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至11世纪，对中缅两国来说，都是重要的转折时期。在中国，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统一了中原和东南沿海地区，政治中心南移。北方的陆上交通因受辽、金、西夏所阻，对外联系只好以海上交通为主。但同时，宋王朝也加强了从西南途经缅甸的陆海两路交通，从而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国有了更多的经济文化交流。当时，缅甸国王阿奴律陀也把分裂割据的缅甸统一了起来，建立了以蒲甘（位于伊洛瓦底江中游左岸）为中心的蒲甘王朝。由于其北方的云南有段氏大理国相隔，蒲甘要与宋朝中央政权打交道，就必须通过大理，一旦受阻便不能自由往来。在这种情况下，海上交通对于两国来说就变得重要起来。公元1057年，阿奴律陀在攻占了下缅甸孟族的直通王国之后，控制了地处东西方海上要冲的直通和丹那沙林沿海地区，并开始与宋朝进行海上贸易。宋朝在东南沿海的海港城市设市舶司，鼓励海外贸易的发展。宋人赵彦卫所撰《云麓漫钞》中，就有福建市舶司与蒲甘国进行贸易的记载。曾任桂林通判（官名，地位略次于州府长官）的周去非，在其《岭外代答》“注辇”条中说：“注辇国是西天南印度也，欲往其国当自故临（令印度奎隆）国易舟而行，或云蒲甘国亦可往”；又在“蒲甘”条中说：“蒲甘国自大理国五程至其国。”
宋代，大理国是以“白蛮”为主体所建立的封建领主政权，辖境相当今云南全境、四川西南部等地，分八府、四郡、三十七部。其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冶铁技术均很发达，接近汉族水平，主要以马与内地进行贸易。其王曾被宋朝皇帝封为云南节度使、大理王。据缅甸《琉璃宫史》记载，缅王阿奴律陀执政（公元1044~1077年）不久，因闻知中国大理崇信佛教，并有一枚神圣的佛牙，便亲率其子江喜佗和四员大将至云南大理求取佛牙。他们在大理逗留了三个月之久，受到了大理王的隆重接待。虽未取得佛牙，却通过彼此的接触增进了了解和友谊，回国时，双方互赠礼品，大理王赠送阿奴律陀一尊碧玉佛像。回蒲甘后，缅王把佛像供奉在蒲甘王宫中，被认为是中缅两国有着共同信仰的象征，成为缅甸历代国王顶礼膜拜的圣物。在缅甸民间，关于缅王阿奴律陀亲赴“乾陀国”（指中国的云南大理）求取佛牙并受到大理国王隆重礼待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中国史书记载的蒲甘第一次正式遣使人宋，是阿奴律陀之子江喜佗时期（公元1084~1112年），即宋徽宗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当时的蒲甘王朝已经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国力日益强盛，国际地位也随之提高，所以来王朝在接待蒲甘来使时，应该采用什么样规格，尚书省是进行了认真研究的。最终，朝廷同意以大国之礼接待蒲甘使节。从《宋史·蒲甘传》的相关记载中可知，宋朝廷对当时缅甸的情况是十分了解的，对中缅关系也非常重视。学者们认为，蒲甘使节这次是取海路入宋的。
蒲甘第二次遣使人宋，是公元1136年缅王阿隆悉都时代。对此，中国典制文献《宋会要》（宋历朝官修《会要》的总称）以及龚鼎臣所撰《东原录》中都有记载。这一次，缅使是由陆路经大理国并与该国使者一起人宋的。
缅甸同云南大理的地方政权，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与宋朝中央政权的交往，也大多是通过大理进行的。宋朝因西北产马区被辽、金、西夏所占，战马缺乏，于是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杨佐受命出使云南选购战马。大理产的“越赕聪”（赕：dan）是著名的良马，而蒲甘也产马。据《诸善志》“蒲甘”条载：“其国多马，不鞍而骑。”缅甸的马最早也是从大理传人的。因此，大理在贩马中，在宋王朝与蒲甘之间，起的是互通有无的媒介作用。除此之外，许多经典著作和药书也在两国间相互传播，对于各自的宗教哲学、医学和药学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蒲甘是缅甸的古都，既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又是古代的佛教圣地。至今，蒲甘还遗存着举世闻名的数千座佛塔，这些佛塔来历不同，形制各异，尤以阿难陀塔最为著名。在阿难陀寺中。珍藏着1500幅壁画，不仅可与中国敦煌石窟的壁画相媲美（媲：pi），而且还有许多相似之处。
四、元代：中国与缅国
公元13世纪后半叶，元朝与缅甸之间发生过三次较大的战争：第一次是在1277年，第二次是在1283年至1287年，第三次则是在1300年。战后，中缅两国官方的联系逐渐增多，据统计，整个元代，缅甸至少有13次遣使入元，而元朝也曾派人6次出使缅甸。政治上联系的加强，很自然地促进了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的历法、习俗等都曾传人缅甸，并对缅甸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过影响。直到今天，缅历的节气，仍与中国的农历相类似，同时也有闰年，缅语称“瓦塔聂”。同样，缅甸新年的泼水节也盛行于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一带。节日期间，人们相互泼水祝福，并进行拜佛、赛龙舟等活动。泼水节同两国的历法、农业节令密切关联，反映了两国劳动人民在春耕农忙前的欢快心情；同时，泼水又含有洒水洗尘、免祸消灾和助天降雨、祈望丰收的寓意。
