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生分南北，大概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就是明朝的皇帝能想出来。
扭曲制度
我国的科举制度最早产生于隋唐，此后，它就成为历代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每一个举行科举考试的王朝都是在自己国家的全部疆域之内举行公开、公正的考试，凭借考生的成绩高低来选拔人才。这“公开”、“公平”、“公正”应该是科举考试的精神内涵所在，但是有时候因为种种的原因，这三个评判标准并不一定能得到贯彻，有时是因为人为的主观因素，也有时是因为一些客观环境的因素而迫不得已的扭曲了这些原则。
明太祖朱元璋在晚年就曾经做过这样一件违背了考试规则的事。
从朱元璋即位之初，为了网罗天下的人才为已所用，安抚多年战乱之下不安定的民心，朱元璋很快就重新举办科举考试。
几年之后，他又颁布了明确的科举考试的章程，规定了考官人数和评定举子成绩的标准。每隔三年举行最高等级的科举考试，届时全国各地的考生们都聚集在京城，参加统一考试，然后根据考生的文章评出成绩，逐一颁给学位。
这种做法本来是符合公平原则的，但是在洪武三十年的这次科举考试中，朱元璋却一反常态，搞了一个区分南北榜的考试，不以成绩为取士标准，而改以地区为取士的标准。这样做又是为什么呢？
南人胜于北人
洪武三十年的这次会试本来进行的很顺利，但是发榜的这一天却发生了骚乱。骚乱的原因是这次上榜的所有举子都是南方人，居然连一个北方人都没有，这在历次的考试中是非常少见的。
在当时明王朝的首都南京城里，落选的北方举子们成群结队的涌向负责科举考试的吏部衙门，要求吏部的官员对考试的结果作出解释。他们认为这次的主考官也是南方人，所以在考试成绩上弄虚作假，故意偏袒南方举子。这一下南京城里顿时乱成一团，南方人和北方人即使是素不相识，见了面好像也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城里时常出现因此打架斗殴的情况。负责维护京城治安的军队迅速开进城里，想设法平息这场骚乱。可是他们可以用武力制止暴力行为，但却不能改变南北方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反而还加剧了这种情绪。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皇帝朱元璋的耳朵里，他马上派人前去安抚那些闹事的北方举子，向他们保证说皇帝正在调查此事，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情绪激动的举子们这才慢慢散去了。
然后，朱元璋就找来这次考试的主考官刘三吾了解情况。
原来，刘三吾并没有在试卷上做什么手脚，举子们的考试成绩都是真实的。南方的举子确实考的都比北方举子好。朱元璋也知道刘三吾一向刚正，不是会因私枉法的人。他相信刘三吾对考生成绩的判断，但是为了平息北方士子的愤怒情绪，朱元璋要求刘三吾从北方的举子中挑选几个来一并上榜。不料刘三吾这次真是倔过了头。这个老夫子认为自己的评判是公正无私的，毫无错处，所以他拒绝更改考试成绩，使成绩本来较差的北方举子上榜。朱元璋听了大发雷霆，认为刘三吾实在不通时务，气的把刘三吾赶了出去。他还把其他的几位考官都撤了职。北方举子听说了这个消息都大声欢呼，要求皇帝为他们主持公道。
情势所逼
不久之后，朱元璋再次派其他官员去重新审定这次考试的成绩。可是当他再次听取复审报告时，却发现真有几个不怕死的大臣。这些被派去复审的官员其实都很清楚皇帝的意思不过是为了给北方举子一个交代，好下这个台阶。但是这些正直的学究们却仍然坚持北方举子的考卷确实不如南方举子的。他们的最后结论竟然和原来的主考官刘三吾的结论一模一样。这下朱元璋勃然大怒。他指责官员们互相包庇，有意蒙蔽自己，一气之下把这些官员都革职下狱，严加拷问。结果这件事情越做越过火了。这些无辜的官员最后定罪时竟然被与十几年前发生的胡惟庸案联系在一起，全部被处以死刑。
