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麻烦出来了。《晨报》总编辑刘勉己，晚上不知为什么，去看了副刊的校样，他认为：《我的失恋》太不庄重。便不得伏园的同意，将《我的失恋》稿抽出来。勉己的人，忽然要勉到旁人身上。伏园愤怒之下，辞职了。为的是：刘勉己剥脱了他的编辑权，抽掉了鲁迅的稿子。
于是，《语丝》发刊了。
《语丝》的发刊，完全由伏园的辞职而起，由写文章的人，每人拿出一部分钱，作为印刷费。这一方面，可使伏园有事做。一方面可使写文章的人还一样有地方写文章。记得在第一期发刊时，伏园与李小峰等，还亲自抱着刊物，在真光电影院门前发售呢。
《语丝》一发刊，伏园在《晨报》辞职的事，被《京报》主人邵飘萍晓得了。便聘了伏园去，为他编副刊。当时的《京报》，以消息灵通见长。故在政界上很有势力，但因编辑方法呆板，又少学术空气，所以在青年界，没有引起注意，可是伏园一进去，情景便大不同了。当时报纸的销路增加，连邵飘萍本人，都为之吃惊，他看出了文化的力量。便约我去为他计划七种附刊。——即副刊之外，每天有一种周刊，一星期周而复始，这办法，在上海《民国日报》实行过，但在北方，还是创举。——当时共出了文学、妇女、图画、戏剧、民众文艺等等。以后，因思想关系，我们很反对专捧女戏子的《戏剧周刊》，飘萍很痛快地将《戏剧周刊》停刊，要我约鲁鲁迅创办的《莽原》周刊 迅先生，他很赞成，他当时说：
“我们还应扩大起来。你看，《现代评论》有多猖狂，现在固然有《语丝》，但《语丝》态度还太暗。不能满足青年人要求，稿子是岂明他们看的，我又不大管，徐旭生先生的猛进，倒很好，单枪匹马在战斗，我们为他作声援罢，你去同飘萍商议条件，我就写信约人写文章。”
第二天晚上，我俩便聚集在鲁迅先生家里吃晚饭，当时到场的，我记得有：许钦文、章衣萍、高长虹、向培良、韦素园等等。在我报告了同飘萍接洽经过之后，当时便想刊物的名称。最后还是培良，在字典上翻出“莽原”二字，报头是我找一个八岁小孩写的，鲁迅先生也很高兴那种虽然幼稚而确天真的笔迹，次一个星期五，《莽原》第一期，就在《京报》发刊了，除随《京报》附送外，另外还由《京报》赠印三千份，作为写文章人的报酬，这被赠送的三千份，是交由北新书局李小峰发卖的，当时《莽原》经常撰稿人有：鲁迅、尚钺、长虹、培良、韦丛芜、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姜华、金仲芸、黄鹏基等等。
当时北京正是黑暗时代，军阀政客出卖着祖国，蹂躏着人民，摧残着文化，但因中山先生的北上同死亡，刺激着青年，觉醒了青年。于是广大的青年群，活跃了。无论走到哪里总是三三五五的，在讨论什么，争辩什么。而所争辩讨论的，是鲁迅先生的方法同理路。曾忆《京报》征求青年必读书问题揭晓后，为鲁迅先生的答案，曾弓起广泛的论争，这论争，竟延长了好几个月之久。
在这种情形下，鲁迅先生很难于再写小说了。虽然他的《彷徨》已摆到街坊，但鲁迅先生可忙得一塌糊涂。每天要讲课，要上衙门，要作战斗的杂文，要看各种各样的小说、散文、诗歌、论文，还要校阅期刊的稿子，还要接待日夜不断的青年访客，可是，这也没有累倒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每日以酒，以烟，以点心（当时先生饭量是很小的），支持着身体，刺激着神经。《野草》里面的大部分作品，就是这样环境之下完成的。而写作的时间，又完全是在静夜之后，所以《野草》里边，充满了严森之气，不为无因的。
然而’还有更坏的环境呢。
落伍的章士钊，做了教育总长了。活寡妇杨荫榆，便谋得了女师大校长的位置。她的乖张的举动，引起女青年的反抗，于是风潮暴发了。杨荫榆恼羞成怒，便开除大批学生。鲁迅先生是当时该校的讲师。xt此处置，深表不满。于是学生会的中坚分子，都来鲁迅先生家里来了，问这样问那样，鲁迅先生总是谆淳告诫着，从没有表示厌烦，当时在鲁迅先生处来的最多的，是陆晶清、许广平、张静淑等等。
由于女师大风潮事件，鲁迅先生当时发表了不少的言论，《京报副刊》、《语丝》、《莽原》、《民众文艺》等就都有鲁迅先生为打击封建势力而作的精短的批判。当然，这很引起章士钊总长的烦恼。便利用权势，将鲁迅先生在教育部的佥事免职了。
佥事的被免职，虽然无损于鲁迅先生的精神，更无损于鲁迅先生的物质（每月虽名有三百元薪，实际只拿一二成）。可是，鲁迅先生，不愿使正人君子们高兴。便在平政院与章士钊总长打起不上堂的官事来。结果章士钊以不合法手续，挟嫌免人职位，败诉。鲁迅先生仍？教育部办公c但鲁迅先生却不再去办公了。他的目的不过要章士钊晓得：一手还不能掩尽天下人的耳目，——虽然那时候，他是一个堂堂的总长。在此时，不说接收信函与稿件，只接待青年就够繁忙了。但青年中，还有对他特地去麻烦的。