公元1285年，元朝大军压境，缅王便派遣高僧信第达巴茂克为使节，前往大都（今北京）与元议和。由于信第达巴茂克是德高望重的佛教领袖，又有外交才能，终于用佛教教义说服了虔诚的佛教信徒——元朝皇帝忽必烈中止对缅国用兵，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回国后，因其出使有功，缅王降旨，赐给他水旱地各400亩以及耕畜和农奴。信第达巴茂克把这些赐予作为功德全部捐给了敏格拉悉提佛塔（亦称吉祥塔），并将出使中国的详细情况，镌（juan）刻在《信第达巴茂克碑铭》上。碑文中，中国被称为“德卢”，“德卢”是蒙古语“达噜嘎”亦名“达鲁花赤”（即治民官吏）的对音。从此，“德卢”也就成了中国和中国人的专称。
在《信第达巴茂克碑铭》的记载中，还提到公元1286年，元世租忽必烈派他的王子雪雪的斤率大军进入缅甸时，曾带有一个庞大的僧侣使团（由70多个寺庙的僧侣组成），入缅后驻于太公城。看来，忽必烈是深知缅甸国情的：一个信奉佛教的国家，光靠军事力量并不能征服民心，所以他想用宗教的力量去征服缅甸的佛教信徒。而缅王选派高僧信第达巴茂克为出使中国进行和谈的首席代表，也是想利用佛教教义达到和谈的目的。结果，双方都取得了胜利，这是两国将佛教文化应用于军事和外交的罕见范例。当时随使团人缅的，也有西藏的喇嘛教徒，至今缅文中的“喇嘛”一词，就是元代从中国传人的。
元代统治者对于商业和对外贸易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在他的《岛夷志略》中，对元朝与缅甸之间的海上贸易情况，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来自福建泉州等地的中国海船在下缅甸的一些海港城市停泊并从事贸易活动，以中国丝绸、瓷器、乐器、金银、铜铁换取缅甸的象牙、胡椒、稻米等特产。由于到该地经商较易获利，且可在那里较为安定地生活下去，所以“贩其地者，十去九不还也”。这些留在缅甸的中国人与当地人杂居一处，婚娶繁衍，是为缅甸华侨的先祖。当然，他们也就成了汉文化的传播者。至今，缅语中仍有许多汉语借词，如筷子、豆腐、油炸鬼（油条）、荔枝、帆船、舢版等，多是用福建音拼写而成的。
五、明清之际：中国与缅甸
公元14世纪后半叶，缅甸国内的形势比较复杂。1364年，控制了缅甸北方的掸族建立了阿瓦王朝（公元1364~1555年）。从1368年开始，阿瓦王朝与缅甸南方孟族建立的勃固王朝进行了长达40年的战争。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兴的明朝取代了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公元1394年，明朝在阿瓦设缅中宣慰使司，与阿瓦王朝关系密切，往来频繁。对中缅边境一带的各土司，明朝统治者则把他们视为自己的藩属，册封其为宣抚司或宣慰司。
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三月，明朝正式成立四夷馆，目的是“习译夷字以通朝贡”。四夷馆内也设有缅甸馆。公元1436年至1449年间，明朝政府留下随缅甸使节来中国的缅甸人当丙、云清等6人，在缅甸馆任教，并授予其“序班”的中国官衔。他们为中国培养了不少缅语翻译人才。1490年至1604（年间，先后在缅甸馆任教的缅甸人和中国人总共有28人。人馆学习的人称“译字生”，译字生的课程，起初主要是专攻翻译杂字，就是学习一般的文字翻译技能。供译字生研习的课本称《华夷译语》，内中也有《缅甸译语》，今均流失在他国。
四夷馆至清初改名为四译馆，仍沿袭明制，隶属翰林院，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又改名为会同四译馆。鸦片战争后，因与西方英、法等国往来增多，会同四译馆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清政府便于1862年在北京成立京师同文馆，内有英、法、德、俄等语种，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缅甸产的宝石举世闻名，自古就是输入中国的主要商品。唐代称为“瑟瑟”的绿宝石，曾在大理风行一时，所以《唐书》中有“大理妇女多缀（zhui，装饰）瑟瑟”之语；同样，中国丝绸也极受缅甸妇女青睐（lai），因此《蛮书》（又《云南志》、《云南史记》，唐樊绰撰）中说“骠国妇女悉披罗缎”。到了明代，中缅两国间的玉石珠宝以及丝绸贸易更是盛极一时。
