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是大老虎，我是小老虎！”
人们就都哄然大笑起来。
好几年之后，我才渐渐知道：父亲的所谓“挣大钱”，就是他做搬运工，抗麻袋、拉排子车。所以，奶奶总是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来花，花钱的时候总要念叨：
“你爹做牛变马，挣个钱不容易呀！”
至于“大老虎”那就更糟。在解放初期那着名的“三反运动”中，父亲被诬陷有问题，不仅勒令退赔，而且被开除了党籍。“大老虎”，原来是大贪污犯的代名词。
父亲被打成“大老虎”关押期间，母亲曾经带了我到父亲的许多亲朋好友门下去告贷；希望那些受过父亲解囊相助的人，能在我们困难时小有回报。然而，母子们沿街乞告，奔波数日，只有一位姓吴的老乡给了母亲五块钱。好在我年纪还小，世态炎凉、人间嘴脸都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且说父亲回乡，早上蒙头大睡，晚间谈笑风生那些日子，正是他筹集款子准备退赔的时候。他总是高声亮气，精神昂奋。他在运动中受到那样的打击，却没有给我心中播下什么阴影。在我幼小的心目中，父亲总是一个乐观豪爽的强者。
尽管他不在我身边，我的灵魂仿佛和他贴得很近，有一个坚实的依靠。
“三反运动”过后一年，也就是奶奶托锁爷给父亲写书子的时候，父亲的问题得到了甄别。被迫退赔的钱款又尽数还了回来。所以，他这次回乡，腰包充实，春风得意，断然决定：
带奶奶和我，还有几位大娘，一齐到太原去游玩！
七长途跋涉
有着雄奇山岭和山间各种异兽奇花的我的故乡，山西盂县红崖底村，其实只是一个小山庄，在普通的省级地图上都没有任何标志。从县城沿官道向北，在两列起伏奔窜的山脉间行进三十里左右，路东一条山沟，叫柏泉沟。沟里有三个庄子，五里、八里、十里，依次叫红崖底、张家庄、田家庄。新中国成立初期，县境里没有公路。要到太原，须得先进县城；到了县城，再赶百十里路到石太铁路上去改乘火车。
从我们村到县城，是乘大车赶路的。
我们家的车把式是四伯。他执着一杆长鞭，却并不打牛，只是不时大声呵斥。他骂牛的词儿和平时骂四大娘的词儿也差不多。但我们家的老牛只是扭动着屁股不紧不慢地走，并不如四大娘挨骂时那样紧张。奶奶和我们坐在铺了干草的大车上，摇摇晃晃，昏昏欲睡。整整一个上午，才进了城。
四大伯赶车上煤窑去拉煤，父亲去雇牲口。从县城到石太线上的测石车站，还有一百来里。父亲回乡，这段路是步行的。奶奶和我们就得乘骡乘马，须得去雇专门驮脚的牲口。
第二天，四五匹牲口驮了奶奶和大娘们上路了。我跟着父亲步行，走累了只被允许搭乘一段。不知什么原因，有时我可以坐在鞍子前边，搂在奶奶怀里；有时却只被允许扒在后边的马屁股上。山道翻山越岭，很多路段都在山涧边上。奶奶骑的一匹白马，偏偏爱走路边，那情形十分惊险，仿佛随时都可能栽下深渊。
但不时地，对面路上会走来一队队的骆驼帮，驮着大铁锅和大水缸。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骆驼。骆驼们昂着头，面容老是那样慈祥静穆，似乎并不曾身背重负。我觉着异常感动而亲切，就如同看着老黄牛时的感觉一样。
到了测石，又住了一夜店房。店房主人叫郑宝书，不仅热情接待，还负责买火车票。那样热情周到的服务，后来几乎完全绝迹了。
