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17世纪荷兰的经济繁荣主要建立在商业霸权上。其商业资本特别发达，在欧洲首屈一指。这时期的荷兰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领先于欧洲很大程度上也是依仗其商业霸权取得的。19世纪马克思就欧洲资本主义问题分析道：“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却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荷兰是一个商业资本占优势的国家，工业并没有得到相应发展。荷兰资本主义的这一特点，到后来就成为它在经济发展中的致命弱点。到17世纪末，荷兰在西欧的经济地位被拥有强大的工场手工业的英国所取代，荷兰沦落为第二流国家。
3.“日不落帝国”的辉煌
英国自从“光荣革命”后确立了资本主义体制，解放了受束缚的生产力，在工业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创新，“珍妮纺纱机”的出现使得英国的纺织工业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机器，卡特发明的蒸汽机则解决了工业化生产中的动力问题，标志着英国真正进入了工业时代。随之而来的钢铁和冶金工业的发展则为机器制造业奠定了基础，这一切都使得英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实力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英国占据了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向英国这个“世界工厂”、“殖民帝国”提供原料和粮食的附庸地。1865年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就为联合王国作为世界贸易的中心而喝彩，他用抒情般的语言吟颂道：“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麦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地区是我们的木材林，大洋洲有我们的牧羊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上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茶，而且我们的咖啡、白糖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兰西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地区是我们的果园，还有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占据了美国南方，现在扩展到世上各个温暖地区。”很难说对于国家的财富还有比这更自信的。
经济实力的强大为英国的扩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工业革命使得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英国的工业产品生产能力遥遥领先于其它各国，这也需要开拓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因此，向外寻求新的市场就成为英国的不二选择。截止到20世纪初，从西半球的加拿大、圭亚那、西印度群岛上的若干岛屿，到新西兰、澳大利亚、巴布亚，到英属婆罗洲、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印度、锡兰和亚丁，再到肯尼亚、乌干达、苏丹、南北罗得西亚、南非，一直到西非的加纳、尼日利亚和欧洲西部的马耳他、直布罗陀。殖民地总面积达到3000多万平方公里，殖民地人口达3.9亿，英国殖民地占所有列强殖民地面积的59%，英国的米字旗飘扬在英国海外55块殖民地的上空，飘扬在全球的每一个时区，成为“日不落帝国”。
4.美利坚帝国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自从1776年独立算起，也只有232年的历史。但是，它却由一个人口不足300万、面积仅85.6万平方公里、在原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弱小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拥有937万平方公里、人口3亿的世界超级大国。英国的《观察家报》这样评价美国“古往今来，从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强大，它的股市的交易额比其他所有国家的交易总额还要多。它用在军事上的开支比它后边的9个大国的总和还要高。”（2）
美国的强大是建立在一个堪称“贫弱”的基础上。1776年到1783年，经过七年的独立战争，美国才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中间又经过1860年至1865年的南北战争，彻底废除了农奴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到190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经济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一战的爆发对美国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战争远在大洋彼岸的欧洲进行，对美国本土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但是却给美国的工业品提供了迅速扩大的海外市场。战前美国是一个债务国，欠欧洲60亿美元，通过发“战争财”，不但偿还了全部的债务，还借给参战国100多亿美元。战后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美国也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一战后到二战之前，美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的时期，即使发生了1929年的大危机，也没有威胁到美国的头号经济大国地位。随后的二战又一次让美国坐享“渔翁之利”，亚欧战场的狼藉使得英、法、德、日等原有的强国严重受创，而美国本土远离战场却大发横财。战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占据了超级大国的地位。
二战后的美国，经历了与苏联的两强争霸到一国独大两个阶段。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使得美国加强了对欧洲地区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北约的成立拉开了与苏联全球争霸的历程。经过40多年的争斗，苏联于20世纪90年代初土崩瓦解，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超群的军事力量都使得美国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5.日本的复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溃败，使得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一片狼藉，美国占领军的入住则使得日本成为了一个失去了诸多主权的“被保护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粮食缺乏、居民失业、厂房倒塌，总之，一切的现象都说明战后的日本是在废墟上起家的。
战后的日本首先面临着经济自立和实行改革的任务。在美国占领军的指导下，日本进行了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劳动改革和教育改革等一系列民主改革。随后发生的朝鲜战争则为正在复苏中的日本经济提供了“兴奋剂”。1952年，日本经济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在此期间，日本与美国于1951年签订了《旧金山条约》，实现了国家独立的目标；随后的1953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55年又加入关贸总协定，在经济方面完全回归国际社会。
1955年开始，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到1972年，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3%，成为当时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而且日本在这段时间发展的汽车、电子、钢铁等工业成为世界工业的翘楚，日本经营也成为国际上企业经营的典范，日本的经济实力跃居世界前列。
1973年的石油危机后，日本通过经济结构调整率先走出阴影，1973到1985年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3.6%，经济总量也上了一个新台阶，GDP总量接近美国60%，人均GDP则超过3万美元。
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日本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前的日本经济虽然也有波折，但总体上是震荡向上的。广场协议的签署，日元大幅升值的后果是经济泡沫程度加大，明显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实际价值，引发了人们的狂热情绪，而这种过热的泡沫则为后来日本经济的萧条埋下了伏笔。
