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八年一月九日星期三
去了坐下，几句寒暄过后张先生问，谈什么呢？我说，你到了乡宁十五分校，张帆不在，你住在学校里等张帆回来，张帆回来了，又不让你在十五分校学习，说这儿的头头薄右丞是顽固派，在这儿学习于你不宜，后来呢？
今天张先生精神好，开了头就自个说下去了——
张帆回来没几天，又接到命令去秋林受训。秋林是个镇子，在黄河西岸，属宜川县，是阎锡山在河那边的一个立足点。等于二战区的后方基地，一切训练事务，都在那儿进行，许多重要会议，也在那儿召开。抗战初期，人们说阎锡山是“黄河两岸度春秋”，这边是吉县，那边就是秋林。
张帆受训的时间不短，总有两个月，中间隔了个春节，他倒是回来了，过了春节又走了。受训完了，任命为干部团十七大队的指导员，等于做了部队政治工作。张帆在秋林安置妥当，托人带信，让我跟十五分校的两个学员去秋林找他。
十七大队驻扎在秋林的虎啸沟，这种名字，也是适应抗战的形势起的，离虎啸沟不远，还有一个沟叫龙吟沟，阎锡山和二战区司令部，还有绥靖公署、省政府机关，都在那儿。虎啸沟跟乐意沟一样，也是一条山沟，两边是新打的窑洞。我去了之后，名义是大队办公室干事。跟我一起来的两个人中，有个叫王春福的，也当了办公室干事。
去了才知道，这个干部团，跟薄右丞不是一个系统，薄右丞属同志会，相当于党务系统，他们属绥靖公署系统，头儿都是阎锡山，这边具体负责的是赵戴文。这也是阎锡山统驭山西抗战局面的一个手段，几个派系相互独立，又都掌握在他的手里。
干部团是一个师的架子，十七大队相当于一个团，下面还有三个中队，九个分队。中队相当于营，分队相当于连，负责人都叫指导员。受训的都是些营连干部，只有官，没有兵。说是十七大队，不是说一下子就有十七个大队同时受训，抗战开始以后就有了干部团，每年都有受训的，挨着排下来，到了第十七大队。训练很正规，有枪支，有专门的教官，每天都要出操。
张帆是大队指导员，团长级别，我是大队办公室干事，相当于团部的文书。
开了春，天气热了，我们去河南领兵。领回兵，给了番号，就是正规部队的建制了。你会奇怪，山西的部队，怎么去河南领兵呢？抗战期间，全国的部队都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领导，山西是抗日前线，河南相对来说就是后方，后方征下的兵，要送到前线打仗。领来的兵，可以补充到原有部队，也可以编为新的部队，这也是阎锡山借机壮大自己势力的一个办法。
张帆没去，军事教官带着我们四五个人，先到洛阳，这儿是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办了手续，再下到临汝县和禹县，接回一个团三个营的新兵，还有一个机枪连。回来编为二一八团，后改为三九四团，归入二十三军七十三师建制。这个军是晋西事变后，阎锡山扩充的一个军，下辖三个师，分别是七十三师，暂编三十九师，暂编四十师。军长叫刘奉滨，七十三师师长叫高倬之，二一八团团长叫郑逵。张帆就是这个团的指导员，相当于政委。我的职务也变了，下到连队，当了九连的连指导员。我会写美术字，会刻蜡板，主要还是留在团部做文书工作，有时也去九连连部开开会。
一次我回九连开会，连长说，今天要开同志会的小组会。我说我不是同志会，就不参加了。连长将这个情况反映到团部，郑团长见了张帆问：令弟还不是同志会会员？张帆说：听他瞎说！在干部团的时候就集体加入了。
当时二一八团驻扎在虎啸沟，就是干部团原来的地方。阎锡山的二战区长官司令部、绥靖公署、山西省政府，全在不远处的另一条沟里。刚才说了，那个沟叫龙吟沟。虎啸沟、龙吟沟，包括后来的克难坡，都是阎锡山的军政机关来了后新起的名字。这些名字，据说都是阎锡山自己起的。虎啸龙吟，听起来多有气魄。
也是在虎啸沟，有一次军政干部开会，要求集体加入国民党。干部团隶属于战区长官部政治部，赵戴文是政治部主任，又是省党部的主任委员，就作了我们的入党介绍人。填了表，就完事了。时间在一九四〇年春天吧。我当时也弄不清，以前让加入同志会，怎么这会儿又要加入国民党了。
韩：这段历史，我还熟悉。阎锡山跟国民党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从组织上说，他是老同盟会员，也是老国民党员，还是国民党中央的什么委员，但是，这些不抵事，关键是，蒋介石是他的政敌。他发起中原大战，就是要取蒋介石而代之。失败了，蒋介石逼他下野，逼他放洋，他躲在大连说要走没有走。正好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要整合全国的力量对付日本人，不能不放他一马，这才让他东山再起，当了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论职权比省主席还大，管着山西和绥远两省。
阎锡山重掌山西大权以后，最怕的是国民党势力进了山西。中原大战后，国民党在山西的势力抬了头，尤其是省党部，处处跟阎锡山作对。阎锡山是个工于心计的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总想着怎么能把这个钉子拔了。正好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省党部压制学生运动过了头，酿成“一二·一八惨案”，阎便借这个机会，将国民党省党部驱逐出省。从那时到抗战初，长达七八年之久，山西境内就没有国民党的省党部，也就没有国民党的党务系统。这样，同志会就取代了党的作用。
