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心中的蓝图，岂是塑胶花所能包容？生产塑胶花，只是他积累资本的手段。他的最终目的，是充分展示人生的价值。李嘉诚清醒地认识到，世间万事万物，攀到了顶峰，就必然会走下坡路，塑胶花自然也是如此。塑胶花的成功，滋长并坚定了他建立伟业的雄心。在其后的10余年间，他在逐步淡出塑胶业的过程中，依然保持着在香港塑胶领域中的领先地位，这为他开创新事业积累了数以千万的资金。李嘉诚虽有高远的目标，但绝非好高骛远之人，他总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在向既定目标迈进。他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要经过长时期的深思熟虑，周密部署。除非在紧要关头，他才会迅速做出决策。 李嘉诚以独到的慧眼，洞察到地产的巨大潜质和广阔前景。
李嘉诚财富人生：从涉足地产到竞标地铁
投身地产
香港是弹丸之地，不仅狭小，而且多山。三四百万人挤在区区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5000余人，是当今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1951年，香港人口才不过200万，到50年代末，已直逼300万。人口增多，不仅使住宅需求量大增，再加上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急需大量的写字楼、商业铺位和厂房。因此，香港长期闹房荒，房屋的增加量总是跟不上需求量。而且，“三世同堂”的大家庭格局渐渐被抛弃，随着独立的小家庭增多，社会对房子的需求呈直线上升趋势。有限的土地，无限的需求，加之港府执行高地价政策，更使得寸土寸金，房贵楼昂。
香港工业化进程的急速发展，使物业商们喜笑颜开，于是便趁势提高租金。许多物业商只肯签短期租约，待用户提出续租时，业主又大幅加价。用户苦不堪言，李嘉诚自然也对此有切肤之痛。
身为一业之主，李嘉诚也曾不止一次地为厂房伤透脑筋。要找到交通便利、租金适宜的厂房实在是太难了。好几次扩大生产规模，都是在现有的厂房内重新布局。在各个车间里，设备、人员、制品，无不挤得水泄不通。
此时，正是1958年，李嘉诚的长江工业公司正值快速发展的高峰，这一年李嘉诚的长江工业公司异军突起，取得令人瞩目的业绩。成为香港塑胶业的龙头老大。李嘉诚也由此获得“塑胶花大王”的美称。美中不足的就是厂房问题，胸怀大志的李嘉诚显然不会因为现有的生产规模而满足的。塑胶花的成功，更加滋长并坚定了他建立伟业的雄心。
李嘉诚在每次为寻租厂房而大伤脑筋之时，都会想：我要有自己的厂房该多好，那就用不着再受物业商的任意摆布了。他的构想，经过长时间酝酿，进一步明朗：我为什么不可做地产商？
在今天，我们知道，百亿身家的超级巨富中，90％是地产商或兼营地产的商人。可在当时，房地产并不是人人都看好的行业，大富翁分散在金融、航运、地产、贸易、零售、能源、工业等诸多行业，地产商在富豪家族中并不突出。
做地产商，对于目前处于事业高峰的李嘉诚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只要有足有的资本，进军地产业并不困难，但是就一般人看来，李嘉诚在这个行业轻车熟路，应该继续开拓，争做世界塑胶业的泰斗才是。
然而，李嘉诚并不这样想。他心中的蓝图，岂是塑胶花所能包容？生产塑胶花，只是他积累资本的手段。他的最终目的，是充分展示人生的价值。李嘉诚清醒地认识到，世间万事万物，攀到了顶峰，就必然会走下坡路，塑胶花自然也是如此。塑胶花的成功，滋长并坚定了他建立伟业的雄心。在其后的10余年间，他在逐步淡出塑胶业的过程中，依然保持着在香港塑胶领域中的领先地位，这为他开创新事业积累了数以千万的资金。
李嘉诚虽有高远的目标，但绝非好高骛远之人，他总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在向既定目标迈进。他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要经过长时期的深思熟虑，周密部署。除非在紧要关头，他才会迅速做出决策。
李嘉诚以独到的慧眼，洞察到地产的巨大潜质和广阔前景。
1958年，李嘉诚在香港北角购地兴建了一座十二层高的工业大厦，开始插足地产界，兼营房地产。1960年，李嘉诚在柴湾购地兴建了两座工业大厦。这两座大厦的面积共12万平方米。而在香港经济迅速发展的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香港的港岛和新九龙中心地段地价猛升6床煜然睦罴纬希陈？长江“先人一步跨入地产界，并成为其中最积极的一支劲旅。
他将自己的经济发展方针订为：“稳健中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尽管是小心翼翼，不劲易冒险，但他还是技高一筹地将经营塑胶花工厂所赚取的利润，以及第一幢工业大厦源源不断的巨额收入，全部投资到房地产经营上。
李嘉诚虽吃准了房地产的乐观前景，仍采取谨慎入市、稳健发展的方针，他没有走捷径--预售楼花，而是将此作为出租物业。