当然，日元升值使得日本的经济在短时间内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对外投资方面表现更加明显。受日元升值带来的日元购买力增加的影响，日本的资金大量流向国外，特别是美国，大肆收购美国的不动产和第三产业企业，甚至引起了美国人的惊呼“日本要买下整个美国”。在日元升值的影响下，日本的资金通过海外投资扩大了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并且为短时期内日本经济的超速增长提供了动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泡沫经济的扩大化，日本经济终于尝到了苦头，进入了长达10多年的萧条期，曾经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以至于这段时间被称为“失去的十年”。
第二（节）从历史的角度看大国的兴衰
什么因素导致了大国的兴衰，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不同的说法。大体上说来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民族的等等。而且，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立场上，对大国兴衰的分析也不同，因此，总结各派别的观点对于更好的理解大国兴衰就具有现实意义。
一、影响大国兴衰的因素
近代以来的大国崛起，都是在充分整合利用国内外一切条件与资源的基础上实现的，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与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在崛起的过程中，有的国家正常发展，有的国家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以跳跃的方式在极短时间内进入崛起大国行列。从近代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3）。
第一，科技进步是国家崛起的根本性支柱。崛起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把科技作为对外竞争、走向大国行列的根本性支柱。自近代以来，社会的发展是跳跃而加速的，若干新的发明一旦应用到生产之中就会产生新的力量，直接推动国力的提高。例如英国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在19世纪中期以前曾经长期独占鳌头，但后来便很快被德国和美国超过；战后的日本利用东西方冷战时代的特殊条件，通过引进、吸收和发展新技术也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第二次崛起。这些都是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典型事例。
第二，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是国家崛起的基础。不论是处于近代还是现代，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都是大国实现国家崛起的物质基础与前提。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明确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很明显，经济的力量是最终的决定性力量，它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进程。进入近代以来，国家间竞争形式开始转变为以科技和经济为中心的国力的竞争，各大国都认识到，一国的兴衰强弱不仅仅在于军事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取决于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第三，制度创新是国家崛起的促进力量。国家发展与崛起需要多方面的基础条件，制度创新无疑是突破“瓶颈”的关键。因为制度创新突破的是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可促使一国直接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制度创新促使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方式产生根本性转变，使制度因素与经济、科技等要素处于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关系中。国内外历史上有许多社会制度创新促进国家整体发展的生动实例。
第四，国家崛起的过程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近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社会，它的发展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生存状态，打破了过去那种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状态，各国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越来越紧密。以和平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与分工所带来的是国际秩序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否则，就将导致国际矛盾、冲突以至战争，近代大国崛起后的殊死较量与此消彼长的利益争夺，也给世界留下了诸多的历史教训。
二、学者对大国兴衰的理解
探求历史上大国兴衰的原因、造成的影响以及既有霸权国对新兴国家（有的直接针对中国）的挑战所采取的策略，历来是国际关系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已经形成了权力转移论、霸权周期理论、世界体系论、霸权稳定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文明冲突论、大国兴衰论等数种理论，这些理论对大国兴衰的理解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都具有积极的意义（4）。
1.权力转移论。
该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奥根斯基提出。奥根斯基基本上承袭了汉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他认为权力转移的根源，主要是国内工业化因素造成的，并认为非工业化国家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因先于其他地区实现了工业化所取得的优势地位也不是永久的，因而权力的转移是不可避免的。
奥根斯基认为权力转移与战争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有一种情况，如果挑战者愿意继续遵守现存国际秩序，则和平调整是可能的，但是这非常困难。如果不可能，挑战者就会破坏现存秩序”，“如果一个处于权力上升的国家对其现存国际秩序不满意，它可能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可能用它新近发展的军事力量”。但他坦言挑战者对其现存国际秩序满意度不好把握。他还分析了因权力转移而导致战争的其它四种因素，“首先是如果新兴国家能力太弱无法挑战既有大国，或者既有大国太强大，战争变得不可能。第二种因素是挑战者上升的速度，挑战者速度上升得越快，战争的可能性越大。第三种因素是既有大国调整权力分配的灵活性。第四种因素是在既有大国和挑战国之间的友谊程度”。
2.霸权周期理论
该理论由乔治·莫德尔斯基提出。莫氏在对1494年以来的国际冲突和领导权（霸权）模式进行考察之后，发现了以大约一个世纪为间隔的长周期，即一个周期相当于两个康德拉季耶夫波。每个周期都存有一个领导者，它们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各个周期都含有四个阶段，分为全球战争、世界强国、非正统化、分散化等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约30年。一场大的全球战争开始一个长周期即霸权周期，经过战争，“一个国家取得霸权并利用战后的和平协议使其获得的优势合法化”。随着世界强国国力的衰落，它领导世界的合法性也会随之消失，这时全球体系就从世界强国阶段进入非正统化阶段。从历史上看，在全球权力结构由单极向两极或多极转变的分散化阶段，都必然会出现一个谋求世界领导权的挑战国。随之转入下一轮循环。自1500年以来，先后成为挑战国的有：西班牙、法国、德国和苏联。这些挑战国为了攫取世界领导权，不惜发动战争。然而，“在国际关系史上，还没有一个挑战国曾赢得过‘全球战争’的胜利，相反，新的世界强国通常是前一个世界强国的同盟国或合作者”。
3.世界体系论
该理论由伊曼纽尔·沃伦斯坦创立。他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内部动力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中，探寻了霸权兴衰的根源。这就是一国在获得霸权地位后，即开始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在维护霸权利益的同时，自由主义也孕育了霸权衰落的种子。因为自由贸易难以阻碍技术知识在国家间的传播，在此情况下，其它国家将有可能依托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跻身于最有利润的市场，以此蚕食霸权国家生产率优势的物质基础，进而再度引发各国间的激烈争夺，导致霸权国家走向衰落和国家间关系的重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