一是北大旁听生冯省三，有一天跑到鲁迅先生家里，向鲁迅先生床铺上一坐，将两脚跷起，说：
“喂，你门口有修鞋的，把我这双破鞋，拿去修修。”
鲁迅先生毫不迟疑的，将冯省三的破鞋，拿去修好后，他还为他取回来，套到他的脚上。可是，冯省三连谢都没有说一句，悻悻地走掉了。
鲁迅先生，在每提到这件事时，总是说：“山东人真是直爽哇！”
其次，是一个中国大学旁听生钟青航。
在一个夏天的夜晚十二时以后，鲁迅刚刚开始写东西，“砰砰砰”有人打门了。鲁迅放下笔，跑出去一看，来者是一个面善的青年，穿着长到拖地的睡衣。对鲁迅先生说：
“我睡不着，特地跑来同先生谈谈。”
“好，请进来！”鲁迅关了门，将青年人让到书房里。
青年人开始滔滔了，但出乎先生意料之外的，来者并不是失眠的痛苦，也没有失恋的悲哀。青年人是髙兴了，叫了一辆汽车，在北京城兜了一个圈，付不出十五元车钱，却打了开车的一个耳光，于是被关进警察厅两星期。吃着黑面馍馍，受着蚊子臭虫的围攻，虽然只有两星期，人却是可怕地变瘦了。同鲁迅一直谈到天亮，鲁迅先生所要写的文章，只能向后再说了。因为天亮了，他还须去再上课。但鲁迅先生对此事，并不懊悔，他总好说：四川青年真勇敢，因为那位钟青航正是四川人氏。
由这两件事，也可以看出鲁迅先生的一面。
但，话似乎扯得太远了。赶快再回到本题上。
在《莽原》时代，鲁迅付出可怕的精力，在时间上，可以说：毫无使他休息的机会，但他的精力，并没有白费。这里社团发现了。那里刊物出版了。直接间接都受着鲁迅先生的影响。记得当时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略》时，那讲堂的座位，不特挤满了人，连外边窗子上也都把的是人，青年人对于先生，是怎样爱好啊！
此时，先生支持着一切青年们的运动，国民党筹办《国民新闻》，先生介绍素园去编副刊。吕蕴儒在河南办《民报》，先生拉人为他写文章。徐志摩放下他的灵感的笔，另外提起政治的笔，写那有名的《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鲁迅先生也曾给予了好评。丁玲女士曾写信给先生，要求先生代她找工作，先生也曾要我去找过《京报》的邵飘萍，胡也频在烟台不能生活，寄一篇文章给我，先生也曾代他找李小峰办过稿费的交涉。当时的先生，真是忙于写文，忙于讲书，忙于校稿，忙于见客，忙于一切意外的要求与应付。先生没有长篇创作的发表，其缘故，或许就在这里吧？然而先生并不是不工作的人，《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奇》就都在这时期整理出，《出了象牙之塔》、《思想山水人物》、《小约翰》等也都在这时期翻译出，《野草》及其丰富的杂感不必再说了。
此后，来了可怕的恐慌期，奉军人关了，封闭报馆，枪毙记者，捕捉青年，先生也在被捕的教授名单中，于是先生也只能躲到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里。连家人也接受了戴君的劝告，迁人东长安街长安饭店，随后，先生也还迁到法国医院里。
长期的躲藏，不特没有法子工作，连生活也曾成问题，先生便应了林语堂之约，到厦门大学教书去。当时与先生同去的，就是现在的夫人许广平女士。到车站送行的，则有李季谷、许钦文、许淑美等等。
先生一走，《莽原》自然分散，以后便是狂飆与未名二社的对立，这里不想再说下去了。
这里，特别要提的，是许季兼——即寿裳先生，他是先生的好朋友，无论思想方面，行动方面，他都对先生有很大的贡献与帮助，如女师大风潮事件，教育部辞职事件，许先生就都是热心的参加者。而先生生活方面，许先生亦为之计划不少呢。
还有一点，要特别提出的，是《莽原》曾出过一次增刊。那原因是商务印书馆编辑人章锡琛，因妇女问题，在理论上与北大教授陈大齐发生了相左的意见，商务印书馆竟逼他辞职，他虽然离开商务了，但意见还是要发表。于是老远地将稿子寄到北京，要鲁迅先生想办法。可是得罪教授们的文章，什么地方也不见得会登载罢？于是我决定找邵飘萍去说明，因稿子多，想出一个增刊，飘萍先生概然答应了。于是我们出了那有名的驭辩性的增刊。鲁迅先生对于学术上的自由与认真，也可从这里看出一斑。
（I943年，《鲁迅回忆断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