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美联储对国内美元的严格管制以及欧美之间较大的利差因素，导致美元大量流向欧洲。据统计，1971年欧洲拥有的美元数量达到678亿美元，而此时的美国黄金储备仅102亿美元，如果欧洲国家要求将手里的美元换成黄金则美国政府面临破产的风险。另一方面，在1971年第二季度贸易账户出现1893年以来的第一次逆差。在这一背景下，第七次美元危机发生了，应该说这是最严重的一次。尽管美国尝试用黄金价格的双轨制试图解决危机，但是8月金融市场上盛传法国等西欧国家要以大量美元兑换美国政府所储备黄金的消息，让美国更深地感受到：必须要尽快为美元寻找到更适合发展的出路，避免类似的危机严重威胁美元的生命和美国的金融安全。于是尼克松总统一改以往对国际货币“无为而治”的作风，1971年8月15日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停止外国中央银行按黄金官价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防止有限的黄金储备继续流失；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以限制进口，改善美国的国际收支和美元的地位。这些措施事先未与任何国家商量过，而且违背了美国自己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被喻为是对其盟友发动的一场经济战争，引起西方各国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但是这次，其他国家手中握有足够对抗美国的美元，并不想再次屈服于美国，于是他们强烈要求美元贬值、取消美国的进口附加税和逐步取消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特权地位，并以此作为重新调整资本主义世界货币制度的条件。事实上，新经济政策并未取得预想的效果，当年第三季度的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恶化，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高达93亿美元，创美国历史的最高纪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不得不忌惮其他国家对自己的报复行为，于是只得采取以往的做法——谈判。谈判进行了100多天，可见激烈程度了，最终于1971年12月美国与其他各国达成了被尼克松称为“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货币协定”的斯密森协定。该协定主要内容为：日元对美元升值16.9%，德国马克13.6%，英镑和法国法郎8.6%，意大利里拉7.48%；作为妥协，美元对黄金贬值，金价从每盎司35美元调到38美元，取消10%的进口附加税，但是没有恢复兑换性；各国货币对美元汇率波动上下限幅度幅度从过去按平价的1%扩大到2.25%；美元对所有经合组织国家货币平均贬值8%，没有达到早先11%的要求，因为加拿大没有屈服。斯密森协议签署以后，各国货币重新恢复钉住，只有加拿大元依旧浮动，因为美国的这个最近邻国知道，钉住美元就好比和大象睡在一起。38其实这一方面意味着新经济政策的失败，但更重要的是，美元与黄金脱钩使得支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大支柱倒塌。
美元第八次危机与布雷顿大厦坍塌
这一阶段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另一大支柱——固定汇率制的挑战也开始增加起来。当时主张用浮动汇率取代固定汇率的学者有很多，像凯恩斯、费雪、弗里德曼等，但是最极端的浮动汇率支持者则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货币主义学派。关于浮动汇率调节机制得有效性和成本最低，弗里德曼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有点奇妙，浮动汇率制运作类似夏时制。让每个人改变生活习惯，不是可以达到完全相同之效果吗？调节钟表指针是不是显得荒唐？所需要的无非是要求每个人早一个小时上班、早一个小时午餐，等等。但是，调节钟表则显然比要求每个人改变生活习惯容易得多，即便每个人都愿意。汇率的调节恰好相同。改变一个价格，也就是让汇率变化，显然比依靠众多价格变动简单得多。”39《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也发表社论支持扩大汇率弹性，财政部和美联储也开始讨论现行汇率制度问题，1969年1月即将离任的民主党在《总统经济报告》中第一次论述了美国官方改变汇率制度的可能性。
1971年2月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新一任财长的约翰·康纳利其实并不懂金融，十分不幸的是，他在任期间也是美国经济一团糟的时候：美国100年以来首次出现国际贸易赤字——“惊人的30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居高，失业率高达6%，糟糕的经济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这位财长有句名言代表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态度，“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由于康纳利并不懂金融，所以对浮动汇率或固定汇率并没有什么见解，他主要的成就就是1971年底的斯密森协定，美国从这一协定得到的好处，估计使国际收支改善80至90亿美元40。1972年5月，康纳利辞职，接替他的是乔治·普拉特·舒尔茨。同康纳利相比，舒尔茨应该说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后来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在此期间还担任过商学院院长。更加值得一提的是，舒尔茨学术上师承的是信奉自由市场理念的芝加哥学派，坚决支持弗里德曼的浮动汇率学说，早在1971年他担任预算局局长时就激进地主张实行浮动汇率而不是中止美元的可兑换。他上任伊始，就指示沃尔克专门成立了一个高级特别小组，尽快制定出国际货币改革方案。
对固定汇率造成冲击的还有另外一股力量，就是不断在国际市场寻找机会的短期资本，有人评论说它们疯狂的投机行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直接诱因。1971年底，这股在国际间游荡的力量据说达到了2680亿美元，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使它们蠢蠢欲动，各国货币不断成为他们阻击的对象。到1973年2月，第八次美元危机爆发前夕，只有德国马克、日元和荷兰盾还维持着与美元的中心汇率。
