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交锋
“日元因为人为的操作而被过小评价了。日元与美元的汇率是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对双方贸易的影响巨大，日方对此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
——美国国务卿舒尔茨，1983年9月
战后，美国一直忙于对苏冷战，对日本一直采取扶持的政策。但当日本经济在自己的庇护下迅猛发展，并损害到自己利益的时候，美国开始了无法再容忍日本无止境地“搭便车”了。美国高官曾公开表示：“即便是美国在经济上还能容忍对日本的庞大赤字，在政治上则已经变得忍无可忍了。”美日之间的经济贸易战就此拉开序幕。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进口攻势，尤其是已经开始威胁到一直令美国人引以为豪的高技术产品的竞争力时，美国国内产业界开始不能容忍这种由于美元汇率被人为扭曲，而日元被人为贬低而造成的美国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的现象。根据《日本通商白皮书》的统计，自1981年到1987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年增加，1987年超过500亿美元。而美国则在“里根主义”的指导下，为复活“强大美国”采取强势美元，扩张性财政，减税刺激消费，增加军事预算的政策，使得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急剧增加。美国的贸易赤字由1983年的600亿美元上升到1984年的1000亿美元，而财政赤字也在1984年达到近1000亿美元。
在美产业界的巨大压力下，美国政府不得开始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它们从欧洲学来的本币贬值伎俩好像为它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
1983年10月美国财政部部长唐纳德·里甘就在致函日本大藏省大臣竹下登时指出，“由于日元低估，以及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强大的批判浪潮和保护主义的巨大压力”，“如果希望美国政府尽力防止那些试图把日本的产品和服务赶出美国市场的行动的话，那么，日本方面有必要在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日元的国际化上采取强有力的大胆的步骤”。但是日本方面认为，日元贬值、美元升值问题的根本原因并非是日方的“人为的操作”，而是美国的高利率政策。1983年11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就曾对来访的里根总统说，“日元和美元的汇率对应于美国财政部的证券利率而变动有问题。美元因为世界经济形势不稳定的影响而变得非常强盛，希望美国方面在降低里利率上多做努力”。而里根总统则抬出“国会保护主义”的大棒，希望美日之间在汇率、日本资本市场开放及消除美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的障碍等方面加强合作。64而这时日本正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协调，提升国际地位，改善国际形象，以实现日本的政治大国理想（即所谓的“中曾根主义”），也不愿与美国搞得太僵。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正在酝酿中的“中曾根主义”。1983年之前，日本参加七国峰会最显著的特点是消极被动，非常低调，盲目追随美国霸权，曲意迎合西方盟友的要求。正如基辛格所说的，早期日本首相在G7峰会上基本上是“装聋作哑”、“很少讲话，有时似乎在打瞌睡”。但是，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日本开始出现了“日本只有争取成为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政治大国，直接参与解决国际重大问题，才能更有效地保持和发展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大国”的呼声，这时“中曾根主义”开始酝酿。在1983年到1987年中曾根依靠日本迅速增长的经济力量来构建日本参与国际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983年5月28日七国集团将在美国威廉斯堡举行第九次首脑会议。即将与会的中曾根于5月25日刻意在首相官邸发表专门谈话，称此次会议“比以往任何一次首脑会议都重要”，是“世界经济复苏的里程碑”，日本代表团“要为它的成功微尽绵薄”。此时，他刚刚结束对韩国、东盟国家的访问，信心和劲头十足，似乎他是代表亚洲国家去参加七国会议的。在正式会议上，中曾根更见活跃，29日发表讲话，宣布日本将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实现以内需为中心的稳定增长，维护世界经济自由贸易体制，通过加强经济政策、经济指标等多边监督制度，将各国经济朝一个方向集中，并辅之以各国的协调介入，稳定外汇价格，以扩大世界贸易；强调“没有南方的繁荣，也就不会有北方的繁荣”，日本有义务“在最高级会议上反映东南亚国家联盟所代表的南方的声音”；呼吁“要设法避免西方的分裂，在对苏经济战略上谋求西方国家的协调和团结”。讲话无一不是从全球角度阐述日本立场，大国思维跃然于言谈话语之中。其后，中曾根的大国思维愈加膨胀。
