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后，第一次取得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八年抗战的胜利，关键在于形成并基本坚持了以国共合作为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前，山西是在一省范围内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唯一省份。它的形成，对山西抗战、华北抗战以及全国抗战都起了巨大地促进作用。它创建的牺盟会、决死队以及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形式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一无二，其辉煌战果在中国抗战历史上是不可磨灭的。
牺牲救国同盟会，是国共两党建立较早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是领导山西抗日救亡的一支重要力量，简称“牺盟会”。成立于1936年9月18日，1939年12月解散。在短短3年多的时间内，发展了300多万会员，我们所说的山西女兵连即是由牺盟会创办的军事训练班中的一个特殊连队。因此，回顾山西女兵连的光辉历程，牺盟会与军事训练班就是必须首先要了解的前提。
1931年日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后，逐步侵占热河、冀东和察北六县，并通过其驻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宁夏、阿拉善旗、额尔济旗及太原等地的特务机关扰乱后方，以配合日军向绥东进攻，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山西执政首脑阎锡山出于维持自身政权的考虑，于1933年先后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等团体，后又合并组成“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作为其推行政令的组织保证。但自强救国同志会成员情况比较复杂，既有进步青年、革命人士，又有主张公道团的旧派人物，且人数众多。
1935年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步伐，制造华北事变，激起了山西各阶层群众强烈的抗日激情，广大民众纷纷要求抗日救亡。“华北事变”前，阎锡山同日本的关系比较密切。1936年8月，日军进攻绥远，开始把侵略的魔爪伸到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内。面对日军的得陇望蜀以及对自己利益的侵犯，阎锡山逐步将日本作为最主要的敌人来认识。他认为“如果投降日本，不仅保不住他在山西的政治统治和经济上的全部利益，反而会戴上汉奸的帽子，成为‘千夫所指’的民族罪人。走这条路风险太大”。加之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使阎锡山当局发生了有利于抗日的转向。1936年9月，阎锡山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不过，在一段时间内他对蒋介石、日本人、共产党都是若即若离的态度，以期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维持其在山西的统治，借此时机，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内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一部分左派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开始酝酿建立新组织，发起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阎锡山得知后，惧怕刺激日本人，提出改抗日救国为牺牲救国，由自强救国同志会总干事梁化之，召集杜任之、刘岱峰、宋劭文、戎伍胜、牛佩琮、张文昂、张隽轩、刘玉衡等进行研究，决定由他们发起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以阎锡山为会长，梁化之任总干事，刘岱峰为秘书，杜任之等为主要发起人，李畅生、杨贞吉、崔道修等为执行委员，于1936年9月18日万人纪念“九一八”五周年大会上，正式宣告成立。牺盟会以抗日救亡为宗旨，是以各阶级、各界抗日爱国人士为主体的，带有群众抗日救亡民族革命大同盟性质的统一战线组织。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提出“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的总纲领。
同年10月，阎锡山据郭挺一（名巨才）的推荐，敦请经中共营救，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狱的薄一波回晋，“共策保晋大业”。对此，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组成以薄一波为首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初为薄一波、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五人，后扩大为十六人，包括后来出任山西女兵连指导员的刘亚雄）到山西同阎锡山合作抗日和主持牺盟会工作。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开工委）是中共北方局为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推动阎锡山抗战，接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而成立的。公开工委在山西有两项主要任务。第一，初到山西即抗战准备阶段，掌控抗日民族战线的实际领导权。贯彻执行党的统战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而准备为建立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加紧培养政治军事骨干。第二，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式成立决死队，建立新军，并大刀阔斧地发展壮大这支革命武装，充实我党的抗战实力，这是根本性的一步。
要做到这两点，就首先必须取信于阎锡山，与其建立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因此，薄一波回晋后，以公开工委书记的身份，通过接受阎锡山授予的职位，承认各种组织为山西地方组织的方法，作为党的代言人直接与阎锡山沟通。当时，阎锡山背腹受制，既要面对蒋介石的威胁，又要警惕内部分化。为摆脱困境，不得不标榜抗战，承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不得不用共产党的方式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达到其“保晋大业”的目的。而这正是中共取得抗日运动的实权、培养干部的一个有利契机。
