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讲白芳礼老人心地善良，道德高尚，怎样讲都不过分，但如果老人家办一个哪怕再小的学校，我估计他也办不起来。这就是相比而言，武训出类拔萃的地方。
在我看来，毫不过分地讲，武训办的，就是清朝末年的“希望工程”。
武训有两桩事迹是非常感人的，但在今天看来也很值得推敲。一是他坚持不娶妻生子。武训通过乞讨和投资赚了很多钱，结婚应该不成问题。而且他的很多朋友也劝他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娶妻生子。武训说我把我的钱用来办义学更重要，孩子们能上学我就满足了。但后来江青调查发现，虽说武训没娶妻，但他在当地有“姘头”，跟一个寡妇有一腿，还生了个叫“小豆沫”的孩子。二是武训在请当地士绅和义学老师吃饭的时候，自己从不上桌，说我身份低微，不配同大老爷们坐在一个桌上，我给大家倒酒端菜就好，以后孩子们的学业还是要靠大家多努力，让大家很受感动，用心教学生。据说江青又调查出来，说武训最虚伪了，表面上不上桌，自己躲在家里吃好的。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外衣，专门用来欺骗人民群众。关于这两件事，我们可以说江青心怀恶意，有恶意丑化武训的倾向。但我倒是比较理解武训。我觉得武训也是人，我们不要神化他。武训作为一个没结婚的正常男人，在当地有上一两个红颜知己，也无伤大雅，并不过分。若是带着卫道士的眼光，骂他是伪君子，结交“姘头”，反倒是这种心理就非常阴暗了。另一方面，武训请吃饭自己不上桌，是为了表示对老师们的尊敬，并不意味着他在家就不能吃些有营养的。他在家就算吃些好东西，也不是罪过，完全无损于他的伟大。雷锋还有手表、皮夹克呢。我们不能用一尘不染的道德标准要求别人。将道德标准绝对化，要求每个人都是完全无私的圣人，否则就骂人家是资产阶级，虚伪堕落，如果那样的话，干脆谁都别做好事了。
让人遗憾的是，“文革”时对武训的批判方式，在现在的中国同样存在。公众有时候对公益事业的从业者在道德上存在着不切实际的要求。如今有的公众人物受到质疑，其中有的被质疑资助希望工程，是借助公益之名，进行敛财和搞官商勾结。我们把这件事跟武训的故事一对比，就很容易让人明白。任何人都不是生活在社会真空中，都会受到社会当时习俗和游戏规则的影响。我们对一个人进行有罪或无罪判断时，一定要回到当时的社会情境下，作将心比心的体谅。如果武训不是挂起公益的大旗，就不会有那么高的社会地位和那么多的社会关系。他在商业上成功，也得益于他以公益的名义获得的社会信任。
还有公众人物被质疑挪用善款，从事“非法投资”。事实上，慈善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离开投资，特别在一个通货膨胀速度很快的时代。比如有人承诺今年捐款100万，在某地建一所学校。钱到账已是三个月之后，实地考察和设计又花去三个月，最后到市场上一看，建筑材料、人工都涨价了，这100万已经不够建一所学校了。所以公益事业离不开投资进行保值增值。而真正理性的捐赠者，也希望让善款发挥出最大的效用。把善款用去投资，且不推究其动机，单从这个行为来说，和当年武训做的投资没什么区别。关键看操作人在投资过程中有没有猫腻，能不能摆到台面上讲清楚。
让我痛心的是，历史经过了100多年，中国人的认识又回到了原点。还在质疑你怎么能把善款投资，这肯定是非法牟利。现在中国整个民间社会对慈善的认识非常情绪化，依旧认为做慈善的人就得以白芳礼老人为标杆，让自己喝凉水、咽馒头都苦得活不下去，然后还拼命帮助别人，这才叫慈善。
如果有人在做慈善的过程中，自己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哪怕这种改善是在合理范围内，大家都说他是虚伪腐败。这种泛道德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也是在损害公益事业和弱势群体真正的福祉。
在精神上，我们要学习白芳礼老人。但要真正把公益当成一项事业来做，就要像武训那样把公益精神和商业才干充分地结合到一起，这是我们前人在解读武训的时候所没有注意到的。
（2013年）
胡博士的徽商本色
前段时间，我到安徽走访了胡适的家乡绩溪。过去，我对胡适一直不能完全理解。尽管他在世界各地得了三十几个博士学位，到哪儿都被称为“胡博士”，但我读了他的一系列文章后，心里一直有感觉，又不大好意思说出来，此人其实真没有多大的学问，也没有对某个领域有特别深的创见。即使跟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其水平也不见得有多高。
他在学术上最大的成就就是跟着老师杜威学了点实证主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类的常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能在归国之后，二十几岁当北大的教授，一路声名鹊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引领一个时代的潮流。胡博士的可贵到底在哪里，我以前其实一直是半懂不懂。但这次到了绩溪，我似乎弄明白了。
傅斯年曾对胡适有一个评价说，这个人虽然读书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
对在哪里呢？在我体会，就对在胡适无论是做事，还是为人，都有一种温良恭俭让的气质。民国是一个思想狂飙突进的时代，各种激烈思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谁也说不准哪条路是正确的。