中曾根在会议上首次将日本定义为西方的同盟，并愿意接受会议的立场，并承诺相应的国际义务，“就太平洋两侧的整个地区和平与繁荣来说，日美两国都负有世界性的责任”。他在峰会上的个人表现提升了日本的形象，日本变得更加积极，其观点受到了更多的赏识。然而，一方面，日本在峰会上通过的议题大多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项目，在关键问题上日本依然没有决定性的权力。另一方面，中曾根的盲目乐观和过分主动正中欧美国家下怀，为西方世界承担了过多的义务和包袱。如Sakurada所言，日本经常性地会放弃它在峰会前制定的策略和所抱希望，而会接受峰会其他国家所施加的事前无法预料的要求。“峰会与其说对日本是一个谋求利益的地方，还不如说是一个妥协的地方。”
在这种背景下，当里根保证“与美国国会保护主义作斗争”之后，中曾根首相则申明，“总统和我，在日元—美元问题的重要性上有充分一致的意见。我们一致同意创立有关汇率问题及投资方面的有关协议的组织”。在此基础上，在美方的主导下，共同创立了“美元日元特别委员会”，共同商讨日美的货币问题。
在里甘的主导和日本的配合和下，一切进展得还算顺利。从1984年2月到4月美日共召开了三次会议，并最终于5月完成令美国比较满意的“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该报告共6章，其中核心部分是美国关心的事项：第一，日本金融与资本市场自由化；第二，外国金融机构对日本的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准入；第三，海外日元交易市场投资与银行市场的发展；第四，直接投资。面对美国的压力，日本开始匆匆忙忙地加速金融自由化的进程67。对于这一结果，里甘十分满意：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基本上完全接受了美国的建议；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是一个市场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干预，主张利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因此，里甘认为，随着日本金融与资本市场自由化的逐步推进，市场的力量自然地就会使日元突破人为地束缚，而体现出自身的价值，日元升值只是时间问题。
而在日本国内，虽然这一结果被日本金融界称为“金融黑船”，但是日本方面还是在怀疑汇率与金融自由化的关系，认为金融自由化以及日元国际化不可能日元汇率变得强势。事实也正是如此，从1984年5月到1985年2月，美元强势的局面毫无改变，美国的贸易赤字仍在扩大，而日元也并没因为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日元的国际化而大幅升值。这就使得美国开始考虑使用更加有效的手段，即政府直接干预的手段来干预汇率。
痛下杀手
“老子当时真不想认输！”
——宫泽喜一，2006年，日本前财政部部长谈到广场协议时如是说
广场协议
1985年初，詹姆斯·贝克成为第二任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长。他是一个强硬、务实的政治家，主张采取实用性贸易政策来解决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为了降低美元汇率，减少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他要求召开五国财长会议，并提出了就多边汇率问题进行联合行动的“国际经济协调新措施”。
“国际经济协调”是指在无法保证协调参与国福利最大化的前提下，通过各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尤其是汇率政策合作，寻求最佳政策组合，以提高参与国的福利水平。1973年以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西方主要国家实行本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协调双边汇率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从1976年起，在牙买加体系下，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协调，尤其是多边汇率政策协调，主要通过七国首脑会议或七国财长会议的形式进行。
1975年，在法国朗布依埃举行的第一次七国首脑会议，标志着以大国会议方式进行国际经济协调的开始，不过，这次会议主要强调各国内部事务管理的重要性，没有讨论国际经济协调问题。1978年的德国波恩会议，第一次提出七国政府应该联合行动，共同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这次会议是国际经济协调的真正开端。1982年，法国凡尔赛会议建立了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参加的五国财长会议制度。1986年，加拿大和意大利加入，成为七国财长会议。由于该会议采用闭门秘密开会的方式，由这七个国家来敲定国际金融形势的走向，所以被金融界人士称为“货币黑帮的秘密会议”。
