月送归鸿”，形成盛行于两晋的玄学。玄学深入探讨了宇宙本原，于古代哲学的发展不无贡献，但也出现空谈误国的流弊。南北朝以后，玄学不能自立，依附于儒学和佛学。儒学由于以伦理和政治为轴心，有益于实用，再次占据思想界的主体地位。而宣扬普渡众生、死后进入极乐世界的佛学也十分兴盛，在思想界有重要影响。于是，以儒法为主体、佛道为两翼的中国传统文化架构显出雏形。这个时代，思想界给予军事思想以重大影响的，主要是法家和儒家，玄学和佛道对军事思想的影响则是有限的和消极的。
（一）军事思想概貌
1.一个高峰，两个重点。东汉末年到三国初年，军事人才济济，思想极为活跃，成绩斐然，出现了两个最著名的军事思想家，使这一时代的军事思想达到高峰，为两晋南北朝所不及。
军事思想达到高峰并非偶然。一来三国的军事实践极为生动，二来人们的思想较少受陈规陋习的束缚，人才、特别是智谋人才大量涌现。三国时比较“乱”，有助于军事思想的活跃，但更“乱”的十六国时期却没有出现高峰。显然，三国思想大解放和人才双向选择、统治者求贤若渴等条件，是后者不具备或不及的。
这个时代，北方的统一和南北对峙是军事思想研究所要探讨的两个重点问题。北方经常陷入动乱分裂，曹操、石勒、苻坚、拓跋焘、宇文邕先后五次统一北方。南北对峙始于三国，中间是东晋同北方十六国有关政权对峙，最后是南北朝对峙。北方统一和南北对峙，涉及战略、作战、边防和建军等诸多问题。军事家在回答上述各项问题时，形成各自的军事思想，构成时代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每一次统一和对峙，都既带有各自的特点，又有共同性，不断促进着军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2.军事思想家和兵书。这个时代的军事思想家以曹操、诸葛亮最为杰出。他们两人都生活在社会发生大变动的三国时期，他们的军事思想带有社会转型期的新特色。曹操出身官宦家庭，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少，是汉末思想解放的带头人。他的军事思想以申、韩为主，杂取诸家，成就最高。他统军作战30余年，持法重才，诡诈善变一在非常困难和不利的形势下，以卓越的智谋方略击败群雄，确立了在中原地区巩固的统治地位。总的说来，他取得的胜利最大，军事思想的成就超过政治思想。诸葛亮是兵法发达的齐地世家大族的后裔，沦落他乡务农为生。他“本王心行霸政，以儒道狭权数”（叶适《习学记言》卷28《蜀志》），杂取申、商、韩非。其治军思想全面深刻，成就辉煌。他的作战思想则解决了小国对抗大国的种种难题，极为珍贵，他受儒家思想影响比曹操深，谨慎有余而出奇不足。政治思想的成就超过军事思想。
兵书是记载军事思想的重要资料。但从《三国志》开始，这一时期的断代各史均不设艺文志。到《隋书》才有《经籍志》，所著录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兵书，除博戏棋类以外仅74部，这是这个时代各王朝图书屡遭劫难的结果。西晋时“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库有子遗”；“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遣散”；梁元帝收文德殿图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周师人郢，咸自焚之”；魏孝文帝秘府图书稍加充实，至“尔朱之乱，散落人间”；至隋，方始整理总结天下图书，于唐大德五年溯河西上运往长安，但“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隋书》卷32《经籍志》）所余74部兵书只是乱世兵燹漏网之物，然而，未出唐代，饱受安史之乱等战火洗劫，74部只剩少数几部。到了今天，则基本亡佚。只有曹操《孙子略解》，以注文附于《孙子》，流传至今。此外，《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还保存有魏晋以来兵论的只言片语。
真书亡佚，伪书有了容身之地。如论为将之道的《将苑》50篇，宋时题诸葛亮撰，流传至今。奇怪的是从东晋之初，以至于唐，各代多次重金向民间搜求逸书，未见此书，隋志两唐书也不曾著录。直到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才首见著录。如果真是诸葛亮所作，一千多年默默无闻，是说不过去的。三国时已经有人假托诸葛亮著书，宋时兵书更是伪托诸葛亮成风。该书首见著录于伪托成风之时，就显得更加可疑。论内容，“考五十篇内之文，大都窃取孙子书而附以迂陋之言”（《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存目·心书》）。因此，姚际恒、《四库全书总目》、梁启超都把它断为伪作。
军事思想的研究受两个相关方面的影响：官方指导思想和兵书。兵书固然重要，它是官方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个时代兵书基本亡佚，军事思想的内容残缺不全，颇为遗憾。如果为了弥补遗憾掺进可疑货色，那离真相岂不更远。官方军事思想也是重要的，它对时代军事的影响更直接、更巨大。兵书也只有影响了官方思想才有实际意义。一个时代的军事思想，不能没有官方指导思想，否则便不充分、不全面。三国两晋南北朝兵书基本亡佚，仍然能揭示时代军事思想的概略，就是因为有官方指导思想可以凭藉。