后来，朱元璋亲自主持，重新举办了一次考试。这次的考试结果与前一次截然相反，入选的61名举子全部都是北方人，一个出身南方的都没有。看来朱元璋为了平息北方人的不平情绪，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从此以后，为了避免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朱元璋立下规矩，此后的科举考试，南北分卷考试，最后按南方60％、北方40％的标准取士，以求通过这种方法来使南北方入仕的官员人数大致相同。
因此，此后的科举考试并不单以成绩取人了，而且加入了地区的因素，并且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制度。
其实朱元璋对待那些官员的手段虽然是过分了些，但是他这么做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当时虽然明朝建国时间已经不短，但是因为朱元璋是从南方起兵成势的，北方的士子在很长时间里仍然不信任这个政权。而为了消除这种疑虑，选拔北方的人进入政府作官无疑是一种最好的办法。他虽然知道南方因为经济发达，文化教育的水平也确实比北方高，但是他却不能让每一次入选的人都是南方人。
这样一来岂不是朝中全是南方人在作官？这样对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极为不利。所以他只能采取这种分南北取士的方法，使南北两地的官员人数渐趋平衡，以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也算是用心良苦了。在这次的事件中，不能说是朱元璋正确还是死难的大臣正确，因为他们遵循的是不同的原则。
那些宁死也不肯改变自己意见的大臣用生命坚持了科举考试的公正原则，他们的骨气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而朱元璋的选择则是从国家政治的角度出发的变通方法，也不能说他没有坚持公正就是错的，只能说这是情势所逼罢了。第12章严办贪官污吏
朱元璋查办贪官污吏的手段格外严厉，甚至不惜活剥人皮以示惩戒。
官怕民快
朱元璋杀贪官也有一个标准，凡是贪污够60贯钱的，就可以定为杀头的死罪。60贯钱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太大的数目，折合成银子也就是十几两。
历代的帝王很少为了这么一点钱而诛杀大臣。但是朱元璋一向主张严刑峻法，用非常残酷的手段去惩罚贪污的官员，以警戒其他的在职官员。
那时，衙门左侧都建一座小土地庙，地方上发现了贪官，就在土地庙前把犯罪官员处死，再把皮剥下来，然后用干草塞入皮中，制成人型，摆放在公堂的一侧，以警告下一任的官员。有的官员在公堂上办公，身后就有好几个前任官员的干尸。
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所以当时一度没有人敢出来做官。不过朱元璋的态度也强硬的很，才不担心没有人做官，看谁顺眼了，让你做官你就得做，想不做都不行，如果躲起来，就追到你家去杀你，非逼出来做官不可。这种土地庙因为常剥人皮，老百姓都管它叫剥皮场。
不过，因为官员都害怕受到这种惩罚，不敢欺压盘剥百姓，所以虽然杀了很多人，老百姓反而拍手称快。
大开杀戒
有个叫郭桓的人，是国家征收赋税的高级官员，他仗着权势，盗卖军粮，越干胆子越大，到最后竟然把国家军用粮仓中三年的积蓄盗卖一空。那时全国一共有13个省，其中12个都和他有勾结，几年之内贪污的粮食竟多达2400万担，相当于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事情败露后，朱元璋非常生气，把郭桓处以重刑，但是这个案子越往下查，牵连的人就越多，连朱元璋自己都被吓了一跳。不过，他还是狠下心来，决意要把这些违法的官员都杀光，哪怕是天下就此反了，他也要一杀到底。结果这一刀下去，足足杀了几万人。
明初的时候，承袭了元朝的陋习，官场上贪污受贿成风，怎么惩罚也止不住。朱元璋是个意志非常坚定的人，他下定决心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在执行自己的决定时，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心如铁石，决不动摇，在严惩贪官的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他对犯罪的官员毫不留情，这样杀来杀去，一连杀了好几年，官场的风气开始好转起来。明朝能维持270年的统治，和朱元璋的严惩贪官是分不开的。为了监视臣民，他派了大批的亲信去民间访查，自己有时也出宫去微服私访，了解民情。为了防止官员私自涂改账册，他还命令把一至十的简写数字改成大写，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今天。
