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交往
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在中国封建时代实属空前，在当时世界上亦为仅有。唐文化辉煌灿烂，蔚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亦为当时世界文化中的高峰，因此唐朝受到各国尊重，享有极高声望。从这一时期起，唐朝成为中国的象征，各国开始把中国人称为唐人，这一称呼至今仍在一些国家中沿用。
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与文化，对各国具有强大吸引力。伊斯兰教创始人、阿拉伯帝国建立者穆罕默德（57—3632）以《古兰经》鼓励其门徒：“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而强盛稳定的唐朝，在政治上奉行其“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之方针，在文化上施行其并蓄兼行，群花同放之政策。鼓励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对国际交往不加限制。再加上对外交通发达，对扩大国际交往提供有利条件。如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东经河北、辽东达朝鲜半岛，西经河西走廊，出敦煌、阳关、玉门关，分三路穿新疆，一经于阗，一经龟兹、疏勒，一经碎叶、然后越葱岭，通印度、波斯、阿拉伯，此即著名的丝绸之路。海路交通自山东、江苏出海达朝鲜、日本。从广州出海经越南海岸，过马六甲海峡，分别达爪哇、斯里兰卡、印度，直至波斯湾沿岸，并初步开辟至埃及与东非的海上交通。唐代中国航海大船长20丈，体积与抗风能力均超过大食海舶，可载六七百人，经常往来于广州与波斯湾之间。见于史书记载的外国船只有“南海舶”、“昆仑舶”、“师子国舶”、“婆罗门舶”、“西域舶”及“婆斯舶”等数十种。代宗时每年来广州的各国船只达4000余艘。可见唐代国际交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使当时和中国通商往来的国家发展到70多个。唐朝首都长安成为世界都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数十国家的使节汇于长安，波斯、大食和中亚诸国商人集合于西市，大批各国留学生入长安国子监学习，外国僧人来中国研习佛法，中亚诸国艺术家在长安也异常活跃。高度繁荣的唐文化依据本身发展的需要，对外来新成分，选择取舍，汲取发扬，使自身愈益丰富多彩。唐文化远播东西各国，各国依据自身文化传统，斟酌吸取，使本国文化获得助益，加速发展。唐朝经济文化对许多国家发生巨大影响。在与唐通商往来的70余国中，以朝鲜、日本、印度等国与我国的联系最为密切。
唐朝时期中国同朝鲜交往十分密切。唐初朝鲜半岛上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期，三国皆遣使与唐朝往来，并相继选派贵族子弟到长安读书。房玄龄等所撰《晋书》完成后，唐太宗特将一部赠给新罗。唐高宗上兀二年（675）新罗王金法敏统一朝鲜半岛后，直至唐末，始终和唐朝保持友好关系。中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方面进一步发展。
双方互遣使节，频繁往来于陆、海两路。据不完全统计，自高宗永徽元年（650）至武宗会昌元年（841）约190年中，仅新罗遣唐使者即达21次。其使命或为“贺正”（祝贺春节），或为赠礼，或为国丧致哀，或贺新君即位。唐朝也不断遣使赴新罗，当时海路常冒覆舟之险，代宗大历初归崇敬充新罗册立使，在海上波涛迅急，舟船坏漏，众成惊骇①，他毫不畏惧，坚持航行，胜利完成出使新罗的使命。钱起《送陆埏侍御使新罗》诗有“受命辞云陛，倾城送使臣”句②，表明中国人民对出使新罗的重视。新罗使者带来珍贵礼物，如开元闻新罗使者带来牛黄、人参、朝霞纳（绸的异体字）、鱼牙锦、纳绅、镂鹰铃、海豹皮、金、银等。唐朝也给新罗以名贵答赠，如开元时曾一次即赐予新罗使者精美丝织品300段（唐制，凡赐杂彩十段，通常包括丝布二匹，绸二匹，绫二匹，缦四匹）。