牺盟会名义上以阎锡山为会长，但薄一波出任常务秘书后，各部门的领导工作，已大体上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势力主持，实际上控制了牺盟会。并运用牺盟会这一合法的特殊形式的群众团体，广泛地发动群众，迅速在山西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一方面派出大批干部进行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如，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牺盟会成员组织发起了“百万人签名捐款、数万人请缨上战场”的运动。签名捐款运动从1937年7月12日在山西全省范围内开展，各阶层人民群众和军政机关职员、士兵等纷纷响应。另一方面大力培训干部，面向全国招收爱国青年学生前来接受抗日军事政治训练。不仅山西各地的有志青年成群结队志愿报名，背着行装跋山涉水来太原接受军政训练，而且远在武汉、京沪、香港的一些有志青年也起而响应，千里请缨，保家卫国。牺盟会先后举办了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13个训练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培训了两万余名干部，给该会和建立新军准备了干部条件。
1937年8月，因旧军不能适应抗战需要，遵照党的建立武装力量的指示并获得阎锡山首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正式开始筹建，计划以十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为基础，建立四个决死总队，以太原工人为主建立一个工人武装自卫队，再建一个政卫旅。到10月，牺盟会在十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和两个国民兵军士训练团的基础上，成立起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四个总队（团），其中就包括军政训练班十一连的一部分女兵。同时在太原成立了工人武装自卫总队和政治保卫总队共六个团。这三者组成了一支实质上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约两万人。1938年4月之后，决死总队发展为四个纵队（旅），晋南各县的游击队相继合并为政卫一支队和二支队。在晋西北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也成立了七个游击支队。在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挺进山西后，牺盟会积极配合，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立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三大抗日革命根据地的艰难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39年底，这支新军已发展壮大为22个团，约六七万人，数量与阎锡山的旧军不相上下，但质量上远强于旧军。
武装力量的迅猛发展，引起了阎锡山的疑忌和恐慌，企图对局势加以控制。1938年12月，阎锡山召集军政民高级干部举行第二战区抗战工作检讨会议，作出了抗战工作检讨决议案。由参加会议的108名军政民高级干部签名，发起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企图限制进步活动，向进步势力夺权，阎锡山亲自给该会拟定了九条公约。他确认同志会是主张公道团、牺盟会和二战区一切民众救亡团体的统一领导组织，其干部组织一是干部委员（简称干委），负一切事务的民主发动和检举、弹劾、监察之责；二是高级干部委员（简称高干），负一切事务的集中决定之责。公推阎锡山为会长，握有总裁一切的最高权力，希望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有所制约。最终，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山西“十二月事变”，牺盟会被其宣布解散。但是，原牺盟会中坚持抗日的成员，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抗日斗争。
在牺盟会举办的13个训练机构中，军政训练班是最主要的一个。训练班创立于1936年冬，设于太原市城北坝陵桥国民师范校址，最初有4个连，后扩充为12个。薄一波接管牺盟会后，领导了这个训练班，并加以整顿和改组。训练班中有比较自由的政治环境，设置了具有抗日、进步和革命内容的政治课程，并由成批的共产党员以抗日救亡干部身份出面担任教师与政工人员。事实上变成了一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全国各地的爱国知识青年纷纷来到太原，投身军事训练班。其中有地下党组织和“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的成员，也有普通的爱国知识青年，更有一些爱国华侨学生也闻风而来。先后有4000余名青年男女知识分子，在这个熔炉里接受训练，他们除了紧张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还利用一切时机走向社会，走向工厂、学校、农村，深入到群众中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训练班的学员最后都走上了山西抗战的第一线。
训练班指导员的来源随牺盟会的发展分三个阶段：1936年8月至10月，主要由自强救国同志会派遣的阎锡山的政工人员担任；1936年10月至1937年4月，主要由薄一波派遣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1937年8月以后，各连队原有的指导员都被调往国民军官教导团工作，就从原来连队的干事中提升继任。
在训练班中，有几个连队的学员比较特殊。如六连和七连，都是红军东征时被俘的红小鬼，还有政治犯和进步青年。十一连，学员全部为女生。事实上，除十一连外，有女学员的连队还有两个：九连与十二连，都是男女混合的连队。九连有9名女学员，都是女学生，1937年夏成立。十二连组建于1937年1月，同年6月结业，其中女学员16名。十二连的学员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党员和民先队员较多，主要是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民先介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地下党员与进步学生，来自东北的流亡学生比例也不小，此外还有来自河南的一批学生。九连与十二连结业后，其中不少女学员又转到十一连，十一连组建于1937年2月，全部由女学员组成，亦称女兵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