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鲁迅不与人言的内心世界
一个写东西的人在整理收集自己的作品，编辑成册的时候，最能看出他对自己的作品，以及这些作品所牵涉到的人和事的态度。最近读一些关于鲁迅的文章，唐弢先生谈到了他当年收集鲁迅散逸的文章时的一些情况。其中提到了几篇文章，是鲁迅坚持不要发表或没有收入自己亲手编辑的文集中的。其中的原因没有细说，但据唐弢先生的理解，使我们从这些细小之处看到了鲁迅先生不与人言的内心世界，使我们对他的为人处世有了一点了解。
首先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一文。这是鲁迅坚持不让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最早写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底。起因是废名先生在当年十月份出版的《人世间》上发表了一篇《知堂先生》的文章，认为“文学不是宣传”。
鲁迅便写了这篇文章，对废名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文学也具有“宣传”的功能。但文章中也顺便说到了有的“文人”要“弃文就武”，恰恰影射了周作人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所写的《弃文就武》一文。虽然在文学观点上鲁迅与周作人比较一致，但鲁迅对周作人所谓的“弃文就武”还是不满的。因此在文中对周作人做了讽刺。文章中说，“但文人又不愿意没有靠山，于是他只好说要‘弃文就武’了。”
这里所谓的“靠山”也暗寓了周作人在日本人占领北京后在门口悬挂日本国旗，并将“周宅”换下，挂上了“羽太寓”的行径。
鲁迅从兄弟反目后从不直接对周作人做出批评，所以此文写就后便扔到了字纸篓里。但许广平对鲁迅的片言只语是非常注意的，她从字纸篓里把这篇揉成一团的文章捡了起来，表示要“重抄一遍，送去发表”。但鲁迅却坚决不许，使这篇文章成为他少有的没发表就直接编入文集中的文章。
当然，这也是在鲁迅去世之后大约十年的事了。兄弟反目后，鲁迅与周作人在道义上多有合作，如在女师大事件中，他们就坚定地站在了一起。
但二人之间的分歧也逐渐加大。周作人甚至写了诸如《关于命运》、《老人的胡闹》等文章对鲁迅进行批评和攻击。
而鲁迅则从未在笔墨上与周作人公开对阵。他总是还在内心深处保留着对同门兄弟的一份情意。甚至对周作人在五十自寿诗发表后遭人误解而表示出同情和理解。鲁迅坚持不发表这篇被许广平捡回的文章，其用心也良苦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说，对周作人，鲁迅是念及兄弟之情的话，另一些文章在发表后，鲁迅却不愿编入自己的文集，就显出他待人以宽的心态了。《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一文就是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魏建功是鲁迅在北大教书时的学生，但他们并不认识。一九二二年底，最晚一九二三年初的时候，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从日本辗转来到中国，并在北京大学任教，住在鲁迅先生家中。
北大学生魏建功等组织了一个学生剧社演出《黑暗之势力》。爱罗先珂到场，事后并写了《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一文，由鲁迅翻译后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六日的《晨报副刊》发表。其中对北大学生的演出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的演出是“学优伶”，并且对用男生来演女角表示失望。魏建功在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即七日写了《不敢盲从》一文，对爱罗先珂的批评进行了辩解。
特别是对盲诗人只坐在后台一会儿就退场，没有看完全剧就发议论表示不屑，并多次用“看”来调侃讽刺爱罗先珂的生理缺陷。以至于发表此文的《晨报副刊》也感到不好意思，特别声明“题目中有一个字，和文中有几个字上的引号，颇表出了不大好的态度，编者为尊重原作起见，不敢妄改，特此道歉”。魏建功的文章于十三日在《晨报副刊》发表，当天鲁迅就写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声明”的文章，对魏的文风十分不满。
特别是在文章的最后，鲁迅十分气愤地写道：“我单为了魏君的这篇文章，现在又特地负责的声明：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不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由此可见鲁迅对魏文的气愤和对魏之不耻。这样的直指和痛骂，即使是在鲁迅的文章中也是不多见的。
但是在编文集的时候，鲁迅却没有把此文收入。这并不是鲁迅否认自己过去曾经写过的东西，而是在他的内心已经承认了，或者说原谅了魏建功。
如果说此前他与魏还很不了解的话，此后却对魏逐步产生了好感，并不认为魏是那种“旧的不道德”的青年。
在后来的日子里，两人过从较密。所以鲁迅不想在自己的文集中再伤害魏建功这样的青年。
如果说，鲁迅在自己的文集中不愿收入类似于上面提到的文章，是因为魏建功属于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或者说师友。那么，鲁迅在自己的文集中不收与高长虹论辩的作品就更可以看出其为人之一斑了。众所周知，高长虹之步入文坛，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与鲁迅对他的支持、提携是分不开的。这一点高长虹自己也承认。但后来二人反目，从高长虹来说，与他诗人主观、偏激、敏感的气质是非常有关的。