1985年9月，应詹姆斯·贝克的邀请，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下调的决议。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该协议指出：“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一致认为，应当充分发挥汇率调节外部失衡的作用，为了做到这一点，汇率必须更好地反映基本面”。“其他主要非美元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进一步有秩序地上升是可取的，当这样做确实有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时，五国将通过密切合作来达到这一目的”68。这里，“广场协议”之所以强调“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下调”和“其他主要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汇率进一步有秩序上升”，是由于当时美元贬值（日元升值）的过程已经开始，为了避免美元的过分贬值，造成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广场协议”强调美元的有秩序下调，日元的有秩序升值。
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后来回忆说，“在广场会议上，最令人吃惊的事情是当时日本的大藏大臣、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竹下登主动提出允许日元升值10%以上，这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竹下登在表示愿意协助美元贬值时，大度地说：“贬值20%OK”。这些举动都使当时的参会者很吃惊，但前日本银行行长行天丰雄后来解释说，“日本政府对当时美国日益上升的保护主义压力感到惊慌，准备接受一次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以缓解对美贸易关系”。69尽管“广场会议”是应美国财长詹姆斯·贝克的邀请召开的，但中曾根政府，尤其是竹下登的态度对“广场协议”的签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首的美国政府当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Fred Bergsten，当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低到达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兑日元贬值达50%，也就是说，日元兑美元升值一倍。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元贬值约50%，不断疲软的美元不仅破坏国际经济的稳定，同时美国的对外出口也并未见好转，外贸逆差继续扩大。同年9月七国财长在华盛顿聚会，讨论与美国对外逆差有关的利率等问题，但不果而终，12月，美财政赤字为2210亿美元，外债达2500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
当时很少有人能注意到“广场协议”对日本未来的重大影响，而只是把它看作是为了缓和因为贸易收支失衡所导致的美日关系紧张的“镇静剂”。从现在来看，“广场协议”是日本在20世纪最大的地经济事件。许多日本学者认为，在美国逼迫下的金融与资本市场自由化，日元的大幅升值，成为20世纪末日本经济泡沫形成与破裂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日本因此跌入经济长期低迷的深渊，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在日本国内，还是有一批政治家，如宫泽喜一，以及一批经济学家激烈批评了中曾根内阁屈服于美国压力完全接受“广场协议”的做法。1986年7月，当整个日本陷入“日元升值恐惧”状态时，刚就任的日本大藏省大臣宫泽喜一马上召见日方参加“广场协议”的谈判代表怒斥道，“在广场协议中，未能明确决定日元应该升值到什么程度，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失败吗！”而且还让他们立即提交阻止日元进一步升值的对策方案。在20年后再次谈到“广场协议”时，宫泽喜一还咬着牙愤愤地说，“老子当时真不想认输”。
金融自由化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开始于70年代中期，但速度非常缓慢，到80年代初，日本金融体制还是一个封闭的和充满限制的体系。当时日本制定的众多法律和政策把国内金融市场和国外金融市场分割开来，限制日本资金流向海外，限制民间的国际金融交易等等。面对这些限制，美国投资者想参与到快速增长的日本经济中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的金融高手给里根政府出的建议是逼迫日本开放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实施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改革。
迫于美国的压力，到1980年，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开始加快，1980年12月，日本政府修改《外汇法》，老的《外汇法》制订于日本国际收支持续赤字的50年代，对外汇实行配额制度，政府对外汇使用实施非常严格的管制。修改后的新《外汇法》允许日本居住者外币存款自由化、外币借款自由化，原则上允许进行自由外汇交易。修改后的《外汇法》使日本资金可以合法地投资海外。但美国还是认为日本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改革步伐太慢，为了加速日本金融国际化，1983年秋天，里根总统甚至亲自出马，带了一批金融专家来到日本，催促日本政府加紧推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