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七年（1668），程康庄又就任淮南芜州司马，期间，招徐釚入署，为子蒙师。公余酬唱，相得益欢。徐釚（1636—1708）字电发，号拙存，又号虹亭、垂虹亭长、菊庄，晚号枫江渔父，吴江人。著名文士。有《南州草堂集》、《菊庄词》、《词苑丛谈》。程康庄为其文集作序曰：“春仲徐子电发自吴郡来，为童蒙师，气骏而德攻，辞奢而才亦美。时时著书，至与身等。予尝岁时无越思，宛委尚未就。电发操翰即成。成即一字不复再易。敏捷之称，砉然以解。”极称颂徐釚才思敏捷。程康庄有诗《送徐电发归》：
东去垂杨未挂丝，客心弥旷转凄其。河桥怪底人如市，只有春风与别离。
河桥怪底人如市，只有春风与别离。
徐电发亦极称颂程康庄之文风曰：“滃郁勃萃中极流岩曲折，是以柳州之风骨，兼昌黎之神韵，近代震川、遵严诸公无此深厚。”
后约在康熙辛亥（1671）前后，程康庄调任陕西耀州（今铜川）任知州。
第四时期：陕西耀州知州时期（1671—1675）
程康庄在《尚友堂记》中称：“康熙辛亥（1671）予补官来京师”，就是写他这一年调任陕西耀州的事情。宋琬则有《送程昆仑谪刺耀州》一诗，曰：
青衫人欲老，五马向西州。乡树黄河隔，山城漆水流。袴襦歌叔度，稼穑颂公刘。华岳登临后，题诗寄旧游。
乡树黄河隔，山城漆水流。
袴襦歌叔度，稼穑颂公刘。
华岳登临后，题诗寄旧游。
程康庄任陕西耀州知州，是被降职调任的。但他不计名位，不讲得失，毅然赴任，勇于任事。此时，正是康熙平“三藩”时期。他到任不久，陕西叛将王虎臣部下的叛兵万余人来犯耀州，程康庄投笔从戎，亲自上阵。他督率兵民筑城防守，夙夜辛劳，经过数度血战，将叛兵打退，保卫了耀州的安宁。此后，在平定吴三桂的过程中，耀州渐渐成为重要的战略基地，图海、周培公率领的清军就曾驻扎于此。程康庄作为地方长官，积极组建乡勇，操练民军，积粮囤草，支前参战，为清廷的平叛斗争作出了贡献，图海称赞他是“文武兼备的能吏”。
程康庄到陕西后，与诗友仍有很多交往。如陈其年有一首《沁园春·怀程昆仑》：
畴昔从公，上松寥山，观北府兵，正鱼龙蒸黑，魂魂海气，水云淰白，滚滚江声，采石乘潮，皖桐移镇，异代龚黄比大名。芦沟驿，恰飞书寄我，感念平生。
一麾出守孤城，又重向咸阳道上行。叹地名祋祤，黄沙飒杳，天空周厔，戏树纵横。落照穷边，壮年薄宦，手板将迎岁月更。骊山顶，望并汾秋色，一片乡情。
“骊山顶，望并汾秋色，一片乡情”，可见其时他思乡心切。程康庄在耀州任职时间并不长，约在康熙十四年（1675）便回乡赋闲了。
第五时期：返乡赋闲时期（1675—1679）
关于程康庄回乡后的情况，记载不多。我们可以从他的诗文中看到他对于故乡的片断记录和回忆。
《避地土河杂诗十首》之五云：
不信青山路，苏门已五年。之九云：
之九云：
雨夜兼风夜，他乡忆武乡。空阶如倒井，独树更摇霜。归梦寒灯乍，愁心别路长。萧条临断壁，枕簟失堤防。
空阶如倒井，独树更摇霜。
归梦寒灯乍，愁心别路长。
萧条临断壁，枕簟失堤防。
《乞修聚杨桥启》中有“武乡土河”之说。可知土河乃武乡地也。
另有《长平八子诗》，记录了程康庄家乡的八位文士：陈壶岚、姬相周、申葵衷、武君十、陈吾青、庞鸠六、石泰华、武二酉。
回乡后的第四年，即康熙十八年（1679），程康庄在老家去世，享年66岁。当时的一代文豪，也算是落叶归根了。
§§§第2节文章大家
一个时代的文风，往往会受到当时社会环境与社会思潮的影响。清人刘熙载在《文概》中说：“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随着时代变迁，文风亦要变化的。由于明清易代，政局变化，清初对明末的疏空之文风进行反思。
明代后期，随着明朝政权的逐渐巩固，在文化上趋于保守，政治给文学带来了空前的高压。明初的具有清新刚劲文风的那些散文家，也先后遭到打击，有的被贬谪，甚至被斩杀，方孝孺就被诛十族，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迫使士大夫们开始向皇帝献媚。明代后期，文风走向空洞无物，文必起于舜尧、文武周公，圣贤语录充满文章，四书五经淹没了作者的创见，空话、废话连篇。这一时期文坛上产生了一种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和后来的李东阳为代表的散文，因为这一派散文家多官至宰相、尚书等“台阁重臣”，所以被时人称为“台阁体”。