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国家对各种经济性质和不同类型的生产经营单位都建立了所得税征收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为了统一完善所得税制度，明确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关系，1987年，财政部提出了进一步理顺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构想，即统一国内企业所得税制，降低所得税率，所得税后国家与企业实行承包经营等多种形式的利润分配的改革措施，并于1988年在少数城市试点。
.流转税制的改革。
改革前，经过简并的流转税只剩下“工商税”一种，税目、税率也很简单，背离了税收调节经济的职能。1984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等4个条例（草案），将原工商。税一分为四，体现了不同税种在不同经济领域里发挥特定调节作用的原则。同时。国务院还发布了资源税条例，实施对国有资源开发的税收管辖和对资源级差收益的经济调节。此外，还拟定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这些条例分别在1985年2月和1986年9月由国务院发布实施。
后，进一步完善了流转税制，其中心内容是扩大增值税实施范围，以克服产品重复征税的弊病，促进企业在公平税负的前提下开展竞争，促进横向经济联合和改善产业结构。到1987年底，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已扩大到机械、冶金、电子、纺织、轻工等产品。另外，1985年以来，制定了酒类、烟类产品的专项征税办法，扩大了营业税的征税范围，改进了资源税计税方式，结合价格改革调整了部分产品的税率，作出了对进出口产品征、退产品税或增值税的规定。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等文件精神，对流转税的征税办法、税收负担又采取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我国对工商税制的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旧体制下的单一税制开始转向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多种税、多环节、多层次的复税制，基本上适应了开放、搞活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工商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42.2％增至1986年的81.5％。税收日益成为调节生产、调节消费、调节收入，执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经济手段和组织国家预算收人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另外，通过利改税，确立了国有企业所得税制度，使企业向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华北军事大演习
华北军事大演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的一次现代条件下大规模的军事演练行动。为了检验部队在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中央军委决定于1981年9月中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和空军部队，在华北某地举行这次现代条件下的军事演习。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是按照现代战争要求，在军事指挥、政治工作、后勤保障等方面都获得丰收的一次演习，也是经过充分准备、精心组织、协同准确，各方面工作有条不紊的一次很成功的演习。它标志着我军在提高合成军队协同作战能力、运用现代作战手段对付敌人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军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重要方针，把军事训练作为经常性的中心工作，实行训练改革，掀起了练兵热潮。针对现代战争的特点，强调以干部训练为重点，以合同战役战术训练为中心，以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为主要内容，增强了训练的针对性。全军加强了诸军兵种的协同作战训练，多次组织了不同规模、不同课题现代条件下近似实战的陆上、海上和空中演习以及核反击作战演习，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这次华北演习和盛大阅兵，就是向党和人民汇报我军加速现代化、正规化和革命化建设成果的一次检阅。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检阅演习部队并发表讲话，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演习并检阅演习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省军区、野战军和军事院校的领导同志，党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领导同志，以及当地干部和人民群众代表也观看了演习和阅兵。
这次演习立足于我军现有的装备，考虑到未来的发展，把研究现代化战争放在突出位置，着重提高用现代化战争手段实施防御敌人入侵的能力，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在现代国防科学技术条件下的作战特点。演习是在经过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沙盘推演、图上作业和实地演练的基础上，以“红”、“蓝”两军从空中到地面展开对阵“激战”的方式进行的。
参加演习的有革命战争年代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有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技术兵种还有空军航空兵和空降兵部队。演习各部队在合成军首长的统一指挥下，撒得开、捏得拢、联得上、合得成，行动迅猛及时，表现了高度的全局观念、纪律观念和时间观念。整师、整团的多军兵种协同动作，无论是陆空之间、步坦之问、步炮之间、前后方之间，还是部队的集结、开进、冲击、穿插、坚守，以及各种保障工作，都能按照协同预案准确地进行。参加演习的人员和车炮攻守进退，按令行止；所有火力袭击，炸点准确；各类型、各批次的飞机，在不同机场、不同距离、不同速度和不同气候条件下，都做到了按时到达“作战”空域。整个演习，各方面的协同都比较成功，表现了高度的组织指挥艺术和娴熟的战术技术素养。
演习中，部队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展开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使部队始终保持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昂的战斗士气。政工干部还注意探索现代条件下战时政治工作的特点、规律、内容和方法，不仅搞了理论研究、拟订了文书、规定和实施方案，而且还参照军事训练和演习的一些方法，搞了沙盘演练、小场地演练、携带通信工具的实施演练等，比较符合实践要求，为战时政治工作积累了经验。
在这次近似实战的大规模演习中，各级后勤机关、保障部门都以临战的姿态，按照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要求切实保证部队以良好的状态投入演习。空军的优良场次率、油料合格率、航材合格率，均达到了100％，各部队还演练了现代化条件下作战的保障指挥，摸索了合成军队与加强兵种统一组织保障的方法，试验了一些现代化保障手段和野战饮食、医疗救护、装备修理、输油加油等革新器材，取得了一些新的数据和经验。这对提高平时和战时后勤等各项保障工作能力，都有重要意义。
演习部队发扬我军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处处爱护人民利益。演习地区的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也发扬了战争年代拥军支前的光荣传统，从各方面为演习创造了有利条件。军民团结、同心同德是这次演习取得成功、达到预期目的的重要原因之一。
演习结束后，举行了盛大阅兵。邓小平登上敞蓬阅兵车，在受阅部队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的陪同下，检阅了陆海空军指战员排列成的53个方队，并向受阅部队发表了重要讲话。接着开始了庄严的分列式。在雄壮的军乐声中，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护卫着“八一”军旗走在前列，后面是军事学校、步兵、海军、空降兵等地面方队循序通过检阅台，接着是摩托化步兵、炮兵、工程兵、装甲兵和导弹部队的各种车辆，以四路纵队齐头并进，奔驰向前。航空兵部队的庞大机群，编着整齐的队形，浩浩荡荡飞过阅兵场上空。高速歼击机还作了精彩的特技飞行表演。这次阅兵是继1959年国庆阅兵后的一次盛大阅兵，它生动地显示了我军朝气蓬勃向现代化大步迈进的战斗英姿和威武阵容。