以至自己想象的目的达不到就反目成仇。他到上海后，因为鲁迅没有发表支持他而批评韦素园等人的文章，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写文章对鲁迅进行批评，又发展到谩骂。直至鲁迅去世后多年仍耿耿于怀。可见其对鲁迅成见之大之深。
虽然高长虹对鲁迅的批评和攻击从一九二六年的时候已经开始，但鲁迅一直不予理睬。直到一九二七年高长虹在自己办的《狂飙》周刊上发表《走到出版界》的系列文章，继续对鲁迅进行谩骂和攻击，鲁迅才写了《〈走到出版界〉的“战略”》和《新的世故》来揭露高长虹的真相。
前文全是对比性的摘录。先录高长虹说过的对鲁迅的赞美之词，再有针对性地摘录高对鲁迅的谩骂和指摘，从而暴露出高的虚伪、自相矛盾和反目成仇，使高的言论处于不驳自败之中。后一篇文章也大体如此，只是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对有关的人事做了说明和解释。
应该说，这样的文章对厘清自己，反击论敌是很重要的。但鲁迅却没有把它收进自己的文集中。
鲁迅在《集外集》的序言中曾谈到自己编选文集时“故意删掉”的文章有几个原因。一是“年远失记，连自己也怀疑”的；一是“对于一人，一时的事，和大局无关，情随事迁”，因而“无须再录”；还有就是“本不过开些玩笑，或是出于暂时的误解，几天之后，便无意义”，所以“不必留存”。拿不定主意便不收，这很符合鲁迅严谨认真的个性。而由于暂时的误解而不收，则是很生动地体现在对魏建功的态度了。
不收与高长虹的论辩之作，据唐先生分析，则是属于针对一人一时的事，和大局无关的了。而牵涉到与周作人的是非恩怨，则是连发表也坚决不行了。至于“开些玩笑”的作品，一九二四年的时候，鲁迅有一篇拟神秘主义者的笔调来讽刺徐志摩“神秘主义文艺论”的短文《“音乐”？》。
这篇文章本来是“开一通玩笑”的戏作，却也因此与“新月派”“积仇”。但鲁迅没有把他收在一九二四年的文集《热风》之中。
一九三五年的时候，青年文化工作者杨霁云把鲁迅在一九三五年前没有编入文集而他又能找到的作品抄录下来，其中也包括《“音乐”？》一文。
这些文章构成了《集外集》的主体。这时鲁迅才同意编入此文。
人们常常认为鲁迅是一个睚眦必报，毫不容情，不能宽以待人的人。甚至用“一个也不能宽恕”来评价他的为人。这当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切不可因此而认为鲁迅是一个不讲情理，不顾大局，执意欲置人于死地的人。鲁迅确实是说过一个也不能宽恕的话，但实际上，在他不为人言的内心中，已经宽恕了不知有多少能够宽恕的人了。只是这些被宽恕的人好多自己也不知道，或者不愿知道。
而人们也乐意把鲁迅塑造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斗士。而隐藏在鲁迅内心深处的大慈和大爱却被人们忽略了，或者歪曲了。应该说，这是鲁迅的大不幸啊。
2、鲁迅的宽容
鲁迅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不宽恕，似乎成了鲁迅对自己“怨敌”的一种十分决绝的态度。但是这一“不宽恕”的态度也容易使人误解，以为鲁迅不近人情，气度褊狭，抓住别人的辫子不放，总欲置人于死地。而事实上，鲁迅却决然不是这样的。他对那些能够改正自己错误的人，总是宽容的。
这里即有一个十分现成的例子。据魏建功《忆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一文介绍，一九二二年，北大举行“二十五周年成立纪念”，有“北大戏剧实验社”演出了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当时在北京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曾在他们表演时坐在幕后“看”了这一次表演，之后写了一篇《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对中国戏剧中不能男女同台演出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为连大学生也不能免此陋俗而感到“寂寞”、“悲伤”。当时魏建功也参加了演出，对爱氏的批评很不以为然，写了《不敢盲从》一文来反批评。
因为爱氏的文章是鲁迅翻译的，所以魏建功的文章也涉及到了鲁迅，并对爱罗先珂的生理缺陷进行了嘲讽。鲁迅在其《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中，对魏利用人体质上的缺陷来嘲讽别人做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种做法“可怜，可羞，可惨”，并且说道，“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由此可见鲁迅当时对此事的愤怒。
那时魏正在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两人的文章先后发表，但是魏仍然坚持每星期二下午“以一向对先生私塾的心怀和悦服虔诚”的态度去听鲁迅的课，并没有为他们之间的笔仗去做辩解。而鲁迅在孙伏园的指点下，终于从课堂的座位上认识了这个“虔诚地听讲的”青年后，感到了过去的事是“暂时的误解”。据唐弢先生的研究，鲁迅在编选自己的杂文集时没有收录这篇所谓的“声明”，乃是“先生故意删去的”。
因为鲁迅先生在《集外集》的序言里曾说“也有故意删掉的……或者因为本不过开些玩笑，或是出于暂时的误解，几天之后，便无意义，不必留存了”。当时魏、鲁的争论影响很大，“轰动古城”。但后来鲁迅不收此文，可见绝不是一时的遗忘，而确是“故意删掉的”。
