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充简介
王充(公元27-约97年):中国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迁徙到此。
王充生于东汉建武三年,出身于“细族孤门”,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自幼好学,青年时在太学读书,受业于著名儒学大师班彪(即班固、班超的父亲),喜欢博览群书但是不死记章句。他家里穷没有书,经常去逛洛阳集市上的书店,阅读那里所卖的书,看一边就能够背诵,于是精通了百家之言。后来回到乡里,住在自家教书。
王充先后曾任会郡功曹、治中等官,由于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多次和上级争论,不久弃官回乡,居家教授,致力著述,擅长辩论。他认为庸俗的读书人做学问,大都失去儒家了本质,于是闭门思考,谢绝一切庆贺、吊丧等礼节,窗户、墙壁都放着刀和笔。晚年生活十分困苦,据《后汉书》载,永元中病死,终年70岁左右。
王充目击当时在方士仙术、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灾异迷信思想的影响下,书传记载夸张失实,经典注疏杂入谶纬;伪书充斥,学术驳杂,使儒学神化,以致是非不清,黑白颠倒,他奋起冲破旧藩篱,对世人所共同奉守不渝的五经进行一番虚实是非之辨。于是作《论衡》,对虚妄不实之言加以评论,对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针砭,解释万物的异同。
整个东汉二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长统,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而王充为最。王充以博通古今、广采众家的治学精神,撰写了很多著作,但保留下来的只有《论衡》一书,现存30卷84篇(原85篇,缺《招致》篇),20多万字。《论衡》继承了前代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传统,吸收了儒家、法家、墨家、道家思想和自然科学成果,是一部涉及范围非常广泛、论述新颖的哲学政论名著,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一部“百科全书”。
在王充的教育思想中,他从人性可以改变的观点出发,认为一般人“在化不在性”,“在于教,不独在性”。他以染丝为例,说明在不同的环境和教育下可以改变人的善恶品质。他说,婴儿“本无争夺之心”,但长大以后,接受“利色”思想的影响,逐渐产生了“争夺之心”;同样,婴儿也“无推让之心”,长大以后,由于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也可以养成“推让之心”。
他在《率性》篇中,提出“教训之功”,“渐渍之力”。他认为,人的知识、才干、道德品质,都是在教育和环境的影响下形成和改变的。王充否认“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观点,强调学以求知。他说:“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他认为,学习过程,首先是通过感官接触外界事物,“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也”。但仅凭耳目等感官的感知,还会产生真伪、虚实不分的假象,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所以还必须“铨订于内”,“以心意议”,即经过思维功夫,才能做到“订其真伪,辨其实虚”,达到理性认识。为证明知识是否正确,还要以“效验”与“有证”去检验知识的可靠性。这样就形成了“目见口问”──“以心意议”──“效验有证”的认识公式,构成了他的唯物主义教学论基础。
王充针对当时颂古非今的思潮,明确提出,古今无异,今优于古。他直斥“好褒古而毁今”的世俗之见,认为知古不知今就如同瞎子一样。他重视现实,主张在学习上不必拘泥于师法和古义。他鄙视那些“尊古卑今”的儒生,认为这种人“少所见而多所闻”,只相信过去,而忽略当今,只知道死守经书,而不知道分析、辨难,因此常常以讹传讹,贻误后人。
汉代自武帝以后,儒者讲经注经,五经各有其传,师法所承,分经分家,各习专门之法,树立门槛,并以此猎取功名利禄,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的发展,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王充冲破流俗,提倡求真求实,打破师法家法门户之见,探索经书的本义。他指出,当时儒者讲说五经错误很多,前代儒生不了解事情的本末,“空生虚说”,后代儒生又盲目迷信师教,所以就“随旧述故,滑习词语”,只知遵守师法家法,“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虽然注经千篇,也不会有创见卓识。王充不盲目相信一家之言,“好博览而不守章句”,提倡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破除偶像。他说:“苟有不晓解之问,迢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在儒术独尊、儒学神化的情况下,他敢于冲破传统思想的羁绊,坚持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对启发独立思考、发扬人的创造精神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王充的教育思想
1人性与教育的作用