第一次坐火车，印象极为深刻。窗外的大地在围绕了极目之处的一个圆心旋转，铁路边的电线杆一根根地向后倒去。可以说，那是我第一次感到“速度”的魔力。由于好奇，我自己还做过一个实验：火车行进中，我把东西抛起来，或者自己跳离了地板，但火车并不能将我甩下一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学了中学物理，我才解开了最初的疑团。
到了太原，一出车站，就有黄包车来招徕乘客。黄包车跑得风快，一路上还鸣着嘀嘀咕咕的喇叭。到了家门口，他们还帮着提包裹。奶奶客气地请他们进屋喝水，他们笑一笑谢绝了。我突然注意到，他们年龄都很大了，很惊异他们怎么能跑那么快。
后来，我到太原读中学，黄包车是早已绝迹了。但在我读书的太原三中附近的开化寺，我见到过一位老年黄包车夫。他佝偻着脊背，两手都向后跷着。手里执着一把青菜，菜叶子一个劲在后背上扫动。住在近处的同学告诉我。这位老人就是因为多年拉黄包车，身体才变成了这种样子。那情景真使人感慨万端！
当我们赞美劳动的时候，永远不应忘记：彻底消灭繁重而非人的体力劳动，是人类的一项历史任务。
八初逛太原
到了太原，安顿下来，父亲接着就带领我们开始游玩。柳巷、开化寺、泰山庙，连着转了好几天。特别还逛了一次动物园。
柳巷开化寺，是当年太原市最热闹繁华的去处。甚至我在家乡时，就常常听到它们的响亮名堂。柳巷街白天车水马龙，夜间灯火辉煌。
“双合成”、“德昌永”等着名食品店，“同成信”、“宏大”等绸缎布庄，“亨得利”钟表眼镜行，“乐仁堂”大药店，生意兴隆，顾客蜂拥。而宏敞的山西大剧院旁边的太原饭店，尤其雄伟，果然有半座山高，须得仰起头来观看。
柳巷街南口西拐，是钟楼街，繁华兴隆不亚于柳巷。在钟楼街中段南侧，就是赫赫有名的开化寺了。开化寺有纵横几条街巷，里边不唯店铺林立，各种杂耍更是名目繁多，有练气功的，走钢丝的，耍猴儿的，变戏法的，玩蛇的；还有拔牙的，修脚的，剃头的，钉鞋的，说书的，卖唱的……一处围拢的场子，人群突然狂潮似的涌动，有人大嚷：大卸八块啦！另一处场子，早又欢呼雷动，也有人大嚷：吞活蛇啦！不消说，卖老豆腐的，卖丸子汤的，卖灌肠的，卖醪糟的，也都争相叫卖。炒灌肠的敲炒瓢，做烙饼的敲擀杖，节奏铿锵，煞是动听。一处大敞窗户的店铺前，围了许多人在看刀削面绝技。大师傅将枕头似的一坨面顶在脑门心，两手各持一把削面刀，左右开弓，面条就柳叶式鱼贯连成两条白线，直射入丈把开外的大锅里……如今开化寺已改名叫“开化市”，市面也还热闹。到处牛仔裤，满耳邓丽君，与当年景象大异其趣。当年市容市声不可再得，正如人的童年无法留驻。它们都只化作记忆存在脑海，而那是极其珍贵的记忆。
当然，童年逛太原，记忆最深的还数逛动物园。那是，太原动物园还设在海子边的人民公园里。动物种类也有限，但那时对于一个未见世面的孩子也足够了。记得我最喜欢的动物，数猴子。它们是那样活泼好动，自由自在，况且长得像人，又能模拟人的许多行为。当我看着它们的时候，它们有的也目光灼灼地盯了我看。我以为，它们也有思想，它们说不定也在观赏人类，也在研究人类哩！
其他动物，有点印象的还有老虎和狼。老虎懒洋洋总是睡觉，竟使我产生一种奇怪的联想：父亲当“大老虎”那阵子，大约也是在笼子里睡觉的吧。那委实没有什么伟大神奇之处。狼们却是躁动不安，在铁笼里一刻不停地惶惶走动。他们的眼神贪婪、残忍，而又不乏一种失去自由的凄惨。我的心中浮上来一丝真切的怜悯，我真有些同情他们。
我没有敢宣布自己的想法。我怕自己讲错了话。因为母亲觉得我在山沟里缺少教养，每有错失，她对我就声色俱厉，令人胆寒。但奶奶参观了动物园之后，好几次念叨：
“把些虫豸们关在笼子里，叫人心里实在不熨帖哩！”
后来，回到故乡，奶奶还每每提起。我以为，奶奶和我的心里是相通的。城市生活有其繁荣热闹的一面，但它总不如乡间那样更加接近自然，亦即更加接近人的心灵。