空印案
洪武十五年时，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空印案”，这就是朱元璋自己发现的一个官场舞弊案件。事情是这样的：朱元璋有一天下朝，觉得没什么事可做，就一个人到处逛，结果就信步走到了户部，想了解一下国家财政收支账目核算的情况。这时户部的官员和各省来的计吏都在低头核算账目，一个个眼睛紧盯着手中的算盘和账本，谁也没发现皇帝就站在身边。朱元璋站了一会儿，见大家都在认真算账，心里非常高兴，没说什么就走了。谁知刚走到门口，就听到有两个人争吵起来，仔细一听，原来是户部的一名官员和一个计吏在争吵，户部官员说那个计吏的账目不平，计吏很不服气，两人便因此争吵起来。最后，只听那个户部官员指着账目大声说：“不平就是不平，钱粮数字差一分都不行，你这个册子一定要重做！”朱元璋听到这里很高兴，心里暗暗称赞那个负责任的户部官员，想：“要是朝中的官员都能像这位官员一样认真为朝廷办事，那就好了。”
朱元璋觉得很有趣，下午趁空闲时间就又去了一趟，这一次可看出问题来了。他去的时候碰巧又碰上了上午发生争吵的那个计吏和户部官员在说话。只见那个计吏把一本新的账目递给那位官员，说：“册子重做好了，您再算算吧！”户部官员接过去翻了翻，用算盘算了算，就笑着说：“这回好了，平了。”朱元璋一直在一边听着，越听越觉得奇怪，越听越觉得不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眉头也拧了起来。他快步走过去，一把抓起那本账册翻了翻，然后转头问那个计吏：“你们那个省离京师有多少路程？”那计吏一看是皇上，马上跪倒回答说：“有三千多里。”“那你上午回去，怎么下午就回来了呢？你骑的是什么马，跑的这么快？”计吏一听这话，吓的“嘣嘣嘣”连磕了三个响头，不敢再隐瞒，连忙答到：“小人没回去。”“没回去？那这账目上的大印是哪来的？”朱元璋瞪大眼睛，厉声逼问着。这一逼问，却将那计吏吓得脸色刷白，说不出话来。
原来，每年全国各省都要把地方的财政收支报到中央的户部，而地方的账目都是由县到州到省再到中央，这样一级一级地呈报上来，到了中央由户部一项一项核算清楚，完全相符了，才算了结。
这样层层上报难免会出错误，不相符的便要重新造册，还要再盖上原衙门的大印才算通过。但是各省离京城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几百里，如果要重新造册，必须回到原省，这样一来一回，远的要一、两个月，近的也得好几天，怎么可能迅速地来回一趟呢？所以为了节省在路上来回的时间，各省的计吏来京城之前都准备好盖了大印的空白文册，遇到账册数目不符时，就在预先准备好的空白文册上修改重填。朱元璋了解到这一弄虚作假的情况后，大开杀戒，上上下下不知杀了多少人。历史上把这一事件称为“空印案”。
好心办坏事
根据史料的记载，明政府副部以下，河南直隶一省的大小官员，因为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决做苦工的，每年都有几万人。
严惩贪污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问题在于没有严格的法律依据，被指控犯了贪污罪的官员是不是真的贪污并无法断定，许多人都是在严刑峻法之下被屈打成招的。
不过，比死刑更为严重的是追赃。贪污的人处死了，他贪污的赃款也必须要追回来，于是这个人的家就要被抄，如果这家的财产不足以补上贪污款项，就用严刑逼供，很多人一受刑，为了少受皮肉之苦，就胡乱说寄放在谁家了，于是这一家也会被无辜牵连。如果仍然不够足额，那一家在拷打之下也只好再供出另一家。这样辗转牵引，即使是千里之外素不相识的人，都会成为窝主，家破人亡。这恐怕又是一心想惩贪官、保百姓的朱元璋未能料到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