缅甸产的玉石是雕刻玉佛的珍贵材料，一向为世界佛教界所推崇。随着两国玉石贸易的发展，传人中国的缅甸玉佛不计其数。至今，中国佛教圣地、古刹名寺如五台山广济茅蓬的大玉佛，四川峨嵋山金顶的大玉佛和上海玉佛寺的大玉佛，都是峨嵋山金顶的果迦法师自印度归国，途经缅甸朝拜大金塔时，缅甸佛教徒赠送给他的。此外，浙江普陀山文物馆、杭州灵隐寺、福州涌泉寺、北京北海团城等处，都有缅甸赠送的玉佛。这些玉佛雕刻得十分精美，巧夺天工，洁白无瑕，是中缅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公元1644年，清兵人关攻占北京，取代明朝统治中国。明朝灭亡后，其残余力量在中国南方建立南明政权，其末代皇帝桂王朱由榔（即永历帝）在清军追击下，失去了所有的地盘，并于公元1659年逃人缅甸境内，被缅甸人解除武装后安置在草房之中，受尽了凌辱与虐待。后来，明朝将领李定国、白文选等曾率大军几次入缅，前去“迎驾”，想把永历帝救出缅甸，都没有成功。随朱由榔人缅的官兵共有约1500人，多不愿再返中国做清朝的“亡国之民”。因此不少人流落在缅甸乡间隐居起来。公元1661年，明朝叛将吴三桂又率清兵1.8万人人缅，兵临阿瓦城下，要求缅王交出永历帝，缅王因无力抵御清兵，只好将永历帝交与吴三桂。此次清军往返缅甸，又有不少官兵流落其地不归。明末清初中国大动乱，特别是这么多中国人留居缅甸，不能不对缅甸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
清缅战争于公元1769年结束。不久，两国间便恢复了邦交。至缅王孟云时期（公元1782~1819年），两国的友好往来已经相当频繁。据《清史稿》记载：“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孟云遣大头目率从役百余人赍（ji，携带）金叶表文，金塔及驯象八、宝石、金箔（bo）、檀香、大呢（ni）、象牙。漆盒诸物，绒毯、洋布四种”等礼品进京，要求通好；乾隆皇帝也回赠孟云佛像、文绮（qi），有花纹或图案的丝织品）以及珍玩器皿。此后，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缅王又曾多次遣使入京。在1795年的缅甸来使中，有一个名叫孟干的学者，曾多次访问过中国，且精通汉语。他曾把中国的《康熙字典》、《渊鉴类函》（清张英等奉敕编成的类书）、《朱子全书》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大批古籍带回缅甸，为中缅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公元1824年，第一次英缅战争爆发，缅甸战败，割地赔款。此后，缅甸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到1885年则完全被英国吞并。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缅甸遭英军入侵、但还未完全丧失主权的情况下，缅中之间的朝贡关系仍然没有中断。公元1834年、1844年和1853年，缅甸仍曾三次遣使人京。缅甸最后一次来贡是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这时，缅甸的半壁河山已经被英国人占领。缅甸使节此次带来5只大象和一批贵重礼品，并受到清德宗和慈禧太后的接见。随这次使团入京担任通事（高级翻译官）的是旅缅华侨李枝荣。
（第二节）中泰文化交流
一、由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的中国与泰国
位于中南半岛中南部、泰国湾内的泰王国也是中国的近邻，自古就是东西方海上交通、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中心。泰国是一个以泰族为主体民族组成的国家。泰族是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定居于今日泰国北部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之初。据《汉书·地理志》“粤地”条记载，早在汉武帝时，携带着大批丝绸的中国海船就通过今泰国湾和泰国境内的古国——邑卢没国和谌离国，越马来半岛，跨印度洋而至黄支国（令印度康契普腊姆）。可见西汉时，泰国就已经是中国海船航行印度洋的必经之地，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古代，在泰国境内，有许多由各民族建立起来的互不统属的小国，而这些小国又多与中国有着朝贡关系和贸易往来。据中国史书记载，三国时的东吴曾派朱应、康泰浮海出使扶南（今柬埔寨），“其所经及传闻，有百数十国”。回国后，朱应撰写了《扶南异物志》，康泰撰写了《吴时外国传》，内中都提到了当时在泰国境内受扶南控制的许多小国，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国家是金邻国（亦称金陈国）和顿逊国（亦称典孙国）。金邻国的政治中心在泰国的中部，暹（xian）罗湾古称金邻湾，就是因金邻国而得名。
公元6世纪下半叶，在今泰国南部又出现了赤土、盘盘、哥罗、狼牙修和堕罗钵底等一些小国。这些国家虽然各自为政，却都与中国通过海上航路保持着外交和经贸关系。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命常骏、王君政出使赤土国，携带大批丝绸和各种丝织物以赐赤土王。常骏等自南海郡（今广州）乘舟起航，沿今越南海岸线航行，到南海人泰国湾至马来半岛的泰国南方沿海一带。赤土国王派船30艘迎接隋使。回国时，赤土王又遣其子那邪迦随同常骏回访中国井贡方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