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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旷达人生(7)

古人曾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寰公二十四年》)也就是说不朽的人生是由立德、立功、立言组成的。对于现阶段的苏轼来说,立功是没有机会了,立德需要一生的积累,所以立言成为苏轼在黄州时期实现文人不朽价值的重要途径。黄州这现实的牢笼,也许限制了苏轼行动的自由,但又如何能限制他思想的自由呢?在给朋友的信中,苏轼说:“我在黄州闲废无事,也无所用心,于是专心着述,在一两年之间完成了对《论语》《周易》的注释工作”(《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二十一),借以阐发自己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论语说》五卷、《易传》九卷的完成与《书传》的开始写作,标志着苏轼自成一家的学术思想的形成,也标志着他开始跻身于北宋最重要的思想家之列,其学说与王安石“新学”对立而自成一家,被称为“苏氏蜀学”。

在着书立说的同时,苏轼一刻也没有忘记博览群籍、广泛读书。我们曾在前文提到,苏轼之所以学识渊博、下笔有神,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有着刻苦勤奋的学习精神。雪堂是苏轼的书房,一次,他反复阅读朗诵唐代诗人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每读罢一遍,就再三感慨叹息,一直到半夜三更还不休息。雪堂外有两位守候侍奉的老兵,为此深感痛苦,老兵甲叹息埋怨说:“总是念来念去,有什么好处?天这么晚,天气这么冷,还不睡觉!”老兵乙却说:“其中有两句还不错!”老兵甲一听,大怒骂道:“你懂得个什么!”老兵乙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喜欢他念其中一句:‘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苏轼的小儿子苏过那晚正好在床上躺着还未睡着,听到了这两个老兵的对话,第二天告诉父亲,苏轼听后放声大笑说:“想不到这还是个有见识的汉子!”(事载宋·无名氏《道山清话》)

原来这一句“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形容天下人面对秦始皇的独裁统治,敢怒不敢言。苏轼之所以反复咏叹这一句,无非是感慨主持新法的人物专断独权,不听天下人的意见,没想到这样的用意居然与一个老粗兵丁声气相投。

第二个难题,身体保健。苏轼一家人来到黄州后,难以适应当地湿热的气候,水土不服,纷纷病倒,家里七十二岁的老奶娘因此病逝。所有这一切都提醒苏轼:艰苦的环境对身体健康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苏轼为了强身健体,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简易练功方法,只要持之以恒,保证身体健康。这里给大家简要介绍几点:第一,子夜以后披衣而起,面朝东或南盘腿床上,上下牙齿叩击三十六次;第二,舌头在口腔、齿腭间缓缓搅动,待产生津液后将其缓缓吞下,想像津液被送入中丹田,如此反复多次;第三,按摩足心以及“脐下腰脊间”直至发热,然后双手摩擦眼、面、耳、项直到发烫;第四,按捏鼻梁左右各六七下,梳头一百多次,然后睡觉,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事载苏轼《养生诀上张安道》)。

苏轼还撷取西汉文学家枚乘大赋《七发》中的语句,编成一个健康顺口溜,贴在雪堂的门窗、茶几、盘盂等地方,使自己能够在起居坐卧的时候随时都能看得到,全文如下:

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书四戒》)

翻译成白话儿歌大意是:出入总在车上坐,瘸腿佝偻会萎缩;久居清寒深宫地,一寒一热病患多;贪恋美色多透支,好似利斧性命夺;多吃油腻与生冷,肠胃腐坏年寿薄。

苏轼鼓励朋友说,按照这些健身的办法坚持练习,会腿脚轻快,走路不累,过不了多久,就能成仙啦。但是他也意味深长地提醒:凡是阴险贪婪、性情暴躁之人是无法修炼成功的。

第三个难题,在当地少有朋友,缺乏交流。苏轼一生中朋友太多了,说得稍微夸张一点,他在很大程度上简直就是为朋友而活着。如果一天见不到个朋友,他就难受,就萎靡不振。可现在,那些亲近的朋友四分五散,只能写信却很难见面,这可怎么办呢?

苏轼有两句名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意思是说,我这个人上能陪玉皇大帝聊天,下能与贫民收容院里的小乞儿玩耍,眼中所见没有一个不是好人。态度决定一切,苏轼认为,只要真心面对,就能交上真心朋友,而营造一个真心坦荡的人际环境,对黄州的苏轼来说太重要了。苏轼在黄州交朋友有四个特点:

第一,天真赤诚。苏轼在黄州交友甚广甚多,这倒不是因为黄州这个地方与苏轼志同道合的士大夫特别多,恰恰相反,在黄州能够真正与苏轼交心对话的通硕大儒没有几个。但这并不妨碍苏轼友朋如云。他在黄州交友,无所谓地位高下、个性差异,只要轻松愉快便可,没有什么一定的规矩原则。一次,他与几个人在一起聊天,可巧这几个人笨嘴拙舌,越聊越没意思,苏轼便一再请求其中一人讲个鬼的故事,岂料那人也不会讲。苏轼便索性说,你姑妄言之,我们姑妄昕之,随便瞎编乱造一个也行啊!一番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于是彼此之间无话不谈,无事不言,尽欢而归(事载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事实证明,只有自己心无芥蒂,胸怀坦荡,周围的朋友才能够以赤子之心对待自己,自己的身边才能拥有一个宽松愉快的人际环境,才能使自己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