不可否认，卖楼花能加速楼宇销售，加快资金回收，弥补地产商资金不足。卖楼花是霍英东于1954年首创，他一反地产商整幢售房或据己出租的做法，在楼宇尚未兴建之前，就将其分层分单位（单元）预售，得到预付款，即可动工兴建。卖家用买家的钱建，地产商还可拿地皮和未成的物业拿到银行按揭（抵押贷款），真可谓一石二鸟。
继霍英东后，许多地产商纷纷效尤，大售楼花。银行的按揭制进一步完善，蔚然成风。用户只要付得起楼价的10%或20%的首期，就可把所买的楼宇向银行按揭。银行接受该楼宇做抵押，将楼价余下的未付部分付给地产商，然后，收取买楼宇者在未来若干年内按月向该银行付还贷款的本息。
无疑，银行承担了主要风险。
李嘉诚认真研究了楼花和按揭。地产商的利益与银行休戚相关；地产业的盛衰又直接波及银行。唇亡齿寒，一损俱损，过多地依赖银行，未必就是好事。
李嘉诚最欣赏本港最大的地产商--英资置地公司的保守做法，重点放在收租物业。置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一直雄踞中区“地王”宝座，拥有大量大厦物业。只要物业在，就是永久受益的聚宝盆。
资金再紧，李嘉诚宁可少建或不建，也不卖楼花加速建房进度；他尽量不向银行抵押贷款，或会同银行向用户提供按揭。
他兴建收租物业，资金回笼缓慢。但他看好地价楼价及租金飚升的总趋势。收租物业，虽不可像发展物业（建楼卖楼）那样牟取暴利，却有稳定的租金收入，物业增值，时间愈往后移，愈能显现出来。
李嘉诚预测无误。据港府公布的统计数据，1959年港府拍卖市区土地平均价：工业用地每平方米104.85元；商厦、写字楼、娱乐场等非工业用地1668.44元；住宅用地164.75元。而到1980年，这三类拍卖地价分别为29549.03元、124379.06元、13728.30元。升幅分别为280.8倍、73.5倍、82.2倍。
地升楼贵，李嘉诚“坐享其利”。他拥有大批物业，储备了大量土地，渐成为香港最大地主。
地产危机
地产业的成功并没有让李嘉诚头脑发热。
俗话说：无风险不成生意。因此，做任何生意都不可能十拿十稳，多少会有一点冒险成分。风险有多大，利益就有多大。这就需要根据各种情况进行分析。一些胆子大的商人，只要有五成胜算就敢冒险；胆子小的，非有八成以上胜算便不敢采取行动。一般来说，风险与利益成正比。前者敢于冒险，很容易倒大霉，也很容易暴发；后者比较稳妥，却难求快速成长。
由此可见，经商应该敢想敢干，许多现实和成就便是由梦想开始，经过努力而达成的。
梦想可以是基础，可以是动力，能够引导我们走向成功，但关键是要切实可行。
李嘉诚进军地产业的壮举就是源自一个梦想，由这个梦想所触动，他进行了踏踏实实的可行性研究，认准了地产的广阔前景以后，这才毅然挺进。
从这里我们能够得到启发：当我们有把握确信一个行业的美好前景时，就应果断地进入。不然，就会丧失先机。与此相应，当我们正从事的行业前景注定不妙时，应及时抽身。
当然，这需要我们练就一双审时度势的火眼金睛。
审时度势的眼光并不是一时一刻就能形成的，它是通过平时一点一滴积累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时刻不忘充实自己，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观察分析能力，然后再找机会加以验证。久而久之，必有收获。
当我们的经验足够丰富，占有的信息足够充足时，自然而然就会形成正确的认识，从而指导我们的行动走向成功。
当时地产界的许多人士，认为李嘉诚的作风过于保守。
李嘉诚看似保守的做法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
1961年6月，潮籍银行家廖宝珊的廖创兴银行发生挤提风潮。廖宝珊是“西环地产之王”，他在西环大量购买地盘兴建楼宇，并在中环德辅道西兴建廖创兴银行大厦。廖宝珊发展地产的资金，几乎全部是存户存款，将其掏空殆尽，而引发存户挤提。
这次挤提风潮，使廖创兴银行面临倒闭，廖宝珊脑溢血猝亡。
廖宝珊算起来是李嘉诚的同乡，廖氏是潮商中的成功人士，深得商界新秀李嘉诚的尊敬。从廖宝珊身上，李嘉诚进一步意识到地产与银行业的风险。
廖创兴银行挤提事件，并未引起地产银行界人士的足够重视。
1962年，香港政府修改建筑条例并公布1966年实施。地皮拥有者和地产商，为了避免新条例实施后吃亏，都赶在1966年之前建房。
地皮拥有者和地产商缺乏资金，于是银行的积极资助，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建房热潮。银行不仅提供按揭，自己也直接投资房地产。
在建房热潮中，炒楼、炒地风空前炽热，职业炒家应运而生。他们看准地价楼价日涨夜升的畸形旺市，以小搏大，只要付得起首期地价楼价，就可大炒特炒，趁高脱手。大客炒地，小客炒楼（花）。大客大都是地产商，甚至还有银行家；小客多是炒金炒股的黄牛党。
在这股风起云涌的炒风中，李嘉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买空卖空是做生意的大忌，投机地产犹如投机股市，“一夜暴富”的后面，往往就是“一朝破产”。
此时的李嘉诚他一如既往地在港岛新界的新老工业区寻购地皮，营建厂房。他尽可能少依赖银行贷款，有的工业大厦完全是靠自筹自有资金建造。公司下属的塑胶部经营状况良好，盈利可观。地产部已由开初的纯投资转为投资效益期，随着新厂的不断竣工出租，租金源源不断呈几何级数涌来。
李嘉诚坚定地以长期投资者的面目出现在地产界；同时，他又是长期投资者中的保守派 。
