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漂泊青年
管仲，名夷吾，字仲，溢敬，若连溢而称，则日管敬仲，齐桓公称呼他为仲父，世人尊称为管子。齐国颖上（今属安徽）人。其生年已不可确考，据推测，大约生于公元前730年，卒于公元前645年，活了85岁左右。
《国语·齐语》韦昭注日：“管夷吾，齐卿，姬姓之后。”《通志·氏族略第二》进而认为：管仲“出自周穆王”。可见，管仲原是姬周贵族出身，他的先祖曾经谱写过一段辉煌而显赫的历史。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社会的变迁，血缘关系的疏离，其家族渐渐失去了高贵的地位。不知从哪一代起，家道开始急剧衰落，终至于降为平民阶层了。
管仲的父亲名叫管严仲，生平事迹不详。大概在管仲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便告别了人世，因此管仲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为母亲，为自己，为生存，为显达……管仲很小就步履维艰地踏上了辛酸的生活征程。据史载：早年的管仲，在谋生的道路上，养过马、经过商、当过兵、为过吏，从事过多种多样低贱的职业。而且命运对他并不公正——经商赔本、打仗败北、为吏被逐。对此，梁启超在《管子评传》中写道：“由此观之，则管子实起于微贱，非齐贵族。而其少年之历史，实以失败挫辱充塞之。”岂止少年时期呢，管仲的整个青少年时代，一直过着贫穷困顿、颠沛流离的生活。
英雄和懦夫的区别在于对待人生和命运的不同态度：是抗争还是屈服？是退缩还是奋进？社会的纷繁复杂，人生的艰难曲折，现实生活的巨大反差，时代使命感的强烈呼唤，使管仲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自然引发了管仲的向上意志，坚定了管仲追求政治地位的信念。那么，怎样才能走出困顿，步人通达呢？管仲通过冷静的观察，深刻的思考，终于把目光投向了齐僖公的诸位公子身上。
二幽囚于鲁
姜齐的第十三代国君齐僖公生有三个儿子：长子诸儿、次子纠、幼子小白。按照周礼的规定，待僖公百年之后，诸儿是法定的君位继承人。然而诸儿是一个心胸狭隘，反复无常且又少仁寡义的人，僖公担心一旦诸儿即位后，次子和幼子会遭遇不测，所以委派管仲和召忽辅佐公子纠，委派鲍叔辅佐公子小白，因为他们三人都是当时名闻齐国的俊杰之士，又是很要好的朋友，被时人誉为鼎之三足。从此，管仲就被推进了政治漩涡之中。
公元前697年，齐僖公死了，公子诸儿被立为国君，是为齐襄公。谁知襄公无道，治国无方，结果在即位后的第十二个年头，祸起萧墙，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公孙无知杀死了。公孙无知弑君夺位，自己登上了齐国的最高权力宝座。
公孙无知也不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他曾结怨于渠丘大夫雍林，而偏偏于即位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685年，又到渠丘游猎，结果被雍林所杀。
雍林杀死公孙无知后，便打出为国诛逆，替民讨贼的旗号，马上通知齐国的其他卿大夫们说：“无知弑襄公自立，臣谨行诛。唯大夫更立公子之当立者，唯命是听。”（《史记·齐太公世家》）
至此，由于一连串的政变和残杀，造成了齐国一时无君的局面。国不可一日无主，因而择立新君便成了当时齐国政治生活中头等重要的大事。
那时可望登上君位的人选一为避难于鲁的公子纠，一为避难于莒的公子小白。纠的母亲是鲁国人，鲁国自然成为纠的强大外援，加上有管仲、召忽的辅佐，真可谓如虎添翼，因而纠居于争夺君位的优势地位。而小白自小与齐国大贵族、周天子的命卿高傒友善，得到高氏。国氏两大家族的拥戴，加上宫国、卫国作为外援和鲍叔的辅佐，因而也具备了与纠相抗衡的力量。因此，究竟鹿死谁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智谋的较量，以及偶然因素所起的戏剧性作用。
