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两人之间也有相同之处，足以克服两人的性格差异。首先，两人都毕业于西点军校，只是巴顿比艾森豪威尔提前六年毕业。其次，两人都喜欢体育运动，巴顿喜欢打马球，而且也参加了足球队。第三，两人都结了婚，夫妻都很和睦。最后，两人都对军事历史感兴趣。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两人对坦克在未来作战中的作用以及机械化战争有着惊人的一致看法。于是，两个人结成了好朋友，并为以后的配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尽管工作成绩受到肯定，令艾森豪威尔感到欣慰，但是，艾森豪威尔还是渴望上战场一展身手，于是，他不时向陆军部递上一份又一份的报告，要求到作战部队。
终于，艾森豪威尔的愿望实现了。1918年10月14日，这一天正好是艾森豪威尔28岁生日，陆军部命令他于11月18日启程去法国指挥一支装甲部队。
艾森豪威尔的心情一下子晴朗起来，他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他甚至想像到自己坐在第一辆坦克上，率领士兵冲向敌人阵地的情景。
艾森豪威尔把梅蜜和儿子送上了去丹佛的火车后，便一直在愉快地准备着。
挫折
然而，艾森豪威尔注定要远离战争了。
其实，早在10月1日，鲁登道就任命了一个停战委员会，要求外交部尽快向美国发出和平建议的确切时间，并声称德国陆军已经连48小时也坚持不了。
艾森豪威尔接到作战命令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很快，11月11日，也就是艾森豪威尔原计划启程的前一周，德国人签署了停战协定。
消息传来时，艾森豪威尔非常沮丧，情绪十分低落。他几乎不相信自己遇上了这种事，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中，作为职业军人，作为一名向往战场的职业军人，他却失去作战的机会！他甚至从未听到过来自战场的枪炮声！
他不知道如果将来儿子问起他在战争中做了些什么时，他该怎样回答。同时，艾森豪威尔也想像同年毕业的同学们在班级联谊会上谈论战争经历和战功时，他却只能默默地坐着。他觉得上帝实在太不公平了！
与其他人不同，他渴望上战场，并不单纯地想获得晋升。当初他当出任坦克团团长时，他已经是同年毕业的西点军校同学中第一个获得中校军衔的人，尽管这一中校军衔是由于战备的原因而获得的战时临时军衔。但在和平时期，能得到如此快速晋升的人，也是非常屈指可数的，这足以证明艾森豪威尔各方面出色的表现！于是，当艾森豪威尔在本宁堡遇到一位曾去过法国的年轻军官抱怨在那儿得不到晋升时，他就怒气冲冲地打断了他，嚷道：“好了，你到过欧洲，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点就该抵得上晋升了。”
战争结束了，在战争年代组建的庞大军队要复员回家。大批士兵们匆忙地脱下戎装，速度之快使内战结束时的退伍工作也相形见绌。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总共有260多万名士兵和12．8万多名军官收到了退伍证明书。到1920年1月1日，美国军队的服现役人数只有13万。并且仍在继续缩减，直到1935年，军队中已没有一支任何规模的、能立即投入战斗的部队，军队人数在世界上名列第十六位。
1944年11月，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一起。
数以万计的军官奉命解甲，艾森豪威尔却依然留在了军队里。这并不是说艾森豪威尔有多么的热爱军队，而是自他从西点军校毕业后，陆军部的人事档案中，他所服务过的上级对他的评语保护了他。或许，他在驻地担任足球教练的名声，也起了一定作用。
于是，过去整天忙于紧张的备战和训练的艾森豪威尔，如今却忙于复员和缮后的工作了。他烦躁地处理着数千名士兵的遣散工作，拆毁米德兵营，把坦克部队剩余的一切，其中包括那三辆“雷诺”坦克，运到佐治亚州的本宁堡。
1919年，艾拉·韦尔伯恩上校提名奖授予艾森豪威尔优秀军功勋章。以表彰艾森豪威尔在训练工作中的“非凡热忱和突出的组织管理才能”。但这枚奖章却直到1922年才颁发下来，这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与其说是受奖励，还不如说是对往事苦涩的回忆。
按照美国军队的规定，在战争年代获得的临时军衔，在和平时期将予取消。艾森豪威尔也同样经历了这个不愉快的过程。他担任坦克团团长获得的临时中校军衔被取消，于1920年7月2日重新成了少校。之后，他保持这个军衔达16年之久。
接着，在随后的几年中，艾森豪威尔所受的打击一个接一个，真是应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那句老话。
