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鲁迅十三四岁的时候，周家发生了巨变。先是他的祖父因科场案入狱，后是他的父亲病重乃至去世，家里失去了支柱。从此，作为长子的鲁迅就开始了一段与母亲相依为命的艰苦生涯。也许是作为长子，遭受了许多的白眼和难堪，因而鲁迅也就十分理解母亲的不易。所以在许多事情上，主要是生活方面，鲁迅是不愿意违逆母亲的。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自己婚姻的态度。他在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后，当然不愿意走旧式的无爱的婚姻。但因为这一婚姻是母亲所订，他就只好牺牲自己，作出妥协，为母亲娶了一位儿媳，权当是母亲送给自己的一件礼物。而这妥协的结果是造成了他和朱安两人在感情和婚姻上的悲剧。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母爱如同湿棉袄，脱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难受。这的确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感受。当然，对没有接受正式教育，对新的思想和观念毫无了解和认同的鲁瑞来说，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和承认自己儿子的事业和劳动，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在思想和观念上，鲁迅和他的母亲的确是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的。
但是，思想上的隔膜并不能使他们的母子之情隔断，鲁迅对母亲尽了自己最大的责任。
鲁迅是一九一二年随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的。行前曾返绍兴安顿家事，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安排好自己母亲的生活。到北京后，他住在绍兴会馆，过着独居在外的生活。后来，周作人也应邀到北大任教。就经济而言，鲁迅，包括周作人，是周家的顶梁柱。绍兴老家只留下了他们的母亲和三弟。所以到了一九一九年，鲁迅便买了八道湾的住宅，自己亲自动手设计、整修房屋，又回到绍兴把老母及全家都接到了北京。那一年，鲁迅的母亲已经六十了。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六年鲁迅离京南下的不到十年间，是鲁迅侍母最突出的时期。此前，或者因为年幼，或者求学远游，或者在外地为生计而忙碌，鲁迅总是不在母亲的身边。而经过了多少的离别，终于全家生活在一起，这一点对鲁迅来说是十分高兴的。
鲁瑞女士虽然没有受过正轨的教育，但却能识文断字。据曾经长期在周家帮忙的王鹤照回忆，鲁老太太认得字很多，但是不大会写。曾经教他识字，学诸如《实用杂字》等入门读物，并且给他讲《水浒传》、《西厢记》等，使王鹤照懂得了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后来竟能记账、读书。到了北京后，鲁老太太有了更多的时间看小说，鲁迅便常常为她买书。鲁迅曾对荆有麟说：“因为老太太要看书，我不得不到处收集小说，又因为老太太记性好，改头换面的东西，她一看，就讲出来：说与什么书是相同的，使我晓得许多书的来源同改装。”到了上海以后，鲁迅不在母亲的身边，便从上海买了之后邮寄到北京。
一九二三年，周氏兄弟失和，鲁迅从八道湾迁出，借居到砖塔院。先是他带着朱安借居。但是鲁老太太在八道湾并不痛快，常常弄到没有饭吃的地步。据王鹤照回忆，鲁老太太曾劝王离开八道湾，说“还是离开这里好，免得受闲气。”可见周作人夫妇的确是容不得人的。鲁迅见母亲在八道湾处处受制，便借钱买了西三条胡同的房子接母亲来同住。虽然工作忙，他总要抽空与老太太坐坐聊天。他们母子间谈些什么，现在已难以索考，但首先，日常家务肯定是少不了的。在八道湾的时候，先是鲁老太太主家，后来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管事。
鲁迅除了往家里交钱外，可以说是不管家事的。到了西三条，家里只有他们三人。人少了，但家事还是要商量的。另外，讨论鲁老太太所读的书也应该是经常的话题。据荆有麟说，鲁迅做中国小说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鲁迅为自己的母亲多方收求小说话本，对这些东西有了许多具体的了解。这应该是他们之间经常的话题了。此外，据周作人讲，鲁老太太移居北京后，开始看报，“日备大小报纸两三份，看了之后与家人好谈时事，对于段张冯蒋诸人都有批评。”那么母子俩在一起谈谈时事也是很有可能的。鲁迅在领了薪水之后，也常常买一些点心什么的东西拿回来，让家人改善改善口味。他总是先把点心送到母亲的房间，请鲁老太太选用，然后再送到朱安女士的房间，请朱安选用，剩下的拿到自己的房间。在鲁老太太的房间里，一年四季都备有点心什么的零星食品，这些大都是鲁迅在街上购买的。
