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遇难后，冰心给梁实秋的信中关于徐的部分是这样说的：
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我仍是这么一句话，上天生一个天才，真是万难，而聪明人自己的糟蹋，看了使我心痛。志摩的诗，魄力甚好，而情调则处处趋向一个毁灭的结局。看他《自剖》时的散文《飞》等等，仿佛就是他将死未绝时的情感，诗中尤其看得出，我不是信预兆，是说他十年心理的酝酿，与无形中心灵的绝望与寂寥，所形成的必然的结果！人死了什么话都太晚，他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他真辜负了他的一股子劲！谈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还是"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到这里，我打住不说了！
冰心对"从来就不是朋友"的徐志摩，怕是恨铁不成钢吧。
她欣赏他的诗，他的魄力，却看不惯他"聪明人自己的糟蹋"，格外强调"女人"与他，到底是谁误了谁的问题。
"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谁是这个"女人"？其实大家心照不宣，暗指的应该是林徽因吧。
她曾是徐志摩"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是他至死都在惦念的女人。因为被她所吸引，他宁愿斩断与结发妻子的姻缘，结束不自由且没有任何感情的婚姻，甚至绝情到让妻子张幼仪去堕胎，将自己的亲生骨肉打掉。
在他生前，即使是林徽因已经与梁思成完婚，他依旧挂念着老朋友。1931年，林徽因在香山养病，徐志摩常去看她，把她看作可以诉衷肠的人。
据林徽因堂弟林宣说，徐志摩去主要是为了"躲气"。
"陆小曼生活奢侈浪漫，在上海搞得乌烟瘴气，弄得徐志摩心情很不好。他在北京城里有许多熟人，但没去，就是要上香山，并说"我很不幸"，"我只有到这里来了"，他到香山跟我姐姐是叙旧，舒舒心气。"林宣说。
梁思成极尽东道主之谊，徐志摩与林宣入住旅店的住宿费都是他掏的。
"二哥（梁思成"给我的任务，就是陪徐志摩上山。"林宣坦露。
"我和徐志摩都住在香山的甘露旅馆。每天吃了早饭就去林徽因住处，我们的中晚餐一起吃，夜里回来。"
有人私下与梁思成说起过，徐志摩三番五次地上山来与林徽因畅谈文学，文化圈里都在纷纷猜测是不是二人旧情复燃，话里话外似乎在暗示着什么。
梁思成听了，不知心中作何感想，可他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对妻子无条件的信任。
林徽因不会去解释什么，她与徐志摩聊文学、谈创作，激发了她的创作灵感。外人如何传言，那是别人的事情，与她无关。她不仅要与他开怀畅谈，还会将满意的作品寄给他，发表在他主办的刊物上。
女人是害怕流言蜚语的，即使是一身清白，也担心从别人的口中说出什么不得当的话来。舆论的压力有时好，有时坏，一人相信，也许并不是真相，五六人之后，或许就变成了确凿的事实。
拿出你的真性情来，为什么要让谣言坏了心情，敢作敢当的人，本身就令人信服。
不虚伪、不造作，何惧那些非善意的口舌。
无须你解释，时间会向世人证明一切，说明真相。
率性与刻薄一面之隔
什么是率性？
《礼记·中庸》中谈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取义遵从自己的本性来做事的态度。
率性之人，说话办事直截了当，不会拐弯抹角兜圈子。它带有褒义的感情色彩。
什么是刻薄？
说话句句带刺，待人冷酷且提出过分的苛求，不给他人丝毫回旋的余地，让人感觉特别没有人情味。
直率的人多有一颗坦荡的心，以及包容豁达的胸怀，人们乐意与之交往，或开怀畅饮，或谈天说地，无所不欢。
刻薄之人则多心胸狭隘，看什么都不顺眼，完全一个牢骚"制造机"，让人唯恐避之不及。