唐朝同朝鲜贸易往来繁盛，很多新罗商人来唐贸易，他们主要活动于北起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掖县），南达楚州（今汪苏淮安）、扬州（今属江苏）一带，唐朝在楚州等地设“新罗馆”，以接待新罗商旅。在我国东部沿海尤其是山东牟平、海阴、文登、荣成，江苏江都、淮安、东海等地有许多朝鲜侨民聚居，他们聚居的街巷叫“新罗坊”，坊中有总管、翻译。唐朝地方政府，设“勾当新罗所”管理其事务，他们主要从事商业贸易，是中国和朝鲜交往的中间人。山东文登县有新罗人所建佛寺，当地新罗人经常按新罗风俗举行法会，用新罗语讲经。唐文宗开成五年（840），日本和尚圆仁来唐时，在文登县参加过正月十四、十五两天的讲经，每天都有新罗男女200余人听讲。唐朝与朝鲜的商船经常行驶在中、朝、日之间的航线上，常多达数十艘。从朝鲜输往唐朝的物品有牛、马、苎麻布、纸、折扇、人参等，从唐朝输往朝鲜的有丝绸、茶叶、瓷器、药材、书籍等。新罗“所输物产，为诸蕃之最”③。在唐朝对外贸易输入总额中，新罗居各国首位。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派遣更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新罗人最多，文宗开成二年（837）旅唐新罗学生多达216人，文宗开成五年（840）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批就有105人，不少新罗留学生参加唐朝进士科举考试，从穆宗长庆元年（821）至唐末，共58人考中进士，时称“宾贡进士”（意为外籍进士），他们“登唐科第语唐晋”④，有的担任了唐朝的官职，归国后使汉文学在朝鲜获得广泛传播。其中如崔志远，12岁入唐，18岁中进士，曾任溧水县尉、侍御使、内供奉等职，29岁返新罗，他的书法和诗文在新罗发生很大影响。他用汉文写的《桂苑笔耕集》二十卷，保存了不少有关当时中国的珍贵史料，至今仍为研究唐朝历史的重要资料，它被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在当时已受重视，它不仅在我国流传至今，亦为朝鲜现存一部有价值的文集。新罗留学生回国时，带回许多我国的文化典籍，在吸收传播唐文化上起了很大作用。
唐朝文化对新罗影响巨大，高宗上元二年（675）新罗开始采用唐朝历法，唐以前，朝鲜已利用汉字作为表达思想和记事的工具，七世纪末，新罗学者薛聪创造“吏读”法，用汉字作为音符标记朝鲜语的助词、助动词等，夹在汉文中间，帮助阅读汉文，更加丰富了朝鲜语汇，推动了文化普及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从贞观十三年（639）至天宝八载（749）间，新罗相继设立了医学、天文和漏刻博士，研究唐朝的医学、天文和历法，并传授生徒，如新罗医学博士即用《本草经》等中国医书教授学生，中国的典籍如诸子书、《文选》、诗文等大量传入新罗。白居易的诗歌和张鹜的文章等深受朝鲜人喜爱，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新罗影响很大，八世纪中期，新罗仿效唐朝政治制度改进其行政组织，中央设执事省，相当于唐朝尚书省，下设三府三部，相当于唐的六部，地方设州、郡、县、乡，亦与唐朝相似，德宗贞元四年（788），新罗设“读书出身科”采用科举制选拔官吏，以《左传》、《礼记》、《孝经》为主要考试科目。新罗都城平壤是模仿隋唐的长安、洛阳建成的，也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文宗太和二年（828）新罗使臣从唐朝带茶种回国，自此朝鲜开始种茶。