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革命，为了试制各种弹药，吴运铎三次负伤，炸坏了左腿，炸瞎了左眼，炸断了左手的四根手指，身上大大小小留下了无数伤疤。第一次负伤是在1939年，启动发动机时没有抓牢手柄，手柄落在左脚上砸破了一个小伤口，谁知得了破伤风，差点丢了命。第二次负伤是在1941年，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兵工厂化整为零，吴运铎率领的小分队主要负责子弹生产。在“茅屋工厂”，他亲自动手，将收集来的旧炮弹引信上的雷管拆卸以备用，突然，一只雷管在他左手里爆炸了，顿时他被炸成了血人……数十年后，吴运铎回忆说：“我知道这是一件很危险的工作。我要自己做这工作，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危险的时候，应该站在大家的前面，不能把危险的工作让给别人。”第三次负伤，是在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当时我军急需选择有重工业基础的城市，建设一个有炼钢、炮弹、火药等门类的联合兵工企业，党中央将目标锁定在大连。这年春天，由于左眼里的弹片无法取出，吴运铎常常头晕失眠，非常痛苦。组织上安排他和妻子陆平来大连休养。听到要建兵工企业的消息，作为军工专家的他怎能安心静养？他坚决请求恢复工作，获得批准。在一次进行炮弹爆炸试验中，他再次被炸成重伤：左手腕骨头被炸断，右腿膝盖下被炸烂一半，右眼蹦进一粒弹片，伤口流血不止……
为了革命，吴运铎和他的战友们，建成我军第一个军械制造车间，并首次制造出步枪，制造出我军第一批平射炮和枪榴弹，制造出42厘米口径、射程可达四公里的火炮，研制了拉雷、电发踏雷、化学踏雷、定时地雷等多种地雷，在只有八个人的条件下，年产60万发子弹……
为了革命，吴运铎九死一生。然而他说：“丰硕的胜利果实，是需要战士的鲜血浇灌的。”
在和平年代，他做了些什么？
新中国诞生一个多月后，党组织送吴运铎去苏联治疗眼疾。
莫斯科郊外50公里处的松林疗养院，风景秀丽，十分宜人。吴运铎在这里休养了20多天，便开始接受治疗。这时，他的左眼已完全失明，右眼也不好，长期红肿流泪，看东西头昏。身上共有几十处伤口，有许多炸弹的小铁片都没有取出来，已经和肌肉长到了一起了。腿上的关节因为长期被石膏绷带固定，已经硬化，走起路来都是直的。对于来自中国的英雄，苏联政府和人民予以热情欢迎，派出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病。经过手术，他右眼内残留的弹片取了出来，恢复了视力。随后，又安排为他医治腿关节毛病和神经衰弱症。
一段时间后，吴运铎身体状况日渐好转。苏方安排他参加了五一节红场观礼，参观了盼望已久的奥斯特罗夫斯基博物馆，还见到了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夫人达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他1943年就反复读过，那种感动和震撼仿佛还在心间。尤其令他佩服的是，保尔无限忠诚地对待党的事业，在战场上是无畏勇敢的战士，在建设中又是一个出色的劳动者。保尔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吴运铎不断上进，特别是在他负伤的日子里，保尔就是他心中的榜样，千百倍地增强了他斗争的信心和战胜困难的勇气。参观博物馆后他在纪念册上留言：“保尔，你给了我们中国人民无穷的勇气和力量，使我们战胜了一切困难和一切敌人。”
吴运铎和保尔的经历有那么多相似之处，在苏联友人眼里，在中国人民心里，吴运铎就是“中国的保尔”。
1951年，吴运铎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特邀全国劳模代表，参加了国庆观礼。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介绍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兵工功臣吴运铎》的长篇报道。10月11日，吴运铎应全国总工会的邀请，在总工会作了三个小时的专场报告，讲述了自己怎样从一个穷苦孩子当上了煤矿工人，又是怎样从一个普通工人参加了新四军，为革命修枪修炮到造枪造炮，三次光荣负伤。在身上、腿上、头皮上、耳朵上，共有30多处伤痕，体内至今还留有20多块和肉长在一起的弹片，严重地损伤了身体，左手炸掉四个指头，左眼球被摘除，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台下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从此，“中国的保尔吴运铎”的名字传遍了神州大地。
新中国成立后，吴运铎历任中南兵工局副局长、机械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职，主持多项兵器科学研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军工人才，为国防现代化和改善部队装备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使吴运铎声誉鹊起、让他的名字家喻户晓的原因并不是他在军工领域的成就贡献，而是缘于一本书的出版。这本书就是吴运铎所写、1953年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把一切献给党》。