李健吾用"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来描述林徽因，这与以往铺天盖地的赞美之词不同，让人们看到了更加真实可感的林徽因，她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她也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瑕疵的女人，甚至"几乎所有女性都把她当作仇敌"。
林徽因心直口快是出了名的，不论是在自家的客厅，还是在别家的聚会，或是其他场合，她时刻保持着高调，李健吾在文章中有过一段描述：
当着她的谈锋，人人低头。叶公超在酒席上忽然沉默了，梁宗岱一进屋子就闭拢了嘴，因为他们发现这位多才多艺的夫人在座。杨金甫（《玉君》的作者"笑了，说："公超，你怎么尽吃菜？"公超放下筷子，指了指口如悬河的徽因。一位客人笑道："公超，假如徽因不在，就只听见你说话了。"公超提出抗议："不对，还有宗岱。"
面对神采奕奕、蓄势待发的林徽因，几个平日里滔滔不绝的大男人，却一直缄默不语，恐怕是忌惮于她的伶牙俐齿吧，这让人不得不佩服林徽因的"威慑力"。
慈慧殿三号对于当时北平的文人圈来说，并不陌生。这是朱光潜在景山后面的寓所，在他入住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迫不及待地着手组织"读诗会"，这是与林徽因的"太太客厅"同样有着深远影响的文化沙龙。
沙龙的主人朱光潜，笔名孟实，是香港大学文科毕业生，20年代中期先后留学英法，只身游历过德国和意大利，1933年7月归国后，应胡适之聘，出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朱光潜在谈到组织"读诗会"的目的时曾说，大英博物馆附近有个专门卖诗的书店，这个书店每周四会举办一场朗诵会，他在伦敦时，也常常去听。他认为这种朗诵会很好，并且认为诗要有音节、节奏、能朗诵才是好诗，于是，他回到北京后组织了诗歌朗诵会。
读诗会每月集会一至两次，到访的宾客们会朗诵中外的诗歌和散文，因此得名"读诗会"。慕名而来的学者诗人们，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感言，或就某一问题展开争论，不必有所忌讳。
聚集于此的人也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北大的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等；清华的朱自清、俞平伯、李健吾、林庚、曹葆华等；此外还有冰心、凌叔华、林徽因、周煦良、萧乾、沉樱、杨刚、陈世骥、沈从文、张兆和，以及当时在京的两位英国诗人尤连·伯罗和阿立通，等等。
1934年，一个冷风刺骨的寒冬，当时还是燕京大学一名普通学生的萧乾，收到沈从文和林徽因的邀请，初次造访慈慧殿三号"读诗会"，前辈们精彩绝伦的对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仿佛有一种喝足了醇酒而醺醺的感觉"。在他眼中，读诗会"恰似一座金矿"，"到处都是闪光的矿石"。
沈从文《谈朗诵诗--一点历史的回溯》说：（读诗会上""长于填词唱典的俞平伯先生，最明中国语体文字性能的朱自清先生，善法文诗的梁宗岱、李健吾先生，习德文诗的冯至先生，对英文诗富有研究的叶公超、孙大雨、罗念生、周煦良、朱光潜、林徽因诸先生，都轮流读过些诗。朱周二先生且用安徽腔吟诵过几回新诗旧诗，俞先生还用浙江土腔，林徽因女士还用福建土腔同样读过一些诗……"
读诗会借用集体讨论的方式，针对某一个观点展开热烈的辩论，常常语不惊人死不休，甚至争个面红耳赤。
有些自傲又有着独特见解的林徽因，显然将这里当作了战场，冲锋陷阵，摇旗呐喊。恰好，与梁宗岱棋逢对手，成为读诗会上最爱争论的两个人，说到兴致高昂时，更是忘乎所以。
林徽因果敢坚决，据理力争，不将对方说个心服口服决不收手；梁宗岱是大嗓门，"揎拳捋袖，大吼大叫，震得人两耳轰鸣，像与人吵架一般"。
两个人旁若无人地你一言我一语，针锋相对，看样子是不将敌方杀个片甲不留，誓不罢休。
言辞一向犀利的林徽因，与人争