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相助，场眉吐气。
回军事学院演讲，趾高气扬。
为元帅著书，给两人的关系投下阴影。
特里尔当营长，为战士披麻送葬。
携妻儿去中东供职，为正确处理非殖化问题打下了根基。
1925年3月，戴高乐在《法国军事评论》上发表《先验论和时机论》。这是他对军事学院空论派的有力反击。在当时，该文特别引人注目。
在离开军事学院9个月后，1925年7月，戴高乐终于被贝当救了出来，被调往贝当元帅的办公室工作，做贝当元帅的幕僚。这时，贝当是最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实为法军首领，因为主席由总统兼任。于是，戴高乐到荣军院大道46号定居。从此以后，在戴高乐办公的房间里，只有整个大楼都已入睡，才能看到熄灯。戴高乐对这一工作非常满意，颇有时来运转之感。人们常可看到他上下班时头戴黑色圆礼帽，挥着手杖，趾高气扬地大步穿过战神广场的花园。
元帅没有忘记过去曾在阿拉斯跟随自己工作的少尉。他原来看到从军事学院毕业又如此能干的一个军官竟未能分到一个较高的职务，感到惊讶和愤慨。他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并决定运用自己的职权来纠正这个错误。他听说过戴高乐上尉和穆瓦朗上校之间的争论，认为戴高乐是正确的。现在他把戴高乐调到了自己的身边，戴高乐应感到如愿以偿、万事如意吧！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当戴高乐受命就保卫法国边境的要塞和其他防御工程的作用问题准备一个报告时，情况就开始复杂了。
这个课题已列入关于在法国北部和东部构筑防卸工程的计划大纲。这个计划自1920年以来即在军界和政界进行了讨论。拥护这一计划的人断言：战争表明，对防御战术有利，在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之后，法国无意扩大领土，只需要可靠的防卫手段，因此，应建立起难以接近的筑垒线，以永远保障国家安全。在这里，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些基本的东西，如军事技术的迅猛发展。他们也没有考虑到：法国构筑防线，等于预先告诉敌人法国在未来战争中将采用什么作战方法，从而可让敌人老早就准备好反措施。上述有害论点都是法国军界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思想的产物。但是，经过长期辩论，后来议会终于在1929年12月通过法案：耗资3．5千万法郎，修建一个巨大的防御工程体系，史称“马奇诺防线”。这一体系自然成了法国总参谋部全部战略的基础。不难看出，“马奇诺防线”的思想完全符合穆瓦朗上校的防御理论。而这一理论是戴高乐坚决反对的。但是，全部的复杂性在于，戴高乐的靠山贝当元帅本人也是修建这一防线的拥护者！戴高乐面临令人非常不快的境地，因为要他去证明为他所绝对否定的思想是正确的。
戴高乐经一个月的努力完成了这个课题。1925年12月1日，在《法国军事评论》上发表了他的这篇论文《法国筑垒工事的历史作用》，令人赞不绝口。与那些不怀好意的断章取义的看法相反，这不是对未来“马奇诺防线”的赞扬。他在该文中，开始先分析了这一问题的一些历史和地理要素。之后，他表述了自己对法国安全的观点。他的观点与法国官方代表们的腔调格格不入。他们当时大谈世界和平，似乎由于有国际联盟的保障，有与德国“议和”的政策，又有德国总理斯特莱斯曼本人的保证，世界和平是牢不可破的。
戴高乐在文中写道：“不久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尽管法国的军事准备非常好，国内又史无前例地统一，但是它在北部和东部的脆弱边界还是被敌人攻破了。在头几次会战刚过8天，法国人就听到了敌炮在首都城下的轰鸣。尽管此时主要的敌人变弱，暂时保住莱茵，收复梅斯和斯特拉斯堡，与比利时结成联盟，卢森堡表示善意，国际机构得以建立和发展，但是，一回忆起敌人的局部侵入，回忆起因忘记和忽视边境的不利条件所付出的代价，就深感沉痛。边境条件不利的弱点，大概是法国的特点。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俄罗斯的自然环境都很有利于国防。法国的这一绝对和相对的弱点引起历代政府的不安；历代政府都试图依靠扩大领土、签订国际条约或构筑筑垒工事，来弥补这一不足。根据不久前的一系列经验，法国决定放弃扩张领土，而与别国结盟，力求发展某些国际机构。”但是，法国应不应当加强自己的边界呢？
根据首长的方针，戴高乐对这一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但是，他一方面让步，一方面又提出一些与官方路线显然相反的附加条件。他断言，决不应把全部法国军事理论建立在只用强大防线的基础之上，否则会注定导致军队的消极行动。对于筑城线，他认为筑垒点只是军队多样化机动的基础。可见，他表示妥协，但在最主要的问题上拒绝让步。在贝当元帅的周围，有人称赞这篇论文，也有不少人对这篇论文提出异议。戴高乐在把筑垒线问题同军事理论联系思考后，觉得自己的行动可能轻率。他很清楚地发现，元帅对他的庇护有不利的一面，因为限制了他的独立性。要完全按贝当的意见行事，他已深感困难，因为过去有时也批评过官方战略方针的贝当，此时已经70岁高龄，在关于未来战争性质的问题上他已成为落后代表的支柱。因此，后来戴高乐说：“元帅1925年即已经死亡。”
