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和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党政机关的精简问题。会上，邓小平作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是对体制的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的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干部。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要亡党亡国。他还说，这一次精简机构，不但要注意出的问题，还要特别注意进的问题。进，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比较年轻的。他强调，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1月19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的讲话印发给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3月2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在五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报告，提出国务院改革方案。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议》。此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工作逐步展开。
中共中央共有30个直属单位，按照中央关于机构改革的指示，经过定任务、定机构、定编制，局级机构减少了11％；处级机构减少了10％；总编制减少了17.3％，其中行政人员减少了77％，部委级领导班子除了需要经过选举产生和一些单位酝酿研究外，正副职都严格按3至5人配备，共减少15.7％，平均年龄由原来的64岁降到60岁。局级机构正副职一般设2至3人，减少了14％，平均年龄由原来的58岁降到54岁。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在新的领导班子中，部级占13％，局级占16％，部局两级领导班子的文化水平都有了提高，5月15日公布了中共中央任命的中央直属机关部分单位领导干部任职名单。
国务院的机构精简和改革，是从2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闭幕后开始的。在这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减少副总理设国务委员，由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作为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集体领导机构的建议。经过这次机构精简和改革，国务院原有52个部、委，裁并为42个；国务院直属机构在原有41个的基础上，保留15个，合并为26个，占原有的63％。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1／3左右，在人事变动后，据38个部、委的统计，除兼职的部长、主任以外，共有正副部长、正副主任167人，比原有的505人减少338人，减少67％；他们的平均年龄为58岁，比原来减少6岁；具有大专文化水平的干部原来占37％，现在提高到52％。据28个部、委统计，原设司、局机构720个，现在减少到488个，减少32％；正、副司局长原有2450人，现在减少到1398人，减少43％；他们的平均年龄由59岁减少到54岁；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干部由原来的36％提高到了49％，4月，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上宣布，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的组建工作已经完成。1982年这次党政机构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对后者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领导班子老化的现象得到初步改善，对下一步的机构改革，对改善党风、政风，提高工作效率是个极大的促进。但是，由于这次机构改革是在政治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展开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没有紧紧抓住转变机构职能这个关键，所以，这次机构改革的成果没有能巩固下来。
落实党的宗教政策
建国以来，我们党对宗教的工作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7年中，虽然也有一些重要失误，但是总的说来，在党中央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党对宗教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们清除了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力，推行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三自”（自传、自活、自养）的正确方针，使天主教、基督教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变为中国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我们废除了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揭露和打击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使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也摆脱了反动阶级的控制和利用。我们宣布和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广大信教群众不仅和全国人民一道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而且开始享受到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我们对宗教界人士实行了争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团结了宗教界的广大爱国人士，我们还支持宗教界开展国际友好活动，也起到了积极良好的作用。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一切宗教活动被取缔，众多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受到迫害，我们党一贯奉行的宗教政策无法得到落实。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总结了在宗教问题上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了党的宗教政策。但在各项政策的落实中仍遇到许多阻力。
为了克服“左”的错误影响，团结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共中央在1982年3月31日印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是新时期中共关于宗教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文件强调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清醒地理解，党的宗教政策，决不是临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以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的战略决定。”
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信教或不信教，信这种教或那种教，宪法保护每个公民都享有自由选择的充分权利。因此，文件指出，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争取团结和教育宗教界人士首先是各种宗教职业人员，是党对宗教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合理安排宗教活动场所，是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物质条件；充分发挥爱国宗教组织的作用，是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组织保证；有计划地培养和教育年轻一代的爱国宗教职业人员，对我国宗教组织的将来面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是说共产党员可以自由信仰宗教，共产党员不得信奉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长期不改的要劝其退党，在那些基本上是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中，这项规定的执行，需要按照实际情况，采取适当步骤，不宜简单从事。坚决保障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要坚决打击一切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犯罪活动和反革命破坏活动以及各种不属于宗教范围的危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迷信活动；加强党的领导，是处理好宗教问题的根本保证。
中央要求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落实宗教政策的重要性，不折不扣地把党的宗教政策落到实处。各省、市、自治区在接到文件后，应对宗教问题进行一次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讨论，并对有关各项政策的落实工作加以监督和检查。这次落实党的宗教政策的决定，对于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巩固和扩大各民族宗教界的爱国政治联盟，加强对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为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促进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
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是从1982年7月1日开始的。在此之前，我国曾于1953年和1964年分别进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这次人口普查的规模之大，项目之多，远远超过了前两次，它不仅为中国人民所关心，而且受到世界的瞩目，同时，还得到了联合国的资助与合作。搞好人口普查，查清我国基本国情，是关系到搞好四化建设，安排好人民物质和文化建设，安排好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和规划的大事，所以党中央高度重视，在正式普查之前，国务院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准备工作在1979年就已开始。1979年底，国务院成立了人口普查领导小组，之后，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相继成立了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及办事机构。1980年7月1日，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在江苏无锡市和无锡县进行了普查试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在。343万人口中进行了省一级的普查试点。1982年1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人口普查工作会议，对各省、市、自治区人口普查的准备工作进行了检查，并对全国普查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同年5月，电子计算机安装工作完成，人口普查工作人员也逐级负责，分期培训完成。
.2年7月1日开始全面登记，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下，经过广大普查人员深入细致的工作，到7月10日，除了个别遭受水灾的地区略有推迟外，全面完成了普查登记，并在7月底以前全面进行了复查核实工作。
月10日，人口普查工作基本结束。10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普查公报：1982年全国人口为1031882511人。其中男性519433369人，占51.5％，女性488741919人，占48.5％；汉族人口936703824人，占93.3％，各少数民族人口67233254人，占6.7％；具有大学毕业文化程度的人口4414495人，具有大学肄业文化程度的（包括大学在校生）人口1602474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66470028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78277140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55160310人，文盲和半文盲人口235820002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由第二次人口普查的38.1％下降为23.5％；市镇总人口为206588582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1964年的18.4％上升为20.6％。
普查公报发布后，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人口分析小组根据公报，对人口状况作了如下分析：（1）中国人口迅猛增长的势头已经得到控制，但要实现本世纪末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还要做很大的努力。（2）全国人口密度显著增加，地区之间的人口分布有所变化，中国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07人，比1964年普查时每平方公里74人增加了33人。（3）市镇总人口的控制得到一定成效，但还要继续控制。与1964年人口普查数字相比，市镇总人口共增加了79485541人，增长62.5％，高于全国总人口增长41.5％的速度。18年来，中国市镇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964年的18.4％增至20.6％，这个速度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低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由于人口过于集中于大城市而带来的许多问题。（4）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速度高于汉族，同1964年相比汉族增长43.8％，各少数民族增长68.4％。（5）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仍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同1964年相比，18年间，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增加3141566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增加5736124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增加145930267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增加了159335851人。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64年普查时的38.9％下降到23.5％，从总体上看，中国教育事业还相当落后，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要求还有极大差距。
人口普查在一定意义上是一次大规模的国情调查。通过这次普查，我们得到了关于全国人口的总数、人口的地理分布、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行业、职业、婚姻状况和妇女生育状况等各方面的比较详尽的资料，并根据这些资料进行了交叉比较和演算，取得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国情、省情、县情具有重要的意义。
廖承志致蒋经国信
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致函蒋经国，希望他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共竞祖国统一大业。
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发的廖承志致蒋经国信的全文。这封信是用电报发往台北的，全文如下：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询，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摒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大业。台湾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绩，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度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诚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