第二,出言无忌。苏轼与左邻右舍的关系都非常融洽,大家彼此友善相处,不论身份,言语之间无所顾忌。比如潘丙,本是个书生,无奈久试不第,只好以卖酒为生;而郭遘贵为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后代,却不过是个药店老板,苏轼在诗中称赞他们彼此的友情:

家有一亩竹,无时容叩门。

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东坡八首》其七)

苏轼在邻居家中,好似在自己家中一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次,他在刘监仓家中吃一种酥脆的糕饼,味道不错,于是随口问道:“这饼真酥脆,叫什么名字?”老刘只顾做饼子,哪里会想到给饼起名字?于是回答没名儿。苏轼立刻说:“那好,这饼子就叫‘为甚酥(为什么酥脆)’吧。”他在潘攽家里饮酒,觉得味道很酸,也不管人家的脸色,随口就说:“你这酒水肯定是做醋放错了水吧?这酒就叫‘错着水(放错水)’吧。”

一天,苏轼带着全家外出郊游,在花间野饮,却没有东西吃,就给刘监仓写了一首小诗,诗云:

野饮花间百物无,杖头惟挂一葫芦。

已倾潘子错着水,更觅君家为甚酥。

(《刘监仓家煎米粉作饼子,余云“为甚酥”。潘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饮之,云“莫作醋错着水来否?”后数日,余携家饮郊外,因作小诗戏刘公求之》)

意思是说:在乡间野花丛中饮酒,一无所有,只有手杖上挂着的一个酒葫芦。已经痛饮了潘家的“错着水”,现在需要吃你们刘家的“为甚酥”啦!

第三,不拘礼法规矩。官府禁止私人酿酒、严禁私宰耕牛、严禁半夜十二点以后进城。苏轼却与黄州的新朋友们屡屡犯禁。有一次,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偷饮私自酿造的村酒,那时正值秋老虎,酒色泛白,也不知道是什么档次的酒水,反正都喝到肚子里了,不怕吃官司!喝得正高兴,却发愁没有佳肴佐酒,邻居家的小伙子自告奋勇,将自家一只患有脚病的耕牛杀掉。大家在东坡点起篝火,痛饮私酒,大嚼烤牛肉。半夜回家,城门早关了,于是从东坡东面步行到城外春草亭,然后一个个偷偷翻过城墙,悄悄进城(事载宋·何蘧《春渚纪闻》)。

第四,随便给人起绰号。苏轼有个朋友叫陈懂,自号龙丘居士,为人豪爽,精通禅学。无奈老婆柳氏是个出名的悍妇、妒妇,有时候客人来到家中,而柳氏的骂声尚且不绝于耳,陈慥对她似乎颇有几分畏惧。苏轼在一首诗中同情地写道:“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师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翻译成白话儿歌就是: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

狮子吼本是佛家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指今山西省,是陈慥夫人的籍贯。从此,陈慥老婆“河东狮吼”的绰号威名远扬,“河东狮吼”一词也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个性强悍的女性共同的雅号,苏轼开玩笑起绰号的本领真是天下第一!其实林语堂的判断可能是对的,陈慥的家庭生活没有什么不睦之处,柳氏也许只是嗓门太大,东坡不过是借此跟好朋友开开玩笑罢了(林语堂《苏东坡传》),谁知道一个玩笑便酿成千秋“美名”,苏轼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

苏轼交友的这四个特点概括来说其实就是四个字--赤子之心,始终怀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真诚的心去交朋友,这就是苏轼的交友之道,也是他在朋友心目中的潇洒形象。苏轼在危难之际之所以有不少的朋友愿意去帮助他,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之外,以赤子之心待人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苏轼为人处世这么潇洒,这么会处理各种各样的难题,为什么“乌台诗案”的灾祸会落到他的头上呢?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原因呢?

其实,苏轼自己也在深深思考这个问题。“乌台诗案”给苏轼的打击太大了,他惧怕陌生的环境。刚来黄州时,他闭门不出,天天睡觉,只在夜深人静时出去散散步,脑子却是昏昏沉沉的。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最后常常有这样的话:“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答李端叔书》)--信手抒写自己的一点想法,不知不觉写长了,也不必给别人看这封信!“拙诗一首,聊以记一时之事耳,不须示人。”(《与开元明师五首》之三)--这首诗不过是记录一时的小事,不必给别人看。“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与李公择书二首》之二)--不是兄长您,我怎么能够说这些话呢?看完后,一定烧掉这封信!否则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我又在发牢骚了!