这次演习，检验了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没的成果，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和实战水平，这对全军的建设和训练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从演习和阅兵中，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看到了新时期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和力量，进一步增强了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赢得胜利的信心。用一枚火箭发射三颗卫星。卫星准确人轨，各系统工作正常，不断向地面发送各种科学探测和试验数据。这三颗卫星是中国自1970年4月24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来，发射的第9颗、第10颗、第11颗人造地球卫星。
一箭多星技术是由于特殊情况的需要。例如在近似同一轨道上需要两颗以上卫星相隔一定的距离，互相配合进行某种探测，这时用一枚火箭发射多颗卫星是最好的方式。如果火箭运载能力有剩余，这种发射方式的优点就更加明显了。它既可以节省多支火箭发射的耗费，又可以减少由于不同火箭运载导致的卫星间轨道误差，一箭多星有两种发射方法，一种是把几颗卫星一次送人一个相同的轨道或几乎相同的轨道；二是分次分批释放卫星，使各颗卫星分别进入不同的轨道。也就是说，运载火箭达到某一预定的轨道速度时，先释放第一颗卫星，使卫星进入第一轨道进行，然后火箭继续飞行，达到另一预定轨道速度时释放第二颗卫星，第二颗卫星就进入第二条轨道，依次类推，逐个将卫星送人各自的轨道，从技术上讲，一枚火箭发射各种不同轨道的卫星是比较复杂的。两种一箭多星方式都要解决许多技术问题。多颗卫星一起安装在一枚火箭的卫星整流罩内，技术上比安装一颗卫星复杂；卫星一次人轨要解决卫星间安全分离的技术问题，卫星分别入轨要解决每颗卫星自火箭分离出时，火箭和卫星间可能出现的干扰和控制火箭精确进入第二种轨道的技术问题；还要解决各颗卫星的各种无线电设备相互干扰的问题，使卫星能协调地工作。
我国成功地实现“一箭三星”发射，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之一。这表明中国的航天技术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我国的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重大成就，是因为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全国各部门的大力协同，有一支在党的培养下经过实践锻炼的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
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等航天技术是巾共巾央批准的“863”高技术发展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的运载火箭技术、人造卫星技术正在跟踪着世界航天科技的最新动向发展，并为国外提供着更多的国际服务。
叶剑英发表台湾回归祖国九条方针
实现祖国统一，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邓小平提出的党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
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标志着台湾回归祖国已经提上具体日程。从此，我国党和政府开展了更为灵活、实效的对台统战工作，把对台政策由原来的“解放台湾”变为“回归祖国”，实行和平统一的方针，并首先宣布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所占岛屿的例行炮击。台湾海峡出现了缓和的气氛。
为了促使以蒋经国为首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1981年9月30日，在新中国成立32周年庆典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向台湾当局提出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这就是：“（1）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被动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2）海峡两岸各族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我们建议双方为共同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以达成有关协议。（3）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4）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5）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6）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7）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8）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合法权益和利润。（9）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九条方针发表以后，引起了强烈反响。1981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共同奋斗》。社论指出，“叶委员长的谈话表明，实现和平统一祖国，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决策，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所谓’统战攻势‘。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对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问题的解决，既考虑到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也充分考虑到台湾的现状”。叶委员长所提出的方针政策“都是充分考虑到台湾当局的处境、利益和前途而提出来的，是明确保证了在和平统一祖国时台湾当局和各界人士的利益的。因此，这些政策和办法可以说是最合情合理的”。
社论还说，“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尽早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对等谈判。可以先派人接触，交换意见。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明确的主张，双方就可以开诚布公地充分进行商讨。为了进一步加强和缓气氛，最好先就海峡两岸各族人民迫切希望的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提供方便，取得某些协议”。
10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以共产党负责人身份提出邀请欢迎蒋经国等先生回大陆和故乡看看。他是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这一邀请的。胡耀邦说，10天前叶剑英委员长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方针政策的谈话，代表了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我们讲话历来是算数的。台湾人民、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为祖国统一大业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们一定都会热烈地赞助叶委员长宣布的方针政策。全世界关心远东和平的人们听到这些方针政策也是感到高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