这类散文意识形态上标榜程朱理学，风格上推崇雍容典雅，多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颂圣”文章。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台阁体”盟主杨士奇的散文。杨士奇的散文透露出很浓的台阁气息，风格雍容平易、逶迤有度、醇实平正。其文多序跋、墓志铭、墓表等应用、应酬之文，借口继承“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粉饰太平。后期的李东阳散文流畅典雅，少用生涩辞语，平淡清永，颇有情致。他虽力纠台阁体之弊端，但终难脱超“台阁体”范畴。“台阁体”散文缺乏内容，在艺术上，也平庸呆板，毫无生气。它长期统治文坛，给文学带来严重危机，导致了一般文人创作内容贫乏，篇章冗赘，文风萎弱。弘治年间（1488—1505）开始，面对明朝初年以来理学风气以及台阁体创作影响所形成的萎靡不振的文学局面，一批士大夫自赎与蜕变，他们开始对台阁体发起批判，甚至对于儒术道学表示怀疑，有离经叛道之嫌，其文学观点亦悖于道学陈调。但面对宋元以来强盛的理学思想潮流，这些士大夫只能祭出复古旗帜，用复古来对抗台阁体。这批人的代表就是明代文坛的“前后七子”。
释木庵（1611—1684），名性瑫，继隐元东渡日本传禅之高僧，福建泉州晋江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俗姓吴，父名吴卿，母黄氏，年19落发。木庵在《自课堂集序》中说：清初的文章，“甚矣，文之途歧也。归于正而后可”。文到了明代，走入了歧途。明代中期之后，“前后七子”刻意摹仿秦汉散文，到了佶屈聱牙的地步，遭唐宋派与公安派的反对，但公安派过分追求个体的价值，忽视了文人的社会责任。而后起的竟陵派更是走上了幽深孤僻之路。
清初，人们反思明末文风之弊，倡导尊六经，崇孔孟，文风要淳厚、真实，提倡经世致用的新文风。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其中，策、论、议、序等实用文体大倡。他们强调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倡导儒家道德的回归，希望用古文宣传忠孝节义等社会责任。注重实学，古文创作俊逸浩博，文辞深雅。同时，清文在不断地要寻找文道结合的关键点，不仅注重实学，而且也注重文章的艺术性。力求改变明末文章追求文采和技巧，忽视其社会功能的空泛浮华风气。
《自课堂集》收录程康庄文67篇，内容包括序、书、记、论、启、策、疏、跋、赞、祭文、铭、行状等，文体丰富；内容涉及诗集、文集、家乘、政论、文论、诗韵、小学、游记、书法、绘画等。他的文风正是循着清初文艺工作者风的发展方向前进的。
程康庄文风沉稳厚重，醇而不肆，雅而不俗。施闰章评程康庄写的《王司勋五种集序》曰：“司勋客部一时兄弟之盛，雄于天下。此文极论古今，飚发泉涌，激宕如意，此之谓文称其人。”王司勋即王士禄，是王士祯的兄长。他有诗二十二卷、诗余两卷，程康庄为其作序。《序》从“诗三百篇，本诸性情”开篇，指出君臣之告戒，士女之酬答，郊庙之奏颂，情之怆恻，事之陈述，莫不有诗。但当时并无专门的诗家之名，后来才有人以诗名世，然后历数了自汉至明以诗名世者。“于是汉有苏李，魏有曹刘，唐有李杜王孟钱刘韩柳元白，宋有苏黄，明有信阳，北地琅琊，历下诸子，皆一时并称为美”。程康庄由此而类比于王氏兄弟，“兄弟竞爽，号为杞梓，名闻于天下”。并分析了后世诗风的变化，说“风俗移易，与时推迁”。陈其年亦评《王司勋五种集序》曰：“极沉郁，转掣绝奇。至其论诗处，综核前哲本末源流，毕见故是，千年绝调。”
程康庄有《徐电发集序》一文。徐电发即徐釚，曾为程康庄儿子的蒙师。在《序》中，程首先谈到友朋之谊：“友朋之于人，甚矣哉……礼曰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由此观之，盖天下之人才既多，然后知其所各受形之以其最能。然后知其可勉。”继而谈到他与徐釚的相知与相交，“夫行莫乖于寡党，乐莫大于相知。余得近电发以来，回视曩者，在京江时，衍衍陶纵方延瞰。恒若抱札负笔，力不能从。尚何进德修辞之是问，今处子狭隘荒侧之区，虽浮山天柱之胜，不克凌乘，而蓄六典九籍之富，供其浏览。又有电发日傍膝而相对。吾知蹈暇处逸，耳目专而英华积，是曹众不必谓其多，结游独不必谓其简。予之敬义，而德不孤者，岂非以狭隘荒侧故焉”。