在这种情况下，谁的声音更激烈，更出格，就更能引起大家的反应，就跟今天的微博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理性、平和的声音就显得弥足珍贵。胡适不论是写文章还是跟人辩论，从不走极端、得理不饶人。在生活中也是处处为人着想，跟每个人关系都不错，每个人都可以说“我的朋友胡适之”怎样怎样。
有人将胡适这种“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表现解释为英美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不排除有这方面的作用，但我到了绩溪之后发现，胡适的这种精神更多的也许是受到徽商传统的影响。在饭桌上，几个当地的商人朋友对我说，徽商的特点之一就是爱面子，基本不会与人撕破脸皮。另一个是，谨慎精明。这些特点，都是有利于做生意的，所以徽商当年把生意做得那么成功。
巧的是，胡适恰恰就是一个爱面子的人。他和很多人观点不同，但做人和而不同，包括给蒋介石、毛泽东提意见，都不会到撕破脸皮，你死我活的程度。胡博士的感情生活也是这样。民国时期思想自由奔放，人们的婚姻观也随之更加现代化。老师泡学生的事情像鲁迅与许广平、徐志摩与陆小曼等人多角恋爱的故事路人皆知。胡适也不是没有浪漫情怀，他一生中也有多位红颜知己，但最后没有一位与他正式携手。胡适作为新文化的旗手，却一生都未敢逃离包办婚姻的窠臼，再大的不情愿，老婆一闹，他就乖乖回家去。当我到了徽州，看到遗留下来的一排排的贞节牌坊，想起胡适给他老婆收拾得无可奈何，一下子全明白了。胡适的忍耐，与徽商谨慎爱面子，凡事不撕破脸皮的传统完全一致。
而商人式的谨慎精明，表现为一个知识分子，弱点是不那么勇敢坚决，胡适确实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为此很多人都觉得他不那么有道德勇气。比如到了台湾，《自由中国》事件，雷震被抓，很多人期望他站出来和老蒋拍桌子，他也只讲了几句非常中庸的话。但好处就是不容易头脑发热，不容易被忽悠，那个思想风起云涌的年代，各种主义扯虎皮做大旗，你方唱罢我登场，调子一个比一个高亢，胡适始终没有被忽悠。从二十多岁开始，到晚年，他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有很多修正，但他待人处事几乎一以贯之，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在保守和激进中忽左忽右。
胡适这么评价他自己，我觉得很中肯。在《我的母亲》一文中他讲道：“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胡适将他的这种精神归结于母亲的影响。然而在我看来，不只是他的母亲，包括他身边的人，和他周围的环境，他从小的传统教育，都对他性格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反倒是“西学”，我感觉就像方鸿渐一样，胡博士未见得学了多少。
同是安徽人的陈独秀，老家在安徽安庆。他的性格就与胡适大不相同，崇尚激烈的革命。安徽人自己也觉得安庆人的代表是有码头性格，豪放粗犷，不拘小节。这或许可以解释陈独秀的激进，也为胡适受徽商文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佐证。
胡适被人称为“新文化的先锋，旧道德的楷模”，但我觉得他无心当这楷模，只是在耳濡目染中，自己就形成了“克己复礼”的传统儒家观念。我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意识到他所受的这种熏陶，但他晚年的思想的确是回归到了中国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念。或许是他在中西方各种文化的碰撞和体验中，形成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这也使得他在五四运动之后一波波的思想运动中，用自己平和、理性的声音表达出了传统保守主义价值观的稀缺。在那个风起云涌，各色西学最为时髦的年代，胡博士并不是说给中国引入了多少西学，而是他身上保留下的温良恭俭让，乃至身体力行的克己复礼和中庸之道，才是最弥足珍贵的。
胡适已逝去多年，但他的思想和精神在今天仍被大家争论着。
或许我们在对胡适感到困惑的时候，可以到皖南的古村落中走一走，那些被岁月打磨得黄绿斑驳的祠堂和牌坊，给了我曾让我困惑已久的问题答案。
（2012年）
至今犹忆“袁大头”
喜欢古玩的朋友，恐怕都知道“袁大头”，就是印着窃国大盗袁世凯头像面值一元的银元。1912年4月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北洋政府鉴于当时铸币、纸币十分复杂，流通的中外货币在百种以上，规格不一，流通混乱，折算烦琐，各地商业交往很不方便，于是便决定铸发“国币”。袁世凯为了提高自己的统治地位，趁机把他的头像铸于币面，“袁大头”之名由此而来。1914年2月7日，袁世凯以大总统令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规定国币种类有银币4种（壹圆、半圆、贰角、壹角）、镍币一种（五分）、铜币五种（二分、一分、五厘、二厘、一厘）。正面镌袁世凯侧面头像及发行年号，背面铸嘉禾纹饰与币值。《国币条例》公布同年，先在天津造币厂铸造这种壹圆银币，后在南京、广东、武昌等造币厂陆续铸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