据王鹤照说，当年鲁迅返绍兴接全家北上，一路上鲁迅让老太太坐卧车，自己坐二等车。到了南京，刚刚在旅馆住下，鲁迅就到外面买了南京有名的小吃肴肉和羊膏请老太太吃。一九二六年，鲁迅被章士钊解任，又遭到军阀政府的通缉，只得南下谋生，辗转来到上海。不在北京，不能亲侍母亲，但他对自己的家还是挂念万般。除了经济上的负担外，常常写信寄书。他曾两次返平，均为探望母亲的病况。
虽然鲁迅在生活上对自己的母亲十分关照，但并不能说他们母子之间在思想上就非常认同。事实是他们在思想上还存在着非常大的距离。鲁老太太爱读小说，却不喜欢“鲁迅”的作品。据荆有麟回忆，鲁迅的《呐喊》出版后，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女士曾将《呐喊》送给鲁老太太看，而且告诉她《故乡》一篇最好。可是鲁老太太读完这篇小说后却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所以荆有麟说，在思想上，母子是相离太远了。但先生对于家事，多半还是依了老太太的主张。鲁迅曾对荆说过，“她们的成见，比什么都深，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顶多只能改变十之一二，但没有多少时候，仍旧复原了。你若再想改革，那他们简直不得了。真没办法。”但是，思想上的距离并没有影响鲁迅对母亲在生活上的关心。他对自己的母亲尽了一个儿子应尽的孝心。
12、鲁迅的绰号
鲁迅先生的笔名是很多的。着名的如巴人，是他发表《阿Q正传》时所用。又如唐俟、何家干、封余、晏之敖、隋洛文、阿二等等。仅《鲁迅全集》所收，就有一百一十多个，而且据说这还不是全部，有人认为，鲁迅先生的笔名有一百六十多个。但是对于先生的“绰号”，恐怕知之者甚少。关于绰号，据许寿裳先生说，鲁迅自己就是很爱给别人起绰号的。比如在日本留学时，曾受业于章太炎先生门下。那时一同听讲的有许寿裳、周氏兄弟以及钱玄同等八人。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讨论。而每每此时，钱玄同最为活跃，一边说话，一边爬来爬去。所以鲁迅就给钱起了一个绰号叫“爬来爬去”。严复是二十世纪初最着盛名的翻译家。他译《天演论》，自称“达旨”。而鲁迅亦特别称道他的功力，所以给严复一个轻松的绰号叫“不佞”。当时一位着名的维新人物蒋智由，有一次谈到服装问题，说清朝的红缨帽有威仪，而西式礼帽则无威仪。于是鲁迅便给他也起了绰号叫“无威仪”。鲁迅给人起绰号，总是事出有因，一般来说充满善意。这从一个细小的方面可以看出他做人的风趣和幽默。
说鲁迅的绰号容易使人联想起一些鲁迅的论敌对他的攻击，以及因此而进行的谩骂式的称谓。如“世故老人”，大概高长虹就这么指称过鲁迅。鲁迅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深刻当然没人能比，但在做人和处事上实在是单纯甚至幼稚得厉害。说他“世故”，真有些风马牛不相及。至于“堕落文人”则是国民党的通缉令中所称。不知为什么鲁迅一生生命不止，奋斗不息，而国民党却说他“堕落”，也许实在是找不出更好的罪名，只好以“堕落”来侮辱他，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只是这样的罪名显得过于拙劣。当然，这种带有人身攻击和诋毁、侮辱性质的东西，与我们所说的绰号是截然不同的。
鲁迅比较早的一个绰号是“富士山”。据沈瓞民在《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一文中所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对大清帝国的留学生不求上进、不学无术的现象十分不满，因而对他们的衣着打扮也很看不惯。特别是对那些留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把学生制服中的帽子顶得高高耸起的样子感到十分滑稽，所以称他们是“形成了一座富士山”。这样的内容，鲁迅在他的《藤野先生》中有很生动的描写。但沈瓞民说，在日时，鲁迅即常常和他们说起，“大家听到他描摹留学生盘在顶的丑态形如‘富士山’时，都不忍喷饭。我有一位同学王立才，为人风趣……就因此叫鲁迅为‘富士山’，‘富士山’的诨名，在同学中传得相当广，当时这诨名传开的原因，还因为富士山原蕴藏着火山，很能象征鲁迅革命斗争的精神。”沈早年与鲁迅一道留学日本，并且同住一个宿舍，他之所言，应该说是可靠的。
一九零九年，鲁迅由日返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书。新任学监夏震武无礼于教师，引起学校教师的强烈不满，要夏辞职，并且终于获得成功。因夏氏不明时务，木然逞强，鲁迅等一般教师皆呼夏为“木瓜”。夏辞职后，鲁迅、许寿裳等二十余人曾为纪念合影一张。当时的参与者张宗祥称此次行动为“木瓜之役”。后来，凡在这张照片上的人，相遇都互称“木瓜”。鲁迅当然也被这些同志戏称为“周木瓜”。