施闰章评其《徐电发集序》一文曰：“如登临名山大川，使人意气超举。又如读伐木诸诗，使人心志平和，增友声之重。”程康庄到皖城后，“徐子电发自吴郡来，为童蒙师。气骏而德功，辞奢而才亦美。时时著书，至于等身。予尝岁时无越思，宛委尚未就，电发操翰即成，一字不复再易。敏捷之称砉然以解”，“电发清音绪论，辩若悬河，至其赋诗临文，慨当以慷。余见其纵横成章，若绛螭之腾九闳”。（《徐电发集序》）他对徐的文章亦很推崇，两人经常谈诗论文，“相与疑义共析，声彻左右”。徐釚在评程康庄《兼济堂集序》时说：“滃郁勃崒中，极流岩曲折，是以柳州之风骨兼昌黎之神韵，近代震川、遵严诸公无此深厚。”
程康庄《痤鹤铭跋》一文也写得开合有序，情趣并茂。他先考证《痤鹤铭》非右军书，乃陶贞白所书。“今观其字，清劲有法，孤云新月，当在虞褚诸公之上。其为贞白益信矣”。然后叙述石毁于潮汐而堕江。自叙“余倅南徐，寻近代残本亦不可得。辛丑秋计逋客出《玉烟堂帖》相示，乃见此铭”，“余因叹鹤铭之在今日，名存实亡。况江间洲渚，人烟灭没。蹑山而望，荒寒在目。又谁为山中穷此胜迹。乃垂金屈玉，已属乌有耶。因损禄秩镌石，与后世共宝之”。钱谦益评《痤鹤铭跋》曰：“行文有断有击，有源有流，自是家之文。”
钱谦益对程康庄的文章多加评点，大加赞赏。评《乙酉辞征赴选书》为“文旨凄恻，而结构正自井然”，评《乞修聚杨桥启》是“转折类欧苏四六，故文势奇动，无填剽之累”，评《募修观音堂疏》是“行文舒缩合度，凡其义之所到，笔即随之，惟东坡有此”。评《四贤赞》是“离奇错落，极其变化，得龙门传赞之髓”。评《先王父资善大夫加工部尚书服俸管佐侍郎事程公行述》为“笔势如生龙活虎，无处不变动，无字不奇古。能使大司空公呼之欲出。是行述中从来第一篇文字。韩柳欧苏集中皆无，皆不能及”。
《沛山记》一文是程康庄写家乡沛山的一篇游记，“长平之沛山在梁溪西南”，“探岩之巅而止。长峦青壁，激触嶒崚，万松蕃滋，与山为际。然羊肠错迕，每逢绝处，辄得襄岸，非假乎人力，皆能夺松之所区”。宋琬评《沛山记》为“绝似柳子厚黄溪西山诸记，而匠心惨澹，无摹拟之痕”。宋琬评其《历纪序》为“胚胎秦汉，直可俯视韩柳”，是说他的文字是从秦汉古文中来，水准不在韩愈柳宗元之下。
§§§第3节杜诗后劲
元明两代，在诗歌写作上的主要倾向是摹仿。主要是在崇唐的口号下，摹写唐人诗意与诗境，没有大的发展与创新。明代，以诗必称盛唐为宗旨，明七子尤其明显。但是，因当时的社会环境，他们并不能真正理解和学习到盛唐的诗风，所得往往是只有皮毛而已。后来的公安、竟陵两派曾力图改变这种状况，但是，也没有大的改观。
到了清初，由于时代变革，社会的动荡，民生艰辛，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诗作仍然是以关注现实为主要倾向。所以，明代曾经的崇唐诗风，就由文字上的模仿，改变为思想情感上的相通。清初的许多诗人，仍然是以学杜为写诗规度的。程康庄即其中之一。
由于明代诗词写作的实践困惑，曾引起人们对于诗词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到了清初，就出现了一批既有理论建树，又有较高诗词写作水平的诗人。程康庄的诗友中，这种人是比较多的。从钱谦益、施闰章到王士祯、宋琬、吴伟业、陈其年。诗词理论与诗词创作上的这种发展变化，使得清初出现了清代诗词中兴的第一个高潮。在这批诗人中，程康庄应该是一个代表性作者。
钱谦益对程康庄的诗作大加赞赏，他认为“诗须观其气格，若气格不高，虽有佳句，亦不入格。看昆仑诗当于气格高古处辨之”。程康庄的诗，以五律与七律见长，深得老杜风骨，堪称杜诗后劲。试举几首如下：
《避地土河杂诗十首》之五：
久客逢僧话，乡心一倍灰。雁堂皆破堵，马迹渐新苔。飞崿崇丘立，绵冈宿墓来。
雁堂皆破堵，马迹渐新苔。
飞崿崇丘立，绵冈宿墓来。
愁闻钟磬响，风雨日西颓。之九：
之九：
雨夜兼风夜，他乡忆武乡。空阶如倒井，独树更摇霜。归梦寒灯乍，愁心别路长。萧条临断壁，枕簟失提防。
空阶如倒井，独树更摇霜。
归梦寒灯乍，愁心别路长。
萧条临断壁，枕簟失提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