公孙无知被雍林所杀的消息像插了翅膀似的传开了，于是一场发生在公子纠与小白之间的，旨在夺取齐国君位的斗争迅即拉开了帷幕。
公元前685年夏，公子小白在鲍叔等人的簇拥下，急急忙忙地踏上了由宫返齐的大道。大约在同一时刻，鲁庄公也派兵护送公子纠踏上了回齐争位的征程。管仲毕竟智高一筹，为防止小白捷足先登，便亲率一支人马前往堵截。管仲与小白巧遇于首道，于是管仲张弓搭箭，只见小白中箭倒于车中。管仲见小白已死，火速还报鲁国。公子纠见对手已除，放下心来，军队遂放慢了行军的速度，结果6天才到达齐都临淄的城郊。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谁知管仲一箭，正中小白的带钩。这小小的金属带钩，挡住了飞来之箭，竟救了小白一命。当时，小白急中生智，假装中箭而死。这一出色的表演巧妙地瞒过了管仲，管仲真可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了。等管仲离去，小白藏于温车之中，快马加鞭，直奔临淄。这时，高傒等人早已恭候临淄城下，遂把小白迎人城中，立为国君，是为齐桓公。这时，公子纠尚优哉游哉地行走在齐鲁大道上，对临淄发生的一切竟全然不知！
当公子纠的人马来到临淄城郊时，桓公早已做好了拒鲁的准备，严阵以待。公子纠不得不退回鲁国。这样，管仲、召忽辅佐公子纠，在争位斗争中遭到了第一次失败。
同年秋，鲁国又出动大军，第二次护送公子纠回齐夺位。齐鲁两国战于乾时，结果鲁国失败。
败国无外交。乾时之战刚刚结束，齐国使者便来到了鲁国，带来了齐桓公强硬的口信：“子纠是我的兄弟，我不忍心杀他，请鲁国代我把他杀掉吧！召忽和管仲是我的仇人，我要抓到他们剁成肉酱才感快意。不然，就要围攻鲁都。”鲁庄公迫于无奈，遂杀纠于生窦之地，缚管仲、召忽于囚车，交给齐使，押往齐国了。
刚人齐境石忽便自刎而死，应该说他死得很悲壮，也很感人。然而管仲没有为公子纠殉死。因为他认为：“夷吾作为人君的臣子，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岂能为纠个人而牺牲？夷吾为之牺牲的是：国家破，宗庙灭，祭祀绝，只有这样，夷吾才去死。不是这三件事，夷吾就要活下来。活着对齐国有利，死了对齐国不利。”（见《管子·大匡》）由此可见：管仲已经摆脱了身系一人的愚忠桎梏，把眼光放得更远，胸怀展得更宽，立足点提得更高，从而呈现了一种伟大的爱国精神。
对于管仲隐忍请国一事，《管子·大匡》评价说：“召忽的死，比活着更贤；管仲的生，比殉死更贤。”梁启超亦认为：“管子非好为不忠于纠也。彼其审之极熟，知以纠与齐国较，纠极小而国极大；纠极轻而国极重也。管子者，齐国之公人，非公子纠之私人也。”此论甚当。
就这样，管仲满怀一腔炽热的爱国情怀，在祖国的强烈呼唤下，不羞小耻，毅然向齐都临淄走去。
三拜相于齐
齐桓公当上国君后，欲任命鲍叔为相。鲍叔辞谢说：“我是您的庸臣。国君要加惠于我，使我不至于挨饿受冻，就算恩赐了。如果一定要治理国家，则非我之所能。”鲍叔果真像自述的那样功不该立，德不当位，才不胜任吗？绝非如此！他的赫赫定位之功是无人能比的，当时鲁国的智者施伯曾赞叹道：“鲍叔辅佐小白，先人齐而得国，管仲与召忽奉公子纠后人，鲍叔与鲁国一战，能使鲁军败退，功劳是太大了！”说到德和才，施伯称鲍叔为仁，管仲称鲍叔为君子，召忽则把自己、管仲与鲍叔之为齐国，喻为鼎之三足，鲍叔也承认自己堪当治齐之重任。尤其是在辅佐桓公争位的斗争中，鲍叔的文韬武略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物。然而鲍叔拥功不恃、居位不贪。他认为自己虽然有才，但才不如管仲；他认为自己虽能治齐，却不能称霸天下；他认为自己虽然有德然而德无止境；他认为自己虽然有功，然功须时时增益。他为不能佐君而苦恼，为世有佐君之人而欣慰。这人就是他的好友，旷世奇才管夷吾。他决定推荐管仲为相。有一次，鲍叔真诚地对齐桓公说：“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治齐，即高溪与叙牙是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史记·齐太公世家》）