没想到的是，最先给艾森豪威尔带来打击的却是他在坦克作用方面的一些论述。从某种意义上说，艾森豪威尔与巴顿属于装甲兵的开拓者。他们俩很早就认识到摩托化和机械化部队的巨大潜力，并共同提出了装甲部队作战的新原则：“我们认为，坦克应当是高速的，密集使用。只要事先侦察好地形，它们就可以突破敌人的防御阵地，制造混乱，然后从背后包抄敌人。这样不仅可以帮助步兵进攻，而且可以包围敌人的整个防御阵地。”
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艾森豪威尔不断地发表文章，论述现代战场上坦克的重要作用，他曾在1920年的《步兵杂志》上写到，“坦克尚处于幼年阶段，但它们已经在技术改进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它们在这方面还可以做更多的改进。需要把动作迟钝、拙劣的战车忘掉，应有快速的、可靠的、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坦克取而代之”。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还指出现行坦克战术的不当之外，要求步兵军官去学习有关坦克作战的知识。
艾森豪威尔的这些全新的观点激怒了当时负责制定装甲兵战术的弗兰克·席茨少将。后者召见了他，命令他立即停止传播他的观点，否则上军事法庭。作为一名下级军官，艾森豪威尔服从了席茨的命令。后来，艾森豪威尔回忆说：“当时有人吩咐我，说我那些观念不但错误而且危险。因此我只能把想法藏在心里，特别是我不能写任何与步兵战术相悖的文字。要不的话，我就会被送到军事法庭了。”
但是，席茨少将还不算是艾森豪威尔最大的麻烦。1921年在米德兵营任职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因经济问题受到了陆军总检察官的一次调查，他的前程也几乎因此而毁于一旦。因为，如果这次调查中他所受到的指控成立的话，那么这不仅会使他被开除军籍，还可能坐牢。
事情是这样的：艾森豪威尔和梅蜜住着米德兵营的公房，却仍然每月领取国家对住私房的军官的住房补贴250．67美元，这违反了制度。艾森豪威尔声称他事先不知道，但陆军副总检察官海姆里克准将却认定他是明知故犯。尽管艾森豪威尔立即退还了所有多领的钱，但海姆里克认为这还不够，坚持要以欺骗罪起诉他。这件事从1921年12月起一直延续到1922年6月。这件事弄得艾森豪威尔心力交瘁。
期间，死神也同艾森豪威尔开了个大玩笑。1921年1月2日，艾森豪威尔3岁的儿子戴维因患猩红热而夭折。孩子死在医院中艾森豪威尔的怀里。遭受丧子之痛的梅蜜因严重的神经性障碍卧床不起，艾森豪威尔陪着梅蜜在医院里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儿子的死不仅使艾森豪威尔的感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对此，艾森豪威尔在他年老时曾经回忆“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和灾难，我从来无法把这件事彻底忘掉”。此后的近五十年中，每逢戴维的生日，艾森豪威尔都会给梅蜜送去鲜花，并安排戴维的遗体与他们俩葬在一个墓穴里。
本来，艾森豪威尔一家打算好好地欢度圣诞节，但戴维却被雇用的女仆传染上了猩红热。因此，艾森豪威尔和梅蜜不可避免地开始自责，后悔要是不用那个女仆就好了。内心的谴责和怪罪对方使夫妻两人的关系趋于紧张。
事业、家庭的双重打击，使这段时间成为艾森豪威尔一生最难熬的经历。他开始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一方面，他时常想起那位漂亮女孩父亲的话，“艾森豪威尔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另一方面，他也开始考虑是否需要退出部队，与他的兄弟们一起经商。当时，艾森豪威尔的兄弟们都已经在各方面崭露头角，阿瑟在堪萨斯的一家大银行高就，就将出任该行的副总裁；埃德加是华盛顿州塔乎马的名律师；罗伊在堪萨斯当药剂师；厄尔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工程师；即便是最小的弟弟弥米顿，也在农业部找到了好位置。尽管艾森豪威尔并不妒忌兄弟们所取得的成就，但在他最失望的时候，他还是觉得他们的前景都比自己好。
然而，就在这时，对艾森豪威尔来说简直就是“幸运之神”化身的福克斯·康纳少将出现了。当时，他正在去巴拿马接受20步兵旅的途中，他选中了艾森豪威尔作为他的助手。潘兴很快批准了康纳的要求，并颁发了委任状。
这份委任状结束了艾森豪威尔的麻烦。他的违纪行为仅收到一封正式的批评信了事，而免于被起诉。从此，生活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似乎已经开始悄悄地发生变化了。
美军缴获的德军加农炮向德军阵地轰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