1973年随着对美元投机的加剧，第八次美元危机爆发了，但是这次危机对于沃尔克来说却是一次机会。沃尔克建议，美元对黄金贬值10%，而由于日本迅速崛起而导致美国对日本的巨额逆差，建议日元对美元升值10%，其他国家则仍保持以前的盯住美元政策。尼克松总统和舒尔茨对沃尔克的建议还是比较满意的，于是指派他去与各国谈判。谈判历来是美国的强项，这次也不例外，沃尔克很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2月12日夜晚，舒尔茨宣布美元贬值10%，1盎司黄金兑换42.22美元。《经济学家》对此评论道，“尼克松又干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美元第二次贬值引发了更大的抛售美元兑换黄金的风潮。2月22日，很短的时间里市场金价就上涨了10美元，达到90美元的水平，是官价的2倍多。3月份，欧洲关闭了外汇市场，随后十国集团同意汇率浮动41。至此，主要国家货币没有一个再钉住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完了27年的风雨历程彻底坍塌。
后布雷顿时代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在1976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浮动汇率终于取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还包括：各国可以自由选择货币制度；实行黄金的非货币化，取消官价，黄金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等。通过这次会议，我们感觉到各国好像已经摆脱了美国的控制，可以实行适合自己国情的货币政策，但事实上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经济学界的大预言家保罗·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来进行解释。所谓“三元”即：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的稳定。克鲁格曼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考察了三者的互动关系，得出的结论是，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各国只能选择其中两个对自己有利的目标。简单举例说，假使某国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增加），那么卖出本币买入美元的套利机会出现，如果政府想保持本币对美元的汇率的稳定，就必须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自由套利）；否则，套利的结果就是本币对美元汇率下跌。假如政府既不想限制自由套利，又不愿让本币贬值，只能拿外汇储备干预市场，卖美元、买本币，可是如此一来增加的货币供给又被回笼，货币政策就失效了。42因此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了，并不代表各国就自由了，可以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了。事实上，现在各国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大部分还是美元，各国汇率的波动还掌握在美国手里。正所谓“美国总统和高官一席话，就可以改变各国汇率之预期和走势”。
不过世界各国还是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在考虑了多种因素（主要是自身实力）之后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当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实行了浮动汇率，但仍有一部分采取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香港和金融危机之前的东南亚国家就是典型。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的国家仍然有特里芬难题的困扰，因为它们仍然要累积大量的美元储备，而美元的贬值趋势依旧，使得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好不容易挣来的“家产”不断缩水。另一方面，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日子也不好过，浮动汇率体系现在被认为是全球金融动荡的主要推动力量。研究浮动汇率之害的经济学者麦金龙提出了一个著名假说，“二战以来人类经济史的主要谜团是：1970年之后，各国真实经济增长普遍放缓。时间上正好与浮动汇率蔓延世界相契合。二者之间难道没有因果关系？我们以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根源是货币和金融动荡，浮动汇率则是罪魁祸首。”研究到最后，美国应该依然是这次事件的最大受益者。据统计，现在全球80%的储备资产是美元资产，这极大地拓展了美国的资本市场，进而利用一切金融工具控制了全球的金融资产。至于浮动汇率之害，对于美国来说并没什么损失，因为全球70%的贸易都是以美元计价，无须担心汇率波动影响投资受益。
不可否认的是，布雷顿森林体制虽然在1973年后崩溃，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二战后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各国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美元等同于黄金，弥补了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由于有固定的汇率制，保证了经济的相对稳定的发展。布雷顿森林会议所产生的国际性组织仍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是国际货币领域的重要调整机构；世界银行仍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走一条稳定、可持续和平衡的发展之路；欧洲货币联盟的出现，使布雷顿森林体制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得以在区域性货币领域中再现。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出发点是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经济霸权。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与生俱来的缺陷就暴露了。它的缺陷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都弥补不了的。从它产生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它灭亡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