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处华北地区西部,雄踞高原群山,山峦环绕,重峦叠嶂,素有“华北屋脊”之称。其虎视华北,俯瞰平原,毗连西北,被称为“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控制了山西,就掌握了华北战场的主动权。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势力进一步深入,华北地区被视为日军侵占中国的跳板。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山西作为华北的战略要地,抗战一开始即成为争夺的重要战场,成为日军首要攻取目标。9月初,日军一路从平绥线侵入山西境内,占领天镇、阳高两县,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接着攻占大同,沿同蒲线向南奔袭。另一路沿平汉线经石家庄从正太铁路突破娘子关,向太原方向进发。在日军的眼里,攻占太原是他们最具有“战略价值”的目标。阎锡山指挥的第二战区对日军进行了抵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给予了积极配合,取得平型关大捷和夜袭阳明堡战斗的胜利。但因山西东部的娘子关天险失守,忻口中国守军腹背受敌。11月2日,忻口守军撤退,保卫太原。洒满中国将士鲜血的忻口于当日被日军占领。11月8日,日军又攻占太原,国民党军队受到了很大损失。其后,山西抗战进入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创立和开辟根据地、发动游击战争为主的新时期。太原失守前,在晋东南、晋西北、晋东北、晋西南,已初步形成了4块抗日游击区。11月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在上述4个地区实行战略展开。聂荣臻率115师一部,依托恒山山脉,与赵振声为书记的中共晋察冀省委配合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林彪、罗荣桓率115师343旅,到晋西南地区依托吕梁山脉,与张友清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委配合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贺龙、关向应率120师,到晋西北地区,依托管涔山脉,与赵林为书记的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配合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刘伯承、张浩率129师及115师344旅,到晋东南地区与李菁玉为书记的冀豫晋省委配合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对山西的侵华日军构成严重威胁。面对侵略者的极端残暴,山西人民发扬不畏强敌、勇于反抗的民族优良传统,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把日军赶出了山西。以山西为依托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为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三大抗日根据地,在抗战时期,担当了在干部队伍上、后方支援上、地域扩展上输送者的战略支点,并且在民主政治、经济发展、社会生活、风俗变迁等方面,以新的价值观荡涤着旧的观念,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以及民主国家的建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整个抗战过程中,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军事和政治地位以及经济条件,山西处于全国抗战的战略重心,是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和中共抗战的立足点,也是日本侵略军争夺的主战场。许多影响抗战全局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山西。山西是领导和指挥华北抗战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是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和抗日根据地的策源地,是中共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典范,也是中共主张实行全面抗战的支撑点和出发地。
任何人的命运都不可能脱离时代而独立成长,山西妇女的历史也正是如此。她们的命运与山西的大历史紧密相连,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中,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塑造着自己新的形象,谱写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
三大根据地生存、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山西妇女群体不仅自身获得成长,而且在抗日救亡中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37年夏成立的山西女兵连,把知识女性精英培养成民族战争的杰出领导者,成为各根据地和抗日战场的坚强骨干。发端于1942年,遍布各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在最困难的时期解决了军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使得广大妇女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家庭地位、人生自主能力得以提升,并深刻地影响了根据地及其解放区的民主政治生活;部分老解放区新婚姻法的制定,使妇女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有了自主选择的能力,有了择偶和离异的自由,把大批妇女从痛苦的婚姻和童养媳枷锁下解放了出来;解放战争时期的支前运动,妇女做军鞋、运送物资、肃清后方、动员参军参战,成为解放战争后方的后方,真正发挥了社会大变革时期主体的作用。纵观中外历史,战争对女性是残酷的,但战争也为妇女进步提供了机遇,女性同男性一样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也同男性一样有着展示才干的广阔舞台。中国近代历史上,从秋瑾的呐喊到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女性的命运同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始终联系在一起,妇女的解放与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紧密联系在一起,山西妇女群体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成长历程,为建国后自身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