抗战开始后，经过忻口战役、太原战役，阎锡山的部队损失巨大，财政也日渐困乏，偏居晋西一隅，处处须仰仗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和接济。有所仰仗，就得有所遵从。一九三八年重庆国民党中央提出恢复山西省党部的要求，经过多次协商，决定从一九三九年春天起，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秋林，恢复了国民党的山西省党部。主任委员是赵戴文，这也是两方协商的结果。初期活动，仍受到限制，晋西事变后，才开始在二战区军政机关，训练机关，军队里，学校里，发展党员，一批一批地履行手续，集体加入国民党。阎锡山有句名言，叫“冬天穿皮袄，夏天穿布衫”，先前叫加入同志会是时势，现在又叫加入国民党也是时势，你的感觉是对的。
张：就在我们集体加入国民党以后不久，张帆又受训去了，这次是去克难坡，叫什么“洪炉训练”。晋西事变之后，阎锡山跟共产党闹翻了，意识到如果长期待在秋林，对自己抗日的颜面大有影响，决定扭转这个局面。办法之一是，把他的长官司令部，搬到山西那边去。派人过河去选地方，选来选去，选中了吉县一个叫南村坡的村子，改名叫克难坡。
这时我还没有去过克难坡，只听人说，也是个小村子，沿山坡挖了许多窑洞，还建了礼堂什么的。阎锡山这个人有点迷信，实际上舍不得离开秋林，秋林属宜川县，他的字叫百川，宜川不就是宜于百川嘛，这意思多好。来到南村坡，阎锡山嫌“南村”二字谐音“难存”不吉利，改名叫克难坡，图个吉利。
韩：据我看过的资料上说，大略准备停当，一九四〇年五月间，阎锡山偕赵戴文及长官部参谋人员，由壶口东渡黄河，溯河岸而上，到了克难坡。不久，绥靖公署与省政府，还有下属机构也迁了过来。这样，克难坡取代秋林，成了抗战期间二战区的首府。在克难坡落下脚，阎锡山开始整顿他的军政党经各级组织，一个主要的办法就是办各种训练班，到了一九四一年初夏，在克难坡办起“暑期进步讨论班”，并赐名“洪炉训练”。洪者，大也，炉者，炼铁炉也，顾名思义，就是说，训练班好比是一个大炼铁炉，参加训练就跟锻炼钢铁一样，能使受训者脱胎换骨，去掉渣滓，成为一块坚硬的钢铁。
张：张帆是团级政工干部，参加“洪炉训练”是必然的，大概就在训练期间，或是训练结束之后，他又上了“民族革命政治实施研究院”。这个研究院，也是阎锡山统制思想的一个机构，院长是杜任之。叫院长还是叫主任，记不清了。是你们晋南人，你知道吧？
韩：知道一些，万荣人，我是临猗人，万荣跟临猗紧挨着。九十年代初我写《李健吾传》，搜集材料时去过李健吾先生家，他去世了，采访他的夫人。李家住北京东单东边，干面胡同里头社科院专家楼，四个单元，李家在最东边那个单元二层西侧，东侧就是杜先生家。李先生夫人说，对门的杜任之先生是你们山西老乡，问我可愿意过去认识一下，我没有去。
张：杜任之这个人不简单，早年留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学的是马克思经济学。一九三三年回国，跟宋庆龄接上头，宋庆龄是反帝同盟的领导人，由反帝同盟总部，安排回山西工作，成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太原通讯员。后来才知道，他在德国就参加了共产党，回国前领了共产国际的秘密使命。
韩：他这一段历史我查过。回到山西，很快就获得阎锡山的赏识，担任了绥靖公署办公室的秘书。第二年年底阎锡山父亲去世，阎仿古礼，在老家为父亲守制，叫“庐墓百日”，请了许多学者给他讲学，曾专门请杜任之给他讲马克思的经济学。抗战开始后，杜任之得到阎锡山进一步的信任，晋西事变，杜任之不仅没有受影响，反而得到提拔，成了阎锡山最核心的组织——同志会的高干，不是正式高干，是候补高干。这个职位，相当显赫。杜任之所以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是因为他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人，不与国内的共产党组织发生横向的联系，就安全些。也有一说，阎锡山早就知道他的身份，只是爱惜他的才干，没有下手除掉。
张：我后来跟了杜任之。解放前夕在北平那段时间，他跟我说过，回国后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讲究单线联系，他的联系人是王若飞。黑茶山飞机失事，王若飞遇难后，便断了与党的联系。后来解放军围太原时，杜在北平给阎发签名电，警告阎应当放下武器，免得人民遭受涂炭。据说阎见了杜的签名电，发了怒，说：“我没有枪毙杜任之是平生遗憾，杜任之是双料共产党！”
在克难坡训练期间，杜任之很欣赏张帆的才干，两人关系不错。跟杜任之熟了，张帆说他不想回部队政工系统做事，想从政，经过杜任之的推荐，肯定还有一番活动，训练结束后，分配去石楼第九专员公署当了主任秘书。
韩：张帆走了，你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