（二）军事思想的特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军事思想有民族、实用和综合的特色。民族特色在作战思想上最明显。游牧民族人主中原后强调骑兵，汉族政权退居南方后强调水军。南水北骑的思想历代都有，但同样是北方重视骑兵的政权，曹魏和北魏思想却存在着民族差异。没有一个时代具有如此对比鲜明的民族特色。
实用特色表现为偏重对策研究，着眼应用。这个时代军事思想的水平不在原理的发现，而表现为兵法原理同军事实践的结合。这是对兵法的二度创造，常常离不开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诸葛亮的名文《隆中对》，体现了科学原则和方法，但作出的回答是对策，不是战略学。由于兵书基本亡佚，实用特色显得更加鲜明。
综合特色表现为多元综合。秦汉以来，中国军事思想的主流，从创造学派转向综合诸家之长。各代都在综合，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综合是在当时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条件下进行的。它不像两汉那样独尊儒术，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小，只要对军事有利，该用哪个就用哪个，是多元综合。这种综合，既是对诸家的综合，如东汉末年到三国初年，申、韩、商、儒、管等大行其道，又有玄、佛、道等施加影响；也是对多民族的综合，如北方少数民族后期的汉化，在军事思想上也有表现。
总的说来，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乱的时期，此后，中国历史再也没有这么“乱”过，“乱”的时间再也没有这么长过。因此，这个时代民族的实用的综合的军事思想，是没有别的时代可以取代的。这就决定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军事思想特殊的历史地位。
二、以治为胜的建军思想
（一）以法治军
汉末以来，豪强大族仗势不法，严重影响军队建设。要在竞争中崛起，建设有战斗力的军队，非有管用的思想武器不可。乱世建军，传统的经学不再管用，军事思想家纷纷把目光转向法家。法家讲富国强兵，以法治军，可以有效地使军队强大起来。汉末的战乱形势不允许发展生产以富国强兵，因此时人重点借用并发展了法家以法治军的思想。
三国人认为，以法治军的目的，是建立“有制之兵”（《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引诸葛亮语）。传统上一向重视将领的作用，三国人发现制度的作用比将领更重要。蜀国长水校尉廖立就批评关羽“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后数丧师众也。”（《三国志》卷40《廖立传》）诸葛亮从理论上研究“将”与“制”的关系，指出“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认为军队的军令制度和作风纪律的养成，是比将领的个人才能更重要、更带根本性的因素。建立“有制之兵”，就要形成一套法令体系。从残存的曹操、诸葛亮军令看.内容涉及战斗与管理，范围广泛，诸如步战、骑战、船战、阵法、行军、移营、通信指挥、后勤、祭祀、刑罚等，都有详细具体的规定。颁布军令的目的，曹操认为在于“设而不犯”（《孙子略解·行军篇》），孙权认为在于“欲以遏恶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三国志》卷47《吴主传》）
三国人认为，落实法令规章，必须“训章明法”（《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就是教训部队，让大家明白法令规章。诸葛亮把街亭之败的原因归结为不能训章明法，可见其分量之重。
落实法令规章，更重要的是坚持赏罚。曹操最看重赏赐。汉末乱世，君臣上下缺乏必要的信任，御军极难。曹操要求将士送家人在他身边留作人质。但扣留人质只能保证基本不叛变不逃亡，因此曹操强调以赏赐调动将士积极性。他说他羡慕名将赵奢、窦婴“受赐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成大功，永世流声”（《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他深刻认识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孙子略解·作战篇》），凡“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他认为治理乱世与治理和平时期之军，赏赐规律不同。“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同上），为了“立功兴国”，“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同上）。认为那些反对把郡国之任赏给有功能军吏的言论，不过是以管窥虎的陋见。在赏赐时，诸葛亮则强调无微不赏和赏不遗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