这是一本励志之作，是吴运铎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广大青少年谈人生意义的通俗读物。这本书于1953年7月第一次印刷出版后，立即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出版不到一年，就四次印刷，印数达200万册。十年间陆续几十次印刷，总印数达500多万册，还被翻译成俄、德、英、蒙、日、朝鲜等六种文字，介绍到国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当时，全国机关、工厂、学校、商店都开展了学习活动，有的工厂、学校还组织了“吴运铎小组”“吴运铎班”“保尔班”等等，开展劳动竞赛、学习竞赛。青年们把它当成生活教科书，书中充满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所有的读者。其中有的章节如“劳动的开端”“把一切献给党”还被选编进小学语文教材。
吴运铎参加革命前连小学也没读完，又身体伤残，怎么会想到要写书呢？这事说起来还是全国总工会的功劳。自从1951年吴运铎为全国总工会作首场报告会后，《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先后介绍吴运铎的事迹，通过报刊、电台，他的事迹广为流传，一时成为人们传诵的英雄。为使大家更详细地了解“中国保尔”成长的道路，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建议吴运铎写本自传体的书。吴运铎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拿笔杆不同于拿枪杆，我哪会写书呢！”赖若愚说：“你能行，写吧。你的报告录了音，我派人先帮你整理整理。”随后，工人日报社的编辑任家栋来到吴运铎身边，帮助工作。自己经历的事，写起来很顺手，经过半年时间，吴运铎完成了初稿。同时，何家栋负责修改润色，中央美术学院的罗工柳、王式阔、尚沪生负责插图，同心合力，《把一切献给党》终于成功付梓。
《把一切献给党》是吴运铎前半生的真实写照，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思想境界、人格风范的真实写照，在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发挥了革命人生观教育的巨大作用。雷锋生前最喜欢读的书有两本，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本就是《把一切献给党》。雷锋说，保尔和吴运铎是每个年轻人学习的榜样，我要像他们那样去做。
吴运铎虽然肢体伤残，但却有一颗爱党爱国的赤子之心。他总是用满腔热情对待工作，对待同志，鼓励年轻人树立远大志向，刻苦学习，钻研业务，勇攀科技高峰。在二〇二所当所长的时候，他要求大家学习专业知识，掌握科学本领；鼓励青年去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上课，充实提高自己。研究所晚上经常加班，他虽然身体不好，阴天下雨时浑身疼痛难忍，但还是坚持常住在所里，和大家一起加班。他说：“世界上总有这样一种人，为了别人的幸福，总是把自己的痛苦掩盖起来。像卓娅、舒拉、刘胡兰、保尔·柯察金、黄继光等，为了别人的幸福，勇于作出牺牲。他们都比我年纪小，他们都是我的榜样。”
上世纪60年代初，外国有一项专利权要卖给中国，价格为40万美元。中国外贸技术进出口公司不大懂这项专利的作用，就打报告让五机部审查。五机部有关部门把报告转给了吴运铎。他看了报告和文件，认为国家资金这么困难，花这么一大笔外汇买这样一个专利，实在大可不必，赶紧叫秘书打电话：“不要买！”他对有关同志说：“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全可以研制这个东西，不要啥都买外国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一无所有，条件很差，都能造出枪支、子弹、地雷、炮弹、大炮；今天，有科技力量，有较多的技术资料和过去的经验教训，难道还制不出来这个玩艺吗？”经过思考掂量，他主动请战：把任务交给我吧！结果，从设计图纸到走向靶场进行实弹射击，他和同事全力拼搏，只用了28天，就攻克了这个难题，为国家节约了大笔经费。
在“文革”中，吴运铎也受到了冲击，被扣上“假劳模”等帽子，下放五七干校。年过半百、一只眼瞎着、一条腿瘸着、患有严重哮喘病的他，不管干活多累，只要有空闲时间，就争分夺秒地读书学习。戴上老花镜，先后读《毛泽东选集》四遍，《鲁迅全集》两遍，还读了一些文史书籍，抽空还做数学题，并主动帮助生产队搞科学试验，从煤矸石里提炼生产农业急需的氮肥。真正的战士是不会丧失斗志、虚度年华的。
粉碎“四人帮”，吴运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这一时期，继续领导军工科研的同时，他更多关心的是青年的思想状况，因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经历“文革”，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动摇了，在个人工作、生活、前途上缺乏应有的信心。对此，吴运铎忧思浓浓。1980年，他写了《和青少年谈道德修养》一书，为孩子们廓清了认识迷雾。对那些向他求助的残疾青年，他往往像父亲、祖父一般，予以特别的理解和关爱，为他们指点正确的人生道路。1982年被批准离休后，吴运铎不顾年老体衰，全身心地投入青少年教育工作当中，时间安排得比上班还紧。从6月18日到8月18日，刚离休的这两个月内，他在北京市的学校、部队、商店等处共作了39场报告。他是在拼老命哪！