也就是说，他原谅了自己年轻的学生。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魏建功等人创办了黎明中学。魏请鲁迅为学校代课。“先生没有游移，满口应允。”事实上那时鲁迅先生不仅身体不好，而且还正在与无理罢免他的章士钊进行诉讼。尽管如此，他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支持帮助魏等反抗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青年。
在《两地书》中也有鲁迅记载的与魏建功的联系。如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晚上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忙于翻检电码之静农，一个是帮我校过《唐宋传奇集》之建功，同吃晚饭，谈得很为畅快，和上午之纵谈于西山，都是近来快事。”
可见鲁迅先生在原谅了自己的学生后，由于共同的追求，仍然保持了非常好的合作。
一个也不宽恕是鲁迅对人对事的准则。不宽恕，即是不妥协、不退让、不向黑暗的罪恶的势力屈服低头，但绝不是不辨是非、混淆黑白。
他对那些真诚地追寻着光明的人们，却是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和最热切的支持。而对其中一些人的错误和不足，只要能够改正，能够回到正确的姿态上来，鲁迅就会表现出自己的宽容。
3、再谈鲁迅的宽容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红色狂飙--左联实录》，可谓资料翔实之作。其中介绍了左联成立前后及左联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东西。特别是涉及了鲁迅与冯乃超之间的关系，很耐人寻味。
左联成立之前，在当时的文艺界有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颇为人注目的大论战。一方以创造社和太阳社为主力，大力倡导革命文学；与此相应，鲁迅、茅盾等就被作为“革命文学”的对立面，受到了攻击批判。
而这一“论战”的发轫者正是后期创造社的代表人物冯乃超。当时刚刚从日本返国的冯乃超等人革命情绪火热地高涨，创办了《文化批判》这一带有浓烈战斗气息的新刊物。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文化批判》创刊号问世，开篇文章即为冯乃超写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文章对叶圣陶、郁达夫、张资平，特别是鲁迅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的创作都是“不革命的”，或者是与革命背道而驰的。
他说，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落伍者的悲哀，是“一种缺乏革命激情的隐遁主义”。
之后，批判鲁迅等人的文章接踵而至，对鲁迅的攻击越来越甚，鲁迅成了“白痴”、“神经错乱者”、“恐怖病者”、“阴阳脸的老人”，直到署名“杜荃”者把鲁迅说成是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使对鲁迅的攻击达到了高潮。
相比较而言，冯乃超的文章似乎还算客气，但他是这场大批判加人身攻击的始作俑者，自然非一般人可言了。
左联的成立是在党组织的组织下，联合当时上海各个方面的进步作家共同作战的重要行动。
在左联的筹备中，鲁迅在党组织的提议下，成为左联的主要领导，或者说“盟主”。而冯乃超则是创造社的主要代表，并承担了很多重要工作。
后来更担任了左联的党团书记。一九二八年，在当时中央宣传部干事兼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汉年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由创造社、太阳社和与鲁迅关系比较密切的人参加的会议，大家达成共识，要团结起来，停止内部的互相攻击，并决定派冯雪峰、夏衍和冯乃超向鲁迅通报会议精神，说明党对这场争论的态度。三人中，冯雪峰与鲁迅关系密切，常来往于鲁迅在上海的处于半保密状态的家中。
夏衍与鲁迅是同乡，虽无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并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发生。唯有冯乃超因自己曾错误地批评了鲁迅而感到“不好意思”，更担心鲁迅骂他一顿，所以“怯于去见他”。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柔石。柔石要他“放心”。
因为他比冯乃超更了解鲁迅。柔石并且主动陪冯乃超去了鲁迅家里。冯乃超回忆说，鲁迅“听说是我，便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他给我的印象是十分诚恳，又开朗，也十分平易近人”，“我们一下子就谈得很接近”。
鲁迅并且还就几个德文翻译问题向冯乃超请教，使冯非常地惊讶和惶恐。在整个见面过程中，鲁迅对冯乃超“过去批评他的事一个字也没有提”。这使冯终于“十分满意地带着感动的心情和柔石一同告辞了”。这里我们必须注意这样几个细节。首先是冯乃超与鲁迅是属于有“过结”的人，且当时的冯乃超只有二十七八岁，而鲁迅已年近五十，名满文坛。冯对鲁迅的批评又是不切实际的上纲上线的“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