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的智者大师
方光华
一国破家亡皈依佛门
智顗，俗姓陈，字德安，生于梁大同四年(538)。他祖籍河南许昌，西晋末年，因避战乱，其远祖迁居荆州华容，他的父亲陈起祖是一个文武兼资的人物。天监中(502-519)，梁湘东王萧绎在荆州上任时，曾聘请陈起祖为宾客，陈起祖在辅佐萧绎经营帝业的过程中被封侯。
萧绎是梁武帝的第七子。他任荆州刺史时的官衔是使持节、都督荆雍湘司郢宁梁南北秦九州诸军事、镇西将军。他指挥的地区：东至今天湖北省接江西省之界，南至湖南云南边境，北至襄阳，西至陕南的汉中。除了四川全境，由他弟弟萧纪统治外，长江上流重镇，全部归他管辖。江东政权本来就是“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军府)于荆州”。从东晋以来，江东政权就是依靠扬州和荆州的军事势力维持统治。但太清元年(547)，梁武帝为接纳西魏侯景之降，派他的侄儿萧渊明率领扬州主办军队五万人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被东魏大将慕容绍宗所败，主力几乎全部被歼。加之太清二年(548)侯景叛乱，于太清三年(549)三月攻人建康，至公元551年十一月，侯景在连续废除萧正德、萧纲、萧栋几位傀儡之后，自立为帝，长江下游在混乱中已经丧失了军事能力。荆州的地位显得重要起来，萧绎有了称帝的野心。
萧绎在公元548年听到建康被围时，并没有派遣大军援救父兄。在梁武帝被围困的日子里，梁援军自西方至者有二三十万人，而荆州却只派步骑万人东援建康。后来在舆论压力下被迫派大将王僧辩率领舟师万人继续增援。可是不久台城被侯景攻破，荆州的舟师也被侯景接收过去，只有王僧辩等将领数人回到江陵。不久，梁武帝死了，武帝的儿子除被侯景软禁的萧纲之外，最有威望的是萧绎的三兄萧纶。他在侯景起兵时被任命为北讨大都督，总督诸军北讨侯景。及台城被攻破，萧纶逃往会稽又从会稽逃往郢州(武昌)，被推为都督中外诸军事，成为反抗侯景的盟主。萧绎却派王僧辩率水军万人，进逼郢州，逼走萧纶。萧纶逃至汉东。这时西魏派大将杨忠略地汉东，萧绎派使臣去同杨忠接洽，缔结了出卖国土称臣西魏的盟约，目的在于要求西魏消灭萧纶。不久，西魏军就在杨忠的指挥下，擒杀萧纶，投尸江岸。
萧纶死后，在益州任刺史的八弟萧纪又成了萧绎的消灭对象。萧纪自大同三年(537)被任命为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诸军事、益州刺史，到了大宝三年(552)，镇守梁、益已经十六个年头。有精兵四万，马八千匹。他在梁武帝死后，萧纲被杀(551年十月)，即位称帝。率水军沿江东下，以讨侯景为名，想到建康重建梁政权。萧绎见萧纪东下，又派使臣向西魏请兵，说：“子纠亲也，请君讨之。”萧纪虽然是我亲兄弟，但请你消灭他。西魏遂派大军攻下梁州，接着进兵取得益州。萧纪还没有到江陵，后方已失，前面又遭萧绎狙击。不久萧绎生俘萧纪，杀之于巫峡口。
萧绎翦除兄弟的势力的目的虽然达到了，但梁、益既失，襄阳又被西魏所控制，江陵已危如累卵了。而此时侯景出兵攻取江州、郢州，向江陵逼进，景军推进至巴陵(今湖南岳阳)。萧绎命王僧辩击退景军，收复江州、郢州。公元552年三月，王僧辩又大捷于姑熟(安徽当涂)，乘胜进抵建康，消灭了侯景。萧绎的大哥萧统的孙子萧栋兄弟三人本已被侯景监禁，这时逃奔荆州军，但在萧绎的指使下，王僧辩把他们兄弟三人沉水溺死。
