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当政的是楚厉王，卞和好不容易见到楚厉王，便斩钉截铁地对厉王说这璞玉是世间难得，希望楚厉王能让人尽快将它雕琢出来。厉王半信半疑，立即吩咐玉官来鉴别。
玉官捧着璞玉，很简单地看了看，便告诉厉王这块所谓的璞玉只不过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石头，根本就不可能藏着一块宝玉。厉王听了以后十分生气，认为卞和是有意要欺骗他，于是立即命人砍了卞和的左脚。卞和含冤受屈地抱着璞玉回家了。
日子过得很快，一晃七八年就过去了，厉王死了，武王登基。卞和听说有新王登基，就又产生了一线希望，便抱着璞玉去见武王。武王还是命玉官来鉴定，然而这次玉官仍然说真的只是一块石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武王听说卞和多年前已经“戏弄”过先王，现在又来“戏弄”自己，很是生气，于是命人砍了卞和的右脚。
这回卞和更加伤心，几乎是悲痛欲绝地回到了家乡。
几十年过去了，武王死了，文王即位。卞和此时已经没有了双脚，再也不能拿着璞玉去见新王了。于是他在荆山下大声痛哭，哭了整整三天三夜，最后眼泪都哭干了，血也哭出来了。有一个路人觉得卞和实在太可怜了，便答应将这块璞玉送到文王那里去试试。文王看到璞玉，又觉得卞和的故事异常离奇，于是让人把璞玉打开，结果璞玉一剖开，一块举世罕见的宝玉就立即呈现在文王面前。文王马上将这块玉命名为“和氏璧”，以此来报答痴心献玉的卞和。
之所以说卞和的故事是个悲剧，是因为卞和为了这块玉把自己的一生都搭上了。其实卞和是有方法不浪费一生去献玉的。他前两次献玉，国王连打开璞玉的机会都不给卞和，而是听信了玉官的一面之词。试想，如果卞和和那个玉官是好朋友的话，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定然玉官会十分细心地检查璞玉，也会向国王建议打开璞玉一鉴真伪，只要璞玉一打开，真相不就大白了吗？卞和也无须受刖足之苦了。卞和做人的态度绝对正确，但是做事的方法却需要改正。如果卞和花点心思去和玉官搞好关系，绝对不会落得如此凄凉的下场；如果卞和不是太相信国君英明无比，也同样不会有如此结局。
人与人之间是有感情的。其实站在厉王和武王的角度来看，他们也自然会相信玉官的话，毕竟他们和玉官很熟悉，而且宫中的美玉都是他们鉴定的。他们并不知道卞和也是识别璞玉的高手，而是认为卞和来献玉肯定是为了贪图富贵，因此他们对卞和不相信也是自然的。这种不相信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沟通和了解，如果两者之间有了比较好的沟通和了解，一切事情做起来就顺利得多了。
历史上，有很多痴人，他们做人很有原则，但做事不知道变通，这些痴人虽然让整个历史变得可爱，有血色，但是对他们自己而言，一生都是个悲剧。这些痴人要么是直言进谏的忠臣，要么是宁死不降的义士，无论是忠臣也好，义士也罢，这些人的家族都因为他们的忠义之举而被连累，甚至遭到灭顶之灾，这能说不是悲剧吗？
在社会上生存，就要学会变通，不要太刚太强硬。太刚太强硬的人往往会把事情弄得一发不可收拾。人和人之间是有感情的，做人做事要多与人沟通，多寻求他人的帮助，多听取人家的建议，要学会把别人当作朋友来交往，要让别人感觉到自己重要。即使你不齿对方的为人，也不要轻言得罪，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是君子还是小人。如果对方是君子，固然不会找你寻仇，给你穿小鞋，但也会慢慢疏远你；如果对方是小人，那么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来陷害，因为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太多，很多人就是因为言语中无意的得罪而导致自己受到陷害，祸从口出就是这个道理。
要多与人交往，平时就要和别人搞好关系，等到有事情寻求别人帮助的时候也好说话；如果平时和别人老死不相往来，等到出了事情之后再寻求别人帮助，那是很难的事情。就像考试一样，平时不好好读书，希望到临考的时候再突击突击考个好成绩，是很难的。工作做在平时，在危难时自然会受益。
投其所好，不代表丧失原则。如果别人喜欢吃糖，自己硬是给他炒了盘咸菜，表面上看自己坚持了原则，实际上是自己不合时宜。给他炒一盘甜菜又有什么呢？有些不投其所好的人，往往是想凸显自己。他们在任何场合都不忘记强调自己的独特性，自己和别人是不一样的。这种人是很难亲近的。人和人是有感情的，你只有和别人亲近的时候，这种感情才会更加亲密。
老狐狸认为，人和人之间是有感情的，与人交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感情的培养。
水至清则无鱼，人不要过于清明
老狐狸认为，水至清则无鱼，人不要过于清明。人和人交往，难免会有一些摩擦。在这种时候，需要我们适当装糊涂，不要太清明。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太清明的人往往过不好是铁一样的事实。历史上有太多太清明的人，最后要么草草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要么一辈子都感觉到压抑而不能伸张。屈原便是个很典型的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和秦国打了一仗，楚国战败。自从这一仗后，楚国就一直受到秦国欺压。这个时候楚国的国君楚怀王想到了可以和齐国再次联合。秦国的昭襄王知道后，有些害怕，楚国和齐国都是大国，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对抗秦国，那么秦国可能吃不消。这个时候，大臣给昭襄王出了个主意，让昭襄王写信非常客气地约楚怀王到武关，两国当面订立和平盟约。