唐末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技术传到朝鲜。由于新罗大量吸取唐朝的制度和文化，学习汉人的诗赋辞章，他们的作品有的不下于中国作家。新罗文物昌盛，当时被称为“君子之国”。唐朝常选饱学之士出使新罗。开元二十五年（737）新罗王逝世，唐玄宗特选经学家邢臻（sh6赎）前往吊祭，并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⑤可见在唐文化影响下新罗文化之发达。在长期友好交往中，朝鲜文化对唐朝亦产生一定影响。朝鲜的音乐舞蹈艺术在南北朝初期已传入中国。隋朝时作为宫廷乐舞，隋文帝选定“七部兵”和隋炀帝选定“九部乐”中都有“高丽乐”。唐初，唐太宗选定“十部乐”，“高丽乐”仍为其中之一，直至武则天代唐称帝时，高丽乐仍保存25套曲谱，其后逐渐散佚。中朝经济、文化交往，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由于唐朝与新罗关系密切，双方多次互相救助。一次，登州商人马行余由江苏去浙江，在海上遇暴风，船飘至新罗，新罗王闻中国商人遇险而来，即以贵宾之礼相待，并助其回归中国⑥。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冬，新罗王子金士信来唐朝，船被恶风刮至楚州盐城县，当地官府妥善安置，并及时报告唐朝廷。是年，新罗发生饥荒，“其众一百七十人求食于浙东”⑦，唐朝亦予周到接待。
注释
①《旧唐书》卷一四九《归崇敬传》。
②《全唐诗》卷二三七。
③《唐会要》卷九五《新罗》。
④《全唐诗》卷五六，章孝标《送金可纪归新罗》。
⑤《旧唐书》卷一九九上《新罗传》。
⑥范摅《云溪友议》卷上。
⑦《唐会要》卷九五《新罗》。
玄奘取经
玄奘（602—664），俗姓陈，名祎（huī），洛阳缑（gōu勾）氏人（今河南偃师缑氏镇），十三岁出家，玄奘是其法名，后人称他三藏法师（三藏是对佛教经典的三个部分——佛经、戒律、论述与注解的总称，通晓三藏的僧人被称为三藏法师）。
唐初，他在四川、长安等地研究佛教理论，感到佛教分成许多宗派，佛经译文多误，自己无所适从，想亲自到天竺学佛经，研究解决关于佛教教义的玄奘一些疑难问题，在长安结伴准备出国西游，由于唐朝初建，突厥贵族扰边，暂时禁止私人出境，同伴退缩。
贞观元年（627，另有贞观二年、三年说）他从长安出发，杂于返西域的客商中，偷越玉门关，然后独自西行，于628年夏末，到达天竺西北部，然后沿一条由西向东的路线访问参谒了古代无忧王为释迦牟尼佛建造的三百多尺高的“牵（音素）堵波”（宝塔）以及佛诞生处、逝世处、说法的讲堂等胜迹，还在至那仆底国（今印度旁遮普省）调查了有关中国的桃、梨传进印度的传说，这样度过了四年，贞观四年（630）他到达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来到那烂陀寺。那烂陀寺是天竺佛教的最高学府。该寺主持（当家和尚）戒贤是当时印度的佛学权威。玄奘到达时受到热烈欢迎，一千多人捧香、花沿路迎接，时戒贤已一百多岁，本已不再讲学，但为表示对中国的友好情谊，特意收玄奘为弟子，用十五个月的时间给他讲了最难懂的佛经——《瑜珈论》。他用了整整五年时间精研佛学理论，并研究了波罗门教经典、印度方言，取得优异成绩。全寺除戒贤通晓全部理论外，能通晓20部的有一千人，通晓30部的有五百人，通晓50部的只有十人即十大法师，玄奘即其中之一，他并未以此满足，636年辞戒贤外出游学，一路之上多次参加各地的辩论会，战胜许多学者，声誉满天竺。