苏轼来到黄州以后,的确想要韬晦深藏了!他再也经受不起笔墨之祸了!他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答李端叔书》)

自从来到黄州,我就将自己深深地藏在山林之间,不过一叶扁舟、一双草鞋,与樵夫渔父混迹一处,往往被醉汉推来搡去,也不介怀。心中暗喜无人认出自己。平生结交的亲朋好友并无一封书信来往,即便去信问候也没有回复,于是暗自庆幸免除了文字之祸。

又说:

某凡百如常,杜门谢客已旬日矣。承见教,益务闭藏而已。近得筠州舍弟书,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终日无一语一事,则其中自有至乐,殆不可名。此法奇秘,惟不肖与公共之,不可广也。(《与滕达道四十五首》之十六)

我已经闭门谢客数十天了!承蒙见教,更加深藏不露而已。最近收到弟弟苏辙的来信,反复教导我要少生事端,少管闲事,如果能够少而又少,最终一天到晚没有一句话一件事,那其中所蕴藏的极大快乐真是莫可名状!这个办法非常隐秘奇异,只有我与您一起分享,不可推而广之。

但是要真正从这恐惧与畏祸的深渊中走出来,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反省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正是一种潇洒的人生气度。苏轼在黄州安国寺长老的指点下,开始用佛教的独特眼光来寻找“乌台诗案”的原因。

佛教中有一个概念叫做业,指人类的一切身心活动。其中又分为身业、口业、意业,分别代表行动、语言、思想。佛教认为,终生作业,必有业报,任何业太过,必遭报应。苏轼认为,自己嘻笑怒骂皆成诗文,看似潇洒酣畅,其实就像赌博,有胜有负,自己觉得很得意,其实口业已经太过太重,必然遭到报应(语载苏轼《胜相院经藏记》)。

那么口业具体都重在什么地方呢?

苏轼认为,自己少年时,作文喜欢高谈阔论,引经据典,看似才华横溢,其实不过专为应试科举而为,考中进士之后,好大喜功,又紧接着应考制举,大作策论之文,其实文章本身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因为应考的科目是“直言极谏”,因此作文论说品评古今人物是非,并借此考中制举,所以也就认为这就是为文之道。其实这些都不过是书生的泛泛空论,往往意气用事,好比鸟儿呜叫,不过自鸣得意罢了,与社会生活的实际相距甚远,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这种洋洋洒洒、盲目议论利害得失的文风,恰恰是十余年间应试科举养成的毛病(语载《答李端叔书》)。

记得当初父亲给自己取名为轼,就是要自己收敛锋芒,稳健做人,如今碰得头破血流才真正意识到身上的毛病真多,其中最致命的就是过于显露、炫耀才华。这就好比树干上奇特的树瘤,石头上美丽的斑纹,好像很能取悦众人的欣赏的目光,像个宝贝,但其本质不正是树木与石头的病症所在吗?

苏轼叹息道:“我呆在黄州这个小地方,终日无事,默默反省自己,回顾我这三十年来的所作所为,大多犯的就是这个毛病。”(语载《答李端叔书》)

所以,他才要在读书着述中,去掉自己身上的恃才傲物、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稳健端庄、谦逊平和的正气;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中,去掉尖酸刻薄、恩恩怨怨的小家子气,养成虚怀若谷、宽以待人的大气;要在耕种东坡的劳动中,去掉柔弱缠绵、多愁善感的文人气,养成刚毅坚强、直面人生的丈夫气。

在给朋友的信中,苏轼说:“我现在老而且穷,但是心肝骨髓里充满了忠义道德,面对生死谈笑自如,境遇虽不佳,但是只要为了国家、君王,舍生忘死,在所不辞,至于祸福得失,全都交给天地造化了!”(语载《与李公择二首》之二》)

苏轼对朋友说:“你看到的我,都是以前的旧我,不是脱胎换骨后的新我啊!”(语载《答李端叔书》)这样的反省与悔过,没有一点儿潇洒的气度与勇气是很难做到的。

那么,这个“新我”、新苏轼都有哪些不同寻常的表现呢?

在一篇文章中,苏轼写到,自己年少的时候虽然并不喜欢杀生,但是并没有根绝杀生的行为。后来不再杀猪羊一类牲畜,却因为喜欢吃蟹蛤等海鲜,所以往往不免还要杀生。自从“乌台诗案”下狱之后,开始以为不能免除死罪,后来居然死里逃生,捡得一条性命,从此以后坚决不再杀生。看到有蟹蛤一类水产海鲜,就放生到江湖之中。虽然明知它们在江湖水中也难免一死,但也许还有万分之一逃生的可能,即便不能存活,总比遭受煎炒烹炸的命运要好得多吧!自己不再杀生,并不是对上天有所祈求,希望得到回报,而是因为自己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患难之后,深感当初被系狱中,就好似鸡鸭被关在屠宰场中,因此实在不忍心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使得天下有生命的生物遭受死亡的恐怖(语载《书南史·卢度传》)!

苏轼不仅自己不再杀生,还积极主动地救助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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