楚怀王接到信后，陷入了两难境地。他不敢不去，如果不去的话必然会得罪秦国，但是这一去又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于是他召集了群臣来商量这件事情。屈原对楚怀王说：“秦国跟豺狼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楚国受到他们的欺骗和压榨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如果大王这样就去的话，肯定会中他们的圈套，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去。”
但是怀王的儿子公子子兰却力劝父王去，在他看来，楚国正是因为把秦国当成敌人，所以才死了那么多人，丢失了那么多土地。现在秦国主动提出与我们和好，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绝对不应该推辞的。怀王毕竟还是相信儿子的话，于是毫无戒备地去了秦国。
事情果然如屈原所料，怀王一到秦国的武关，就被秦国预先埋伏的人马断了后路。见秦昭襄王时，秦昭襄王提出把楚国黔中的土地割让给秦国，怀王始终不肯同意。秦昭襄王十分愤怒，于是把楚怀王软禁了起来，然后向楚国大臣通牒必须拿土地来赎。
楚国的大臣得知国君被扣押，又不想被秦国所挟制，于是立即把太子推上了王位，立为新君，拒绝给秦国土地。新君即位后，让公子子兰当了楚国的令尹。就这样，怀王在秦国被关押了一年多，吃尽了各种苦头。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逃出了咸阳，结果很快又被秦国的军队追上。因此，他连气带病，没过多久就死在了秦国。
楚国的百姓知道自己的国君受到秦国如此侮辱，客死他乡，心中很是不平。而屈原也同样的气愤。于是，他力劝新楚王搜罗人才，远离各种小人。同时还积极主张鼓励将士，操练兵马，把国家整顿强大，然后为怀王报仇雪耻。但是这种忠言劝告却招来了令尹子兰的仇视。令尹子兰担心屈原会将自己当初力劝怀王到秦国的旧事重提，便天天都在新大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
跟所有的小人一样，他对付屈原的办法就是对新楚王说屈原经常在背后数落大王，说屈原认为新大王已经忘记了秦国给楚国施加的耻辱，是大不孝；而楚国的大多数大臣都不主张抗秦，是大不忠。楚国现在充斥着这样不忠不孝的君臣，肯定很快就要亡国了。
新楚王听到这样的话，十分气愤，他也不去做任何调查，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屈原革了职，然后放逐到湘南。
屈原一片赤胆忠心，心中满是救国救民的志向，同时也有富国强民的措施，结果却是受到奸臣的排挤，十分悲愤。有一天，他在汨罗江边看到了一个渔父。渔父认识屈原，于是问他作为楚国的大夫为什么会流落至此。屈原回答说是自己太清醒的缘故。渔父又问他为什么不能做到随波逐流，流于世俗。屈原听了以后很是悲愤地说自己想做到一尘不染。正是因为屈原不愿意随波逐流地活着，到了公元前278年的一天，他怀中抱着一块大石头，跳进汨罗江自杀了。
屈原之所以不容于世，主要是因为他活得太清醒，活得太正气。过于清醒和正气的人是不适合在那样的社会中生存的。他们往往在一些问题上容易坚持自己的意见，虽然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奇怪的是，很多人在决策的时候往往倾向于选择那些能自我毁灭的意见，因此，屈原的意见未必能够得到认同。屈原不善于和那些官员沟通，这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正是这种通病导致了很多知识分子郁郁寡欢，怀才不遇。
过于清明的人实际上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们的清明使得他们树了很多的敌人。这些人对他们不怀好意是显然的。但是清明的人往往是君子，不愿意以同样的不怀好意对付这些人，因此经常会受到排挤。正如我们所看到，屈原在迫害面前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原因是他根本就没有想过，更不用提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段来对付这些小人。
对于过于清醒的人，人们往往害怕和他们交往。很多人都是有私欲的，和过于清醒、过于清明的人一起，这种私欲很容易被他们看出来。他们经常就会担心这些人是否看不起自己，同时也觉得和这些清明的人比起来往往会自惭形秽。出于种种考虑，他们会对这些比较清明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自己做不到那么清明，也请你不要用清明来要求我。
古时候有这样一个故事：国君想修建一个船厂，他开始派了一个很是节约的人去修建，结果浪费了很多的钱却没有办成。后来他又派了一个特别铺张的人去办这件事情，船厂居然办了起来。我们可以想象其中发生了多少故事。过于节约的人往往很关注各种细节，很容易对一些小的浪费和铺张斤斤计较，甚至会上纲上线。这种斤斤计较作为一种品格是可以褒扬的，但是作为一种做事的方法就显得太不近人情了。因为自己节约并不能要求一起做事的人也节约。自己以身作则地做事情，树立榜样就完全可以了。没有必要将一起做事的人也全部拘束起来。相反，那些很是铺张的人因为舍得花钱，很多人也愿意跟他们一起做事，往往就能做成事情。
老狐狸认为，在与人交往中，我们要承认摩擦的存在，更要在摩擦中不断地实现平衡。与人交往一定不要太苛求自己，也不要太苛求别人。每一个人都有缺点和不足，如果我们过于苛求，会将这种缺陷和不足肆意夸大，影响自己和别人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