九来英姐姐
参观市容之后，父亲安排我们上戏园子去看戏，作为一个重要的招待项目。
在乡间，我记得也看过不少戏，但那都是野台子戏。在野地空场上，用棺板衫杆条席篷布临时搭起戏台，不建围墙，不扯布幔，远近村民随意来看。年轻后生们结成把子吼喊着挤头排，大闺女们辫子编得又紧又长在人群中扭来扭去，老汉们闭着眼睛数板眼，娃娃们又哭又叫吼破天。台上花脸红脸们管自翻筋斗打仗，或者老旦小旦站下来没完没了地唱。台上台下，又乱又热闹。
在戏园子看戏，也是又乱又热闹。别一种乱，别一种热闹。
正本戏开场之前，先唱垫场的折子戏。这时，观众们才络绎进场，你呼我应，认座叫茶，半个钟头静不了场。过道上，卖花生仁的、卖糖葫芦的窜来窜去；递拭汗热毛巾的忙得一头大汗，添茶加水的举重若轻将一把大铜壶在人头上舞出花儿来。
正本戏开台，场子里渐渐静下来。但递毛巾的和倒水的仍然十分忙碌。有人热了，要拭汗，就将一只手举在空中，在两厢楼角照场子的立即便把热毛巾甩了下来：一道白光，不偏不倚，半叠着的毛巾“叭”一声罩在手上。哪位观众渴了，不必耽搁看戏，把茶盖揭开好了，大铜壶高举在过道那里，一道水柱从壶嘴中飞去。那真是比大戏还要好看引人的把式！
但几位大娘却都趴在椅背上睡着了，二大娘淌着哈喇子，三大娘鼾声如雷。
奶奶则一个劲念叨：
“一张票五毛钱哩！一张票五毛钱哩！”
突然，观众们满园哄笑起来。原来，那晚的戏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轰动一时的新戏《小女婿》，而小女婿这时出场了。一个十来岁的娃娃，身着青布长袍，头戴瓜皮小帽，十字披红，傻呵呵地出现在台口。那娃娃真叫可亲！我要和他交个朋友就好了。父亲得意地给我介绍：
“这是你干姐，来英！”
原来，戏班里的娃娃们得闲时，常到剧院左近串门。串来串去，来英就和我妈熟识了。这来英姐自幼被卖到戏班打戏，认那班主做父亲；新中国成立后班主下世，她就成了孤儿。戏还没学成，只好傻愣愣地扮扮小女婿。父亲动了恻隐之心，就认下来英做了干女儿。于是，我凭空有了一位唱戏的姐姐。
来英后来进艺校学戏，依父亲的姓改了艺名张美玲。她唱了许多年娃娃生，扮孤儿赵武或者杨文广，也还小有名头。多少年过去，她仍然不忘义父义母，常有来信，这都是后话。
却说第二天，小女婿登门。她留着男学生头，穿一身青布制服，活脱是一个精干的男孩子。进得门来，又喊爹，又叫妈，先扫地，后沏茶，在我们家比我还要占地盘。听说我爱吃面皮儿，她还亲自给我下厨去做。但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趁人不备，我在她手上狠狠地抓了一把，都抓出血来了。那小女婿委屈地哭了一场，父亲安抚了她一番，接着叫她翻筋斗，小女婿不肯翻，看看我说：
“我怕九十不高兴了！”
爹说：
“你多翻几个，他就高兴了！”
小女婿刹刹腰带，在我家两床一桌夹着的窄窄的地面上耍起把式来。“卟咚、卟咚”，她连着翻了四十七个。
爹夸奖道：
“好！比上一次多翻了五个！”
来英喘着粗气说：
“我这是给弟弟翻的！”
不知咋的，我一下子又喜欢上了这个小女婿干姐姐。后来，她艺成演戏，当上了正经角色，我也看过她的演出。但，那都不足以和小女婿留给我的美好印象相抵，更不足以和她在我眼前翻的那四十七个斤头相比。
如今，来英不再唱戏。结婚生子多年了。和我们家的来往也十分稀少。忆及童年那一段，希望自己有兄弟姐妹吧。也许，天生孤独的人，也天生希望打破孤独的吧。
十干爹干妈