有一次，他和贺龙元帅夫人薛明交换看法，打算从根上治一治青少年的“信仰危机”症。他们开出两个“药方”：一个药方是革命的老一辈要传帮带，大讲革命传统，大讲共产主义人生观，通过现身说法，正面引导孩子们树立远大的人生目标，并激励他们踏踏实实地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另一个药方就是，努力帮助他们尤其是残疾青少年解决实际工作、生活中的困难。1983年，他还和高士其、孙敬修等老人，联合倡议发起成立“北京市关心青少年教育协会”，把关心教育青少年当作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直至生命的终点。
英雄无言，历史呼唤什么？
1991年5月2日，吴运铎因病逝世，享年74岁。逝世前一天，国家民政部、人事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授予他“全国自强模范”称号。那一天恰好是五一国际劳动节。
早在1983年，吴运铎就立下遗嘱：后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保存骨灰。
在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说：“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假若我能返老还童，假若我有来生来世，我还要选择中国共产党，永远跟党走，把一切献给党！”
忠诚可感，天地为之动容！
他去世后，据说由于级别的原因，遗体未能覆盖党旗。但是，历史可以作证，吴运铎是中国共产党最优秀的儿子！
唁电、信函，从全国各地雪片一样飞来，表达着对这位老英雄的深切缅怀和由衷景仰。他的妻子陆平默默地翻检着这些纸页，悲痛的心得到一些安慰。
英雄已去，精神长存；浩歌一曲，穿越时空。
或许，20多年前的那个定格的历史场景，从某种意义上就诠释着一种精神的传承。1983年3月3日，身残志坚的“优秀团员”张海迪在北京见到了66岁的吴运铎。那天阳光和煦，春意融融。吴运铎从记者口里得知张海迪特别想见他，便兴致勃勃地赶到她住的万年青宾馆。张海迪坐在轮椅上，激动地握住吴运铎的手，说：“吴伯伯，您好！您身体好吗？”吴运铎害怕海迪站起来吃力，向前紧走两步，说：“好！好！你身体怎么样？吃饭好吗？”海迪忙答：“我好！我好！”然后，说出她埋藏在心底许久的话：“这些年，我非常感谢您，是您的《把一切献给党》那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最初，我也觉得自己不行了，不中用了。后来，看了您写的书，心想，您老受了伤，几经磨难，还继续战斗，又搞创作，使我非常感动。”吴运铎鼓励海迪：“要乐观！”海迪坚定地说：“对！多少年来，我就是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作为精神支柱，才生活到今天。”并表示，要向吴运铎学习，准备写一本自传体小说。
几天后，吴运铎给张海迪写了一封信，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些天，我时常想，我们的时代，的确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就使得不仅仅是健康的人们，就是残疾的人，只要他有一颗强烈的振兴中华的心，就都能为国家做出贡献，青年人更是这样。”“我们时代的青年人，都有远大的理想。而只有具有远大理想的人，他的精神才永远是充实的。这理想，就是为人民的幸福、为国家的富强而奋斗，而献身。”
张海迪的人生之路同样是不平凡的……
历史呼唤什么，答案应该毫无疑问。呼唤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呼唤革命的理想主义情怀，呼唤无私奉献的精神，呼唤坚强正直的品格，呼唤对革命历史敬谨的态度，呼唤对人民英雄永恒的景仰。
这些，都是民族魂魄的元素和基因哪！
§§§第8节冯理达：血脉传承忠魂曲
浩浩夜空，繁星满天。我相信，正如民间传说那样，每一颗星星都是人间英灵升华而成。近代以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安康，千千万万中华儿女或热血化碧涛，或生命谱忠曲，献身于国家，献身于事业，献身于人民。他们的英灵和精神羽化飞翔，在宇宙间凝聚成发光的天体，闪射出壮丽的光辉，温暖激励着今天的人们。还记得，新中国伟大的缔造者毛泽东在《蝶恋花》词中深情而浪漫地吟唱：“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还记得，温家宝总理诗作《仰望星空》有这样荡人胸怀的诗句：“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忠魂何在？仰望星空！是的，我相信。我相信理想的召唤能“燃起希望的烈焰”，信仰的力量将激发“永恒的炽热”；我相信，在璀璨的民族星空里，一定会有祖国的好女儿冯理达和她的父亲——爱国将军冯玉祥。
2008年2月8日，83岁的医学专家、海军总医院原副院长冯理达因病逝世。相隔60年，她追随父亲而去了。她的逝世，引发了全国众多媒体一波又一波的宣传浪潮。人们仿佛刚刚意识到，这位身世传奇的老人原来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她既是那样朴素，那样平凡，又是那样伟大，那样美丽，她生命的足迹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怀念和深长的思考。
信仰之源——父亲母亲的言传身教
冯理达的父亲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