为了说服桓公任用管仲，鲍叔又从五个方面加以比较，说明自己的才能不如管仲。他说：“我有五个方面不如管夷吾：宽惠爱民，我不如他；治国不失权柄，我不如他；忠信以交好诸侯，我不如他；制定礼仪以示范于四方，我不如他；披甲击鼓，立于军门，使百姓勇气倍增，我不如他。管仲好比人民的父母，将欲治理儿子，就不可不用他们的父母。”这并不是鲍叔的自贬之词，实乃肺腑之言。管仲治国平天下的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但桓公还有解不开的情感疙瘩，即一箭之仇。他说：“管夷吾亲手射我，并射中了带钩，几乎要了我的命，现在竟要启用他，可以吗？”鲍叔说：“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君主这样做的。您只要赦罪让他回国，他将同样为您效力。”
桓公的顾虑消除了。他派人到鲁国要回管仲，名欲杀之，实则用之。所以当管仲到了堂阜之地时，就被除去了桎桔。随行人又为管仲沐浴了三次，用香料涂抹了三遍身体，最后还为他举行了消灾仪式。
桓公迎管仲于郊，礼之于庙。斋戒10日，拜管仲为相。正是君臣知遇，风云际会，从此拉开了桓管霸业的帷幕。
四革新政治
当初，襄公无道，朝纲失常，滥杀无辜，淫于妇人，数欺大臣，闹得国难民怨，政局混乱。用桓公的话来说：“从前我们齐国的先君襄公，筑高台，修广池，耽乐饮酒，田猎捕射，不理国政。鄙视圣贤，侮慢士子，只知宠爱女色，九妃众嫔，陈妾数千之多。他们食必粱肉，衣必文绣。而战士挨饿受冻，战马的补充等待游车用完的老马，战士的给养等待侍妾食用的剩余。歌舞杂技的艺人在前，而贤大夫在后。所以国家不能日新月异地发展。”而且几至于“宗庙无人打扫，社稷无人祭祀”（见《管子·小匡》）。管仲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为了使齐国走出荆山棘海，管仲为相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付诸实践的第一个计划就是革新政治。
管仲是一个大政治家。他高瞻远瞩，以巨大的气魄和超人的胆识，在革新政治伊始，便勾画了一幅远大宏阔的政治蓝图，就是称霸天下！据《管子·大匡》载，桓公召见管仲，管仲到后，桓公问道：“国家能够安定吗？”管仲回答说：“您能建立霸业，国家就能安定；建立不了霸业，国家就不能安定。”桓公说：“我不敢有那么大的雄心，只求国家安定就可以了。”管仲再请，桓公还说不能。于是管仲告辞说：“君免我一死，是我的幸运。但我之所以不死节于公子纠，是为了要把国家真正安定下来。国家不真正安定，要我掌握齐国政事而不死节于公子纠，我是不敢接受的。”于是走出大门。这时，桓公慌忙重新召回管仲，汗流满面地说：“您一定要坚持，那就勉力图霸吧！”管仲再拜稽首，起来以后说：“今天您同意完成霸业，我就可以秉承君命立于相位了！”在管仲看来，处乱世必以强力。在大动荡大变革的春秋时代，要想有效地保存自己，必须做到有效地控制对手。他坚持的是一条以攻为守的原则，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阳刚的为政态度。
管仲又是一个极其务实的人。他追求的目标极为高远，而其措施又极为具体、切合实际。针对当时齐国的弊端、危局，他的政治改革先从提高君权开始。
（一）提高君主的权威