然而，戴高乐和元帅之间仍保持着昔日的关系，而且元帅还继续庇护他。戴高乐不再就战略战术问题做一些故意令人注意的报告来阐述自己的特别观点。这也是因为他要埋头写作。贝当因看过他的许多论文，特别是《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很欣赏他的文笔，同时又知道他的历史知识渊博，所以决定要戴高乐为他撰写法军的历史。戴高乐欣然接受这一特殊使命。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竟埋下了他们两人后来决裂的种子。
1926年底，戴高乐被列入晋升少校的名单。在上级尚未批准的情况下，他的挚友吕西安·纳香少校向他祝贺。他说：“升迁固然是好事，但这不是关键所在，重要的是有所成就。”
这时，贝当元帅对戴高乐的工作感到满意。他开始想到应实现对戴高乐所做的第二个诺言了。1926年的一天，他对军事学院的新院长埃兰将军说：“我越想越觉得给戴高乐评分这件事就像乱断公案一样荒谬。”而这位新院长是阿尔萨斯人，颇有眼光，也已认识到机械化战争的巨大潜力。1927年，贝当顿生让戴高乐去军事学院进行报复的妙计。这不仅是为了让戴高乐报仇雪恨，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一个宿愿。因为他想到，25年前，他任国家射击学校教官时，因鼓吹当时被视为异端的理论而被解职。后来，他到军事学院任步兵战术学助理教授，在提升教授过程中，又因主张“火力优越”冒犯了那些主张“刺刀冲锋优越沦”的正统派专家们，使他的晋升遇到过挫折。另外，贝当还指望戴高乐在讲演中能把他这位老“凡尔登英雄”的形象描写出来，给自己脸上贴金。
一天，为落实这一计划，贝当元帅给埃兰将军指示说：“请你近期在学院组织一轮讲座，由戴高乐主讲，我来主持。我要把几位教授教训一顿。他们会明白是怎么回事的。”
这样，第一讲于1927年4月7日在军事学院圆形大会堂举行。参加听讲的人为两届学员和全院教员和干部。元帅在埃兰将军陪同下，带着戴高乐进会场时，教授们竞相让路，请元帅先行。可是，元帅让戴高乐上尉走在前头，真像演戏，会堂里座无虚席。全身戎装的戴高乐洋洋得意地走上讲台，慢条斯理地摘下军帽放在桌上，把佩剑置于一侧，然后，从容不迫地摘下他那副洁白的手套。
这时，贝当元帅站起来，开门见山地郑重宣布：“先生们，今天由戴高乐上尉做报告，大家要注意听！”接着戴高乐泰然自若地开始了他的演讲。这是他这次讲座的第一讲，题目是“战争行动与领袖人物”。他讲演时不看讲稿。一开始他就熟练地引用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作家的名言警语。他的记忆力和口才使许多人折服，也使一些人恼火。有人觉得他讲的就是坐在台上含笑的贝当元帅，贝当也觉得他讲的是自己。也有人觉得他讲的是他自己。又有人觉得他讲的既是贝当，也是戴高乐，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怎样，对他的演讲，有人惊喜，有人忌恨。特别是当他讲到：“强有力的人物往往严厉粗暴，甚至使人讨厌。即使大多数人私下承认这样的人物是超人一等的，从而有意无意地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但他们也往往不得人心，而且在以后生涯中也很难得到宠幸。那些决定别人命运的人宁可重用讨人喜欢之徒，而不愿提拔具有真才实学之士。”有些被激怒的老教授们觉得，他的这番话也是既指贝当，又指戴高乐。因为贝当在1914年前一直受到压制，未能晋级，而戴高乐虽才华出众，在军事学院毕业时得了“良好”成绩，结果被派去管冷藏。尤其有些教授觉得他所说的“那些决定别人命运的人”就是指的自己。于是，他们感到受了羞辱，如坐针毡。但是，由于有元帅在场坐阵，他们也不敢随意离去，只得憋着气违心地听讲，一直听到散场。
一周后，戴高乐仍由元帅领着举行了第二次讲演。再过一周后，戴高乐又在同样仪式下做了第三次演讲。
第二讲的主题是“领袖人物的性格”。在这一讲里，在谈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时，他颂扬了佩利西埃将军和利奥泰。前者在塞瓦斯托波尔包围战中曾未执行拿破仑三世的命令，却打了胜仗，荣获公爵和元帅称号。后者在1914年虽有违上级命令，却为法国保住了摩洛哥。特别是在谈到费希尔对海军上将杰利科的评论时，戴高乐原原本本地引证费希尔的话：“他具有纳尔逊的一切品德，只是不知道如何违抗命令。”［澳］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上），第57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不少人认为，在军事学院里大谈特谈违抗命令反能取胜的观点非常不妥。
第三讲的主题是“领袖人物的威望”。戴高乐在这一讲里又谈到了领袖人物的品质。他说：“事实上，有些人几乎从初生之时起，就具有权威的气质，这种气质视之不能清楚地见其形，但其影响却往往令人惊讶不已。”同上，第58页。有些人一听到这些话就已认为讲的是贝当，后来又认为这完全是戴高乐他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