王充认为,人性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他说:“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人性的差异并非天意,而是自然因素影响而成的。他认为生来就善或恶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则可以通过教育使之定型。他说:“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又说:“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也就是说,性可教而为善,只要有适当的教育,天下无不可教育的人。
王充认为,教育在发挥社会作用时具有隐效性,礼义教化似乎不能为国家增添财富和实力,教育的社会效益是间接的,往往被一些缺乏远见的人所忽视。王充指出,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说,学校教育的作用在于维持纲纪伦常,激民向善,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效益。教育对社会作用在于经过“圣教”渐化熏陶而使受教育者“文才雕琢,知能十倍”,可以为国家“任卿相之用”,也可以借“仁义之力”来改造社会。
2教育培养的目标
王充把当时的人才归纳为儒生与文吏两大类,儒生是指有一定经学造诣的学者,文吏则是指虽无经学造诣、但有丰富官场经验的官吏。他认为文吏与儒生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但从总体而言,儒生优于文吏。因为儒生自幼“被服圣教”,受纲常伦理的熏陶,并有治国之道的研究,而文吏“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已,勉赴权利。”他批评当时重吏轻儒的社会风气,认为这是社会政治腐败的一个根源。
对于儒生,王充也把他们分为四个层次。他说:“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联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他的培养目标,第一是“鸿儒”,因为鸿儒能精思著文,具有独创精神;第二是“文人”,既掌握古今知识,又能从事政治工作,敢于向皇帝上书言事;第三是“通人”,能博通古今,虽缺乏实际从政的经验与能力,“而以教授为人师者”;第四是“儒生”,只能说一经,犹如鹦鹉学舌背诵经书的章句之生,这种人只比俗人强一点,对社会没有多大的用处。
3论教学
(1)关于教学过程
王充以为教学过程包括“见闻为”的感性认识和“开心意”的理性认识两个阶段。
首先,他强调人的感官认识的重要性。他指出,“闻见”是圣人积累知识经验的基本手段。闻见有两层含义:一是留心周围事物,注意积累生活经验;二是广闻博览,通过书本或其他间接途径吸收他人的经验和思想,接受间接知识。王充认为,教学中首先要依靠耳闻、目见、口问、手为,直接接触客观事物,这是认识的最根本的条件。
其次,王充指出,教学不能停留在“见闻为”的感性认识的阶段,这必须把感性认识加以深化提高,上升到理性阶段。他说:“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所谓“开心意”,就是要求开动脑筋,进行理性思考。这样才能“知一通二,达左见右”,也才能分清是非,判定真假,“订其真伪,辩真虚实”。
(2)关于教学内容
王充作为古文经学的思想代表,仍把儒家经典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他强调“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但他反对墨守儒经章句,主张遍览群书,涉猎百家之言。因为百家中有“圣人之言,贤者之语,上自黄帝,下至秦汉,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备矣”。它不仅能“使人通明博见”,而且可以改良当时的政治。
(3)关于教学原则和方法
①“诠订于内”
王充指出:“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所以他强调对事物的认识既要“信闻见于外”,又要“诠订于内”。诠订有各种途径,而最重要的是实践。他说:“事有证验,以效实然”,这就是说,理论必须符合客观事实,必须通过实际效果来检验。这是王充的基本的教学方法论。
②学用一致
王充主张学习知识是为了应用。他说:“凡遗通者,贵其能用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他强调把学到的知识加以融会贯通,用于现实,解决问题。
③“距师”与“问难”
汉代儒生治学,好“褒古毁今”、“信师是古”,造成教育空气沉寂,学术枯萎。尤其是在教育管理上,恪守师传家法,造成学者知识面狭窄,思想僵化,“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结果是以讹传讹,谬种遗传。因此王充有针对性地提出“距师”。他说:“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他主张破除对老师、对古人的迷信,敢于问难求解。即使对孔子、孟子之言也不可盲从。王充指出:“苟有不晓解之问,迢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划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这种提倡独立思考,反对盲从和迷信的教育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思想解放的作用。这是王充教育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