侯景既破，萧绎就在公元552年十一月于江陵即帝位，是为梁元帝。大概是陈起祖在萧绎经营帝业的过程中发挥了较突出的作用，萧绎在赏赐有功文武臣僚时，没有忘记陈起祖，拜他为使持节散骑常侍益阳县开国侯。
在陈起祖被封时，陈德安才十五岁。十五岁的少年是否能够理解发生在他身边的这一血腥事变，现在不得而知。但也许他对萧氏兄弟之间的互相残杀有所感受，他有一股超脱人世束缚的强烈愿望。就在他的父亲荣封侯爵的这年，他却要求出家。这一要求当然没有得到他父母的支持。
一个人在家族荣显之时要投靠佛门，求得清净，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陈德安(后来的智颤)要投入佛门，最可靠的推测就是他对现实社会的阴暗污浊已经深为不满。他希望脱离于现实生活的愿望，致使他在白天也产生幻觉。他在十五岁时，“稽颡礼佛，恍焉如梦，见极高山，临大海曲，有僧举手接上云：吾当居此处”。他的这种感受使他对佛教经典也产生了浓厚兴趣。虽然附近寺院僧侣只给他口授过《普门品》，但他对经典往往能够自通文句。
事实的发展证明了他的预感。萧绎苦心经营的帝业不过是过眼烟云。萧绎即位之初，人户着籍不足三万，江北诸郡，多被东魏侵占，梁、益两州，已全部并于西魏，雍州一带又成为西魏附庸，处境已非常艰难。而本来向西魏称臣的萧绎，做了皇帝之后，就不再称臣。西魏派遣使臣宇文仁恕到江陵聘问，梁元帝接待宇文仁恕时礼节不热烈，并向他表示，梁已统一，西魏所侵染之梁、益两州和襄阳等地应归还梁国。西魏君臣听后自然十分气愤，他们不但不想归还梁、益两州，还想吞并江陵。公元554年九月，西魏执政者宇文泰命于谨、宇文护等率步骑五万，南攻江陵。十一月十四日，西魏大军包围江陵，二十九日破城，俘虏并处死梁元帝萧绎。江陵百姓男女十余万口被西魏分赏给将士作奴婢，驱归关中。
在江陵失守时，陈起祖一家遭到家破人亡的厄运。德安“二亲殄丧”，“亲属流徙”。德安被迫北度硖州(治所在今湖北宜昌)，投靠舅氏。家破人亡的切身经历更加坚定了他投身佛门的决心。他向他的哥哥陈针(当时任中兵参军)表示了他的志愿。他的哥哥对他说：“父母刚离开我们，你现在又要出家，我怎么能舍得你离开呢？”德安跪着回答说：“过去梁荆是多么强盛，但你已亲眼看到，它一朝就成了西魏的仆妾，原来要统一天下的野心恐怕现在连统治一个小小的角落都不可能了。我觉得要报答父母的恩德，并不一定是我们天天糊里糊涂地生活在一起就会有好处，关键在于要追求‘道’，要搞清生活的意义。我现在志向已定，恐怕不能再改变了。”他的哥哥听了之后，只好同意了他的选择，并命他到衡州(治所在今衡阳)找他们父亲的故旧、湘州刺史王琳。经王琳的支助，德安在湘州果愿寺出家，法名智颉。这年他十八岁。
二南北求索了悟佛法
在智顗出家时，江南政局还在剧烈变化。西魏把江陵这座空城留给了萧统的第三子萧詧，王僧辩、陈霸先则在建康拥立萧绎的第九子萧方智为帝，是为梁敬帝。太平二年(557)九月，陈霸先在打败王僧辩勾结北齐的企图，消灭王僧辩和入侵的北齐军队之后，废敬帝自立。但当时江东政权的号令还是不出建康千里之外。盘据湘、郢二州的湘州刺史王琳，一方面拥立萧绎的七岁孙萧庄为梁主，另一方面又勾结北齐、北周，联军东下，进犯建康，但被继陈霸先为帝的陈文帝陈蓓打败。陈文帝遂于公元560年收复了江州、郢州，削平了长江中游的割据势力王琳，初步巩固了江东政权。
在公元555-560年智顗十八至二十岁这段时期，智顗的求道活动主要在湘州和衡州。他在果愿寺沙门法绪的教导下，学习佛教律仪。后又诣慧旷律师，拜他为师，弄懂了佛教戒律的基本道理。不久他又到衡州大贤山，诵《法华经》、《无量义经》、《普贤观经》，并进修《方等》。在研读佛教经典过程中，智顗“心神融净，爽利常日”，他完全陷入了对教义的沉迷。