贞观十四年（640）返回那烂陀，戒贤叫他主持寺内讲座，有一位戒贤的弟子，对经论不能贯通，玄奘用梵文（古印度文）写了一篇论文，阐发义理，指明其谬误，得戒贤与僧众同声赞誉。那时曷利沙帝国已统一了天竺北部，国君戒日王崇信佛教，本人又是诗人剧作家，经他提倡备宗教学派论辩争鸣十分活跃。有一个反对那烂陀派的人写了一篇论文呈给戒日王，声称无人能驳倒一个字。戒日王把论文转给戒贤，并决定在国都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脑季）举行学术大会公开辩论。戒日王非常高兴地会见玄奘，玄奘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情况，引起戒日王很大兴趣，表示要亲自到中国访问。贞观十二年（642）十二月辩论大会开始，与会者有天竺十八国的国王，佛教徒三千多人，波罗门等教徒两千多人，那烂陀寺来了一千多人。玄奘担任大会的论主（主讲人），他用梵文写了一篇《制恶见论》，作为辩论的主题在会上宣读，同时誊写一份悬挂在会场门口，并依照惯例声明：“如有人能据理驳倒一个字，就斩下论主的头以谢罪。”可是五天过去了，仍没有人来辩论，大会连续举行十八天，大家都被玄奘的精辟议论所折服。结束那天，戒日王送给他金钱一万、银钱三万，僧衣一百领。十八国王也各以厚礼相赠，他全部谢绝了，最后戒日王恳请玄奘乘坐一头用精美华幢（音床）装饰的大象游行一周，又特邀他参加七十五天的无遮大会（五年一次的天竺佛教盛会），表示对这位中国大师的尊敬。
公元643年，深切怀念祖国的玄奘表示将要回国，戒日王一再挽留他，一个国王甚至表示只要玄奘肯留下，愿为他建造一百所寺院，但他归志已定，戒日王只好答应。朋友们争相赠礼，玄奘一一谢绝，只接受了鸠摩罗国王送的一件鹿毛披肩，以备途中防雨。动身那天，戒日王、鸠摩罗王等以及当地人民送他几十里路才洒泪而别。
645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带着657部佛经，经西域回到长安。唐太宗在洛阳行宫接见他，极有兴趣地听他介绍西域及天竺见闻，并劝他还俗到朝廷任职，他婉言谢绝。三月初一玄奘回长安，随即开始佛经翻译工作，先后在弘福寺和慈恩寺主持译场，译场有负责翻译的，有检查译意的，有整理译文的，有推敲字句的，各任专职，分工细密。玄奘不懈地工作了十九年，共译出佛经七十五部1335卷，由于他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又精通梵文，所以他的译文流畅优美，而且忠于原意，有些专用名词如“印度”一词，表示时间的“刹那”一词就是经他确定的。唐太宗亲自为玄奘的译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借以宣扬佛教。
玄奘还回忆旅途见闻，写了一本《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亲历的110国，传闻的28国的情况，涉及地域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他把当时各国的方位、道路、疆域、城市、人口、风俗人情、名胜古迹、历史人物、传说故事等一一写下来，内容丰富生动，准确可靠，是研究这些地区历史的重要材料。现在《大唐西域记》已译成数国文字，成为一部世界名著。玄奘当时可能认为他留给后世的主要贡献是取回的佛经和他的译经，我们今天看来，他那些宣扬佛教的经书的总和也未必抵得上这一部《大唐西域记》的价值。玄奘也向天竺介绍了中国的文化，据说他曾经把中国道教哲学著作《老子》译成梵文，传入印度，这应是第一部中国典籍的外文译本，但现已散佚。
天竺朋友十分怀念他，高宗永徽三年（652）天竺和尚法长来中国，玄奘老友那烂陀寺的智光和慧天特意托他给玄奘捎来书信、著作和礼物，表示亲切的问候，信中说：“送去白布两匹，表示我们并没有忘记你，路程太远，希望你不要怪带去的东西太少，还是接受下来吧。如果你需要什么书，我们会抄出来送去的。”玄奘请法长捎去回信，回赠了礼物，并捎去一份他在回国途中丢失需要补抄的书单，在回信中玄奘感谢朋友们的深情厚谊，对戒贤老师逝世表示深切悼念，还报告了自己的译经工作进展情况，这种动人的友谊，是中印人民友谊史上的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