齐国自太公始确立了有限君主制政体。这一周初分封制下的产物，其维系纽带是礼乐制度。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臣弑君者有之，子弑父者亦有之。随着周天子地位的下降，诸侯国君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动摇。公孙无知弑襄公而自立，旋即又被雍林所杀的事件，正是有限君主制政体保障机制被破坏的证明。具体到桓公个人而言，他是在高、国两氏的支持下，于乱中夺权的。高、国两家是齐国的世袭贵族、周天子任命的上卿，又有拥立之功，可以想像他们在当时的齐国是位高权重的，这是对君权的极大威胁。因而如何巩固桓公的地位，如何提高君主的权威，是摆在管仲面前的迫在眉睫的一大课题。既然礼制已经崩溃，势必由一种新的制度取而代之，这一制度便是法治。司马迁说，管仲“贵轻重，慎权衡”（《史记·管晏列传》）。周谷城先生认为：“当是法律方面的新政。”他又说：“管仲的法治，有两点须注意的：1.立法，权操君主一人之手；2.守法，为上下共有之事。”（《以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l07页）第一点确立了君主独有的不可动摇的地位，第二点又把君主的行动限制在法律之内。这是一种法治下新的有限君主制政体，而较之于礼制下的有限君主制政体，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二）成立宰相制度
伴随着君主制的问世，如影随形般地产生了辅弼大臣，然而作为一种制度，即宰相制度的创立，却始于管仲。正如左言东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中所言：“齐桓公任用了出身低贱且于己有一箭之仇的管仲为相，总理国政，权力在高子、国子之上。这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制度的变革，是中国宰相制度的开始。”
当时去古未远，原始民主遗风颇深，君主专制尚浅，故宰相在齐国的权力很大。管仲享有三权便是很好的说明。据史载，管仲拜见桓公，说：“臣有宠矣，然而臣卑。”桓公听后不假思索地说：“使子立高、国之上。”管仲又说：“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说：“使子有三归之家。”管仲再说：“巨富矣，然而臣疏。”桓公遂立其为仲父。这就是管仲任相，索要三权的故事。然而后人不仅不以之为贪，反而大加赞赏。孔子说：“管仲之贤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史记·管晏列传》正义）可见，管仲创立的是开明君主制下的宰相责任制政体。
（三）健立五官制
管仲政治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健全中央机构，在宰相下面设置五官，以司各项专门事务。
所谓五官，指的是司法官、军务官、农工官、外交官和谏官。司法部的最高长官是大司理，又称“里”，主司法，属官有司寇、士等。军务部的最高长官是大司马，又称“将”，主军事，属官有司徒等。农工部的最高长官是大司田，又称“田”，主经济，属官有虞师、司空、司田、乡师、工师等。外交部的最高长官是大行，又称“行”，主外交。谏部的最高长官是大谏，又称“谏臣”，主拾遗补缺。
当时的五官分别由隰朋、宁戚、王子城父、宾胥无和东郭牙担任。据《管子·小匡》载，管仲为相3个月后，与桓公共同评论百官。管仲说：“升降揖让有礼，进退熟悉礼节，说词刚柔有度，我不如隰朋，请封他为‘大行’。开发荒地使之成为城邑，开辟土地使之增产粮食，增加人口，尽土地之利，我不如宁戚，请封他为‘大司田’。在平原广郊之上，使战车不乱，战士不退，鼓声一起而三军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封他为‘大司马’。审判案件，调节纷争，不妥杀无辜的人，不妄诬无罪的人，我不如宾胥无，请封他为‘大司理’。敢于冒犯君主的颜色，进谏必忠，不怕死，不贪图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立他为‘大谏’。”
五官在宰相的直接领导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从而建立了一个有效的中央行政体制。
（四）“叁其国而伍其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