当时江南佛教已经得到了相当深入的发展。在齐梁之际，随着对佛性讨论的进一步深人，对般若学的需求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姚秦时期罗什、僧肇诸人在关中的弘播。当时南方绝大多数佛教信徒在理论上都能明确地把佛的法身及其所代表的境界视为诸法缘起本质的抽象和证悟。如梁武帝的长子萧统《解法身义令旨》就对不可智知、不可识识的诸法本质有基本遵循般若空观的说明。而参与讨论的十一家，有的论点的深刻性还超过了萧统。般若学的广泛普及就其对南北朝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来说，主要有两大作用。第一是它以思辩的形式否定了人们积极探索理想政治的努力。这早在僧肇依据般若空观来批评“六家七宗”的本体论并终结玄学的理论命题时就已经得到了充分反映。既然现实存在都没有任何质的规定性，诸法(各种现象)的本质是不可言状、超言绝虑的真如，那么自然就不会有所谓绝对合理的政治原则、伦理原则。佛教经典就是这样打消了人们从现实角度思考问题的努力。“贪欲即涅架，恚痴亦如是，如此三事中，有无量佛道”，人们不必再为某些固定的标准而束缚自己。第二是它在否定人们追索理想政治、人伦准则的同时，又提倡人们应该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应该有领悟宇宙最高真理的志愿。在佛教传人之前，中国传统思想领域只有道家非毁儒家对于政治和人伦的理想信念，提倡人们从宇宙根源性的“道”去考虑人的生存方式。但佛教般若空观把道家的这种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它根本否定包括道家宇宙生化之道的终极价值，号召人们从对现实存在彻底的否定性思维中确立人的精神世界。
般若空观对于化解南北朝时期人们心理上的某些症结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儒家的伦理纲常在南北朝时到底应该怎样发展？一些门阀世族主张提高符合人性的伦理规范的地位，具体地说，就是要提高孝道，贬低忠道，加强家族伦理，淡化政治伦理。而佛教则从理论和行动上贬低忠孝。按照佛教的理解，凡一切没有超脱轮回之链的众生，都是轮回主体伦理行为平等的对象，而且轮回主体的果报不受其它因素决定，它主要取决于主体业力的影响。这一方面有利于突破伦理纲常的限制，也有助于冲破门阀世族家族伦理的价值取向，还不会导致非道德主义和享乐主义。它对于解放当时人们思想有启示作用。智顗也许就是受这些因素影响，终于超越了家族伦理规范的限制，要去追求“道”这种最高的真理。
梁、陈之际，江南佛教在般若空观的渗透、陶冶的基础上，还出现了以佛性为核心构架佛学体系的企图。最先明确表示这一企图的是梁武帝的“立神明成佛义”。它把佛性视为心识之神明，认为心识有神明、无明两个方面。心识神明是成佛之本，显现无为法，无明是障佛之根，显现有为诸法。梁武帝的观点被吹捧为对当时佛教教义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一大解决。沈绩说连像他这样“至于佛性大义，顿迷心路”的人读到此论后也廓然开朗。梁武帝立神明成佛义在理论上不见得有多高深，但它显示了一种从佛性出发构架佛学理论体系的意图。也就是说，佛教发展到梁、陈之际，已经形成了理论创新的需要，它要求人们用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思路来整理、提炼庞大的佛学系统，它需要中国式的佛教理论领袖。