正在炒地、炒楼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危机产生了。
1965年1月，本港小银行--明德银号发生挤提宣告破产，究其原因，是“参与房地产投机，使其没有流动资金，丧失偿债能力”。明德银号的破产，加剧了存户恐慌心理，挤提风潮由此爆发，迅速蔓延到一系列银行，广东信托商业银行轰然倒闭，连实力雄厚的恒生银行也陷于危机之中，不得不出卖股权于汇丰银行而免遭破产。
银行危机却持续了一年有余。港府采取紧急措施，才遏制住挤提潮，但不少银行虽未倒闭，却只能“苟延残喘”。在银行危机的剧烈振荡下，兴旺炽盛的房地产业一落千丈，一派肃杀。地价楼价暴跌，脱身迟缓的炒家，全部断臂折翼，血本无归。靠银行输血支撑的地产商、建筑商纷纷破产。
在这次危机中，李嘉诚的长江实业的损失，与同业比微乎其微。它只是部分厂房碰到租期届满，续租时降低租金，而未动摇其整个根基。
那些激进冒险的地产商，或破产，或观望。“保守”的李嘉诚却仍在地产低潮中稳步拓展。
一年多之后的1966年年底，低迷的香港房地产开始出现转机，地价楼价开始回升。银行经过一年多“休养生息”，元气渐渐恢复，有能力重新资助地产业。地产商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
中国内地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就在此时开始波及香港。1967年，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内地红卫兵的过激行动，给英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左派”注了一剂强心针，“左派”到市民中煽动反英情绪，并把大字报贴到港督府的大门墙上。英方暴力镇压，触发“左派”掀起“五月风暴”。
香港人心惶惶，谣言四起。“中共即将武力收复香港”的谣言传遍大街小巷。这些触发了自二战后第一次大移民潮。
香港市民纷纷移民，移民又以有钱人居多，他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司徒拔道的一幢独立花园洋房竟贱卖60万港元。新落成的楼宇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建筑商们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这时的李嘉诚也是忧心忡忡。他不时听广播，看报纸，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李嘉诚时时刻刻担心着他的家人和他辛苦奋斗得来的数个地盘、物业……
《明报》的社评综述当时的情况：“ ‘左派’的行动在升级，（他们）烧巴士、烧电车、杀警察、打巴士电车司机、烧贝夫人健康院、炸邮政、用定时炸弹炸大埔乡事局、攻打茶楼、大石投掷行人和汽车、向警察投掷鱼炮、爆炸水管、烧报馆车辆……”
“中共会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在香港推行大陆的共产主义制度”。是每个投资者最为关心的事情。
香港传媒透露的全是“不祥”消息。李嘉诚知道，香港的“五月风暴”与内地的“文革”有直接关系。那时，不少内地群众组织的小报通过各种渠道流入香港，李嘉诚从中获悉，内地春夏两季的武斗高潮，自8月起，渐渐得到控制，趋于平息。那么，香港的“五月风暴”也不会持续太久。
这时候的李嘉诚在想：“不可能，中共若想武力收复香港，早在1949年就可趁解放广州之机一举收复，何必等到现在？香港是大陆对外贸易惟一通道，保留香港现状，实际上对中共大有好处。中共并不希望香港局势动乱。”
深思熟虑后的李嘉诚，毅然采取惊人之举：人弃我取，趁低吸纳。
大陆“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主持工作，中共中央做出决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共的决议，虽未涉及“香港式文革”，但香港经济界和知识界，都把那场“五月风暴”视为空前灾难，此乃后话。
这次战后最大的地产危机，一直延续到1969年。
时间证明李嘉诚又一次判断正确。
李嘉诚逆同业之行而行，坚信乱极则治，否极泰来。大规模移民潮虽渐息，而移居海外的业主，仍急于把未脱手的住宅、商店、酒店、厂房贱价卖出去。李嘉诚认为这是拓展的最好时机，他把塑胶盈利和物业收入积攒下来。他将买下的旧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产低潮，建筑费低廉的良机，在地盘上兴建物业。
同行业的有些地产商，正等着看李嘉诚的笑话；不少朋友为李嘉诚的“冒险行动”捏一把汗。
1970年，香港百业复兴，地产市道转旺。有人说李嘉诚是赌场豪客，孤注一掷，侥幸取胜。只有李嘉诚自己清楚他的惊人之举是否含有赌博成分。他是这场地产大灾难中的大赢家，但绝非投机家。
经过这次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初，李嘉诚已拥有的收租物业，从最初的12万平方英尺，发展到35万平方英尺。每年租金收入为390万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