沈尹默在《鲁迅生活的一节》中提到鲁迅的另一个绰号即“猫头鹰”。他说“有人替他起了个绰号，叫做猫头鹰。这个鸟和壁虎，鲁迅对于它们都不甚讨厌，实际上，毋宁说还有点喜欢它，这个替鲁迅起绰号的人，大约是了解这种情况的，恐怕就是钱玄同这类的熟朋友作的怪吧？”沈氏在别的地方也提到了这件事。他在《忆鲁迅》一文中写道：“豫才的话不甚多，但是每句都有力量，有时候要笑一两声，他的笑声是很够引人注意的。玄同形容他神似猫头鹰，这正是他不言不笑时凝寂的写真。”说鲁迅神似猫头鹰，应该说比喻得非常准确。他似乎是这样的人，时刻准备着，与一切的黑暗、丑恶、不公作斗争，而且迅猛有力，一针见血，决不犹豫。
说一个人的绰号，也许没有太多的意义。但我以为从这样一个小小的侧面，也可以使我们了解一位伟人，了解他的精神、情操，为人和品性。这样来看，也许就是很有意义的了。
13、鲁迅的气量
在许多人眼中，鲁迅是一个爱走极端的人。他敏感，易怒，不饶人。还有人以为他是一个十分爱骂人的人。连他的母亲在给他辩解时也说，鲁迅是被人逼急了的时候才骂人的。鲁老夫人对自己儿子的了解究竟有多少，我们还不敢持过于乐观的意见，仅从她的这种辩解中也就可以看出她对鲁迅的不了解。当然也有许多人认为鲁迅是个锱铢必较的人，直到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还说要一个也不宽恕。由此种种来看，鲁迅似乎是一个褊狭、记仇、气量很小的人。然而其实大大地不然。所有这些理解都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事实上鲁迅的气量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
冯雪峰在他对鲁迅的回忆中，曾谈到了他和鲁迅的交往。一九二八年的十一月间，冯雪峰因被国民党通缉，从家乡来到了上海，和他的同学柔石来往密切。这时冯、鲁还不认识，但相互知道。柔石告诉冯雪峰，鲁迅对他写的一篇叫做《革命与知识阶级》的文章很反感。事情的起因是，在当年创造社和鲁迅的论争中，创造社的人认为鲁迅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冯雪峰虽然感到了创造社的小集团主义和宗派思想，但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鲁迅的革命性。所以他的文章替鲁迅辩护，说鲁迅只是不革命，而绝对不是反革命，并且认为鲁迅对革命是无害的，是所谓的“同路人”。加上冯文在态度上的轻浮，鲁迅当然不高兴。不过柔石也对鲁迅做了解释，认为冯的文章旨在批评创造社的小集团主义，鲁迅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不说什么，并不等于没什么。
对一般人来说确是如此。但对鲁迅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柔石和鲁迅住得比较近，私人关系好，所以他常常到鲁迅的家里，也曾谈到了冯雪峰。这时的鲁迅似乎逐渐对冯有了一些了解，并肯定冯翻译日本升曙梦介绍苏联文学和艺术的书，对中国的文艺界是有好处的。鲁迅还让柔石给冯带了一本日本文译本的关于辩证法的书，并说，“你去送你那个同学去吧，省得他再买了。”
由此开始，冯雪峰说他改变了过去对鲁迅先生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他说，“由于我自己的一些片面的印象和主观的偏见，我以前是并没有应有地尊敬鲁迅先生的。我从前在北京时凭我自己的片面的印象所构成的鲁迅先生的性格，就和柔石所说的很不相同。”“在柔石的心目中，鲁迅先生简直就是他的一个慈爱的塾师，或甚至是一个慈爱的父亲。”柔石是经常和鲁迅来往的人，因而他对鲁迅的了解是非常直接、具体的。
而冯雪峰则主要靠的是间接的了解和印象。问题就出在这印象上，对鲁迅的偏见也来自这所谓的“印象”。随着冯雪峰和鲁迅之间的接触，两人终于结成了终身的友谊。这友谊的成功，与鲁迅对一个青年人的“大气量”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鲁迅在了解了冯雪峰后，就不再计较冯对自己的误解。后来他们在一起办刊物，讨论社会、文学，常常通宵达旦。鲁迅去世后，冯又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秘密参与了鲁迅先生后事的安排。他们两人之间，可以说既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又是情趣相投的朋友。
如果说鲁迅对冯雪峰是在逐渐了解之后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并忘记了过去曾经有过的不愉快的话，鲁迅和傅东华则是属于另外一种情况。
即有共同的目的、共同的事业，却不一定有良好的私人感情。尽管如此，鲁迅也给了傅以极大的帮助。傅东华是浙江金华人，一九三零年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等学校任教授。一九三三年起，任同人文学刊物《文学》月刊的编辑。当时鲁迅先生是该刊的同人，为该刊撰稿。但是，傅东华在《文学》月刊的第一卷第二期却发表了一篇《休士在中国》的文章，涉及到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