十八至二十岁的这段日子，智顗在湖南初步步入佛法的殿堂时，应该会对梁武帝时期沸沸扬扬的“佛性”义、“二谛”义的讨论的结果发生兴趣，他不可能不触及当时江南佛教界的尖端问题。事实上，正是因为他关注这些问题，并深入研读经典，才使他形成了对佛教理论的某些独特认识。灌顶在《智者大师别传》所描述的智顗读经感受，实质上就是一种非常沉迷、执着的心境。在这种心境中，智顗觉得他把握了某些真理，但又说不清这些真理到底是什么，他还没有能力把它理论化地表述出来，但他觉得精神非常充实，他能够看到精神家园那耀眼的光芒。
就在陈文帝削平长江中游的王琳割据势力的这一年(560)，智颉到了光州大苏山。当时大苏山有慧思禅师居住。慧思(515-577)，俗姓李，后魏南豫州汝阳郡武津县(今河南上蔡县)人。十五岁信仰佛法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常读《法华经》，因读《妙胜定经》开始修习禅观。他对禅法有心得，悟得法华三昧。三十四岁时(548)在兖州讲禅法，遭猜忌而南行，先到信州，后入郢州。公元553年，他到了光州，公元554年，人住大苏山，在开岳寺、观邑寺讲《大品般若经》，信众日增。在公元558年，他在光城县齐光寺撰《立誓愿文》，叙述自己出家学道、习禅以及在各地游化迭遭诸异道扰乱毒害，因而发心写造金字经本的因缘，立誓修禅解脱法、得神通力、弘扬般若、广度众生的大愿。由于这篇《立誓愿文》的流传，更引起了远地信众的信仰。智颉来到大苏山，据灌顶的说法，是因为智顗“常乐禅悦，怏怏江东无足可问”，似乎是智颉因看重慧思的禅法而来到了大苏山。但实际上可能是因为陈文帝逼近湘州、郢州，为逃避战乱，智颉只好投到陈齐边境。
但智顗投奔大苏山，对他成为宗教理论领袖来说，无疑是重要的转折。南北朝时期，佛教也形成了南北两种不同的特点。南朝佛学重视思辩，而北朝佛教重视躬行。佛教的理论发展需要思辩和躬行相统一，需要扭转南义北禅的局面。而北朝禅师慧文、慧思本身也在禅法中吸纳般若学内容。灌顶说慧文的禅法“一依释论(即《大智度论》)”。慧文曾把大品般若开头所说“修习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归为“一心中得”。这种思路影响了慧思，慧思将慧文结合禅法与《般若》经的做法发展为结合禅法与《法华经》。他认为只有以心法为基础才能讨论诸法实相，心法可以分为根本心识和枝条心识二类。六识为枝条心识，是心之相，六识的本体为根本心识，是心之性，亦称如来藏。慧思的这种说法，很可能代表当时一部分习禅者的心识观，也体现了他们根据各人亲身体验来沟通佛法大系的努力。但这种做法也很容易引起保守原有禅法传统的反对。达磨的弟子慧可和慧文的弟子慧思的禅法在北方先后受到排挤，就是因为他们的创造性破坏了原有禅法传统。
智顗来到大苏山，有幸师从了北方富有创造力的禅师之一——慧思，这一方面使他有条件弥补南方和尚禅法实践经验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他为条理佛学体系找到一个切实的基点。灌顶描绘智顗拜见慧思后的情形说：
慧思在了解智顗的志向和心得后感叹地说：我跟你就像在数世以前同听佛祖讲《法华经》一样，对于佛法真理的探求的心情是非常相契的。于是他将自己的禅法体会教导给了智顗。智顗根据他的指导，不分白天黑夜，研习《法华经》，切柏代香，柏尽继之以粟，卷帘进月，月没燎之以松。诵至《药王品》，身心豁然入定：遂修禅法。还照《法华》，经典中的理论无不通达，诸法的实相无不明彻，如高辉之临幽谷，似长风之游太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