父母亲在太原，最早住在南肖墙六十二号。六十二号紧挨着和平剧院，而我们省当年最着名的女须生“果子红”丁果仙，她挂头牌的戏班就常在和平剧院演出。所以，我小时看戏多，看果子红的戏尤其多。记下来几十个剧目，有十几出戏我可以大致讲出戏文梗概来。戏剧方面的知识，中国戏剧的情节性和表演艺术的夸张写意，台词对白中的隽永精炼和传神，都给我后来的文学创作以触类旁通的益处。而我们民族文化的传统精神，“忠孝节义”之类，无形中也给了我相当的熏陶。
六岁到太原，因为“三反运动”搞退赔，父亲的买卖房产都被剥夺归公。
我们家离开六十二号，已经赁屋而居搬到了天地坛五巷十四号。十四号这所院子，恰恰是干爹干妈居住的院子。解放前干妈哺育我，我就在这所院子生活了一年多哩！
干爹雷安民，是个卖肉的，方头红脸，慈眉善目。他对我特别疼爱，他家经常吃些下水、煮骨头之类，总是叫我过去大嚼大啃。奶奶天生不吃肉，父母亲对下水、骨头似乎也瞧不上。但我吃得很香，干爹见我吃得香，眉开眼笑，十分满足。因为我即将入学读书，干爹还送我一册硬皮封面的精装笔记本。后来读书到小学四年级，功课中有了珠算，他又送给我一把黑颜色的算盘。礼物虽然微薄，但那是我童年时代唯有的得到礼品的记忆，它们给我的心灵以无法估量的抚慰和极大的满足。
相比之下，干妈显得比较冷淡。据说，奶了我将近两年，父母要接我回去，干爹和干奶奶都很伤心。而我的干妈呢，却没事一般，还在院子里和孩子们“跳格格”呢！
母亲生我的时候十六岁，干妈奶我的时候十七岁，她们本身也差不多还是孩子。干妈“跳格格”也就情有可原了吧！况且，干妈之所以奶我，是因为她生了一个“白毛女”，溺死了。她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为了生计而替别人奶孩子，她就够痛苦的了，还要她怎么样呢！
特别是在1948年年底，由于白色恐怖愈演愈烈，父亲和母亲已经无法继续坚持地下工作。他们不得不双双撤离了太原，将我完全托靠给奶妈家有半年之久。
后来解放大军围了城池，炮声隆隆，每当打炮，干妈就抱了我躲在床板下面。炮弹猛烈爆炸，我就吓得小便失禁。床下地势窄憋，无可躲闪，我就给干妈尿得满怀满裆。
太原解放前一天，战斗十分激烈，一颗炮弹击中了我们居住的房间的屋脊。
万幸的是，那颗炮弹没有爆炸，只将屋脊穿了一只大洞。震落的杂物把腰腿不便、不能下床躲藏的干奶奶压在下面，而我和干妈在床下安然无恙。解放大军攻下阎匪军最后负隅顽抗的省政府梅山，战斗结束。城中硝烟未散，尸横遍地，为我军担任登城向导的父亲就匆匆赶到十四号来看我。在街口，父亲一看洞穿的屋脊，心里就连叫：完了，完了！他硬着头皮进院，刚迈大门槛，却意外地见奶妈抱了我，正在院当央晒太阳呢！据说，父亲高声一喊“九十”，我当时一岁半，又和父亲离别半年，竟一下子认出了他，跌跌撞撞地跑过来，扑到父亲的怀里。
时至今日，每当忆起当年的情景，父亲仍然总是非常感动。为了不幸中的万幸，为了那割裂不开的父子之间的骨血情谊。当然，他对我干妈一家也始终心存感激，念念不忘。对那惊险而又富于人情味的一段经历，我自然是不可能有任何记忆的。但，我也同样对干妈心存永难淡漠的感激之情。在最危险的关头，一个异姓母亲用她温暖的胸膛怀抱了我，保护了我，她曾经和我生死相依。
干爹干妈后来生了六七个孩子。干妈身体不好，始终没有参加工作，干爹卖肉，工资很低。我记得他们家的生活一直很困难。1970年2月，我从部队复员到太原机车厂做机车司炉，第一个月领到工资26元。我给家乡的大伯寄了10元，给了干妈10元。
10元钱，太微薄了，能抵什么事呢？它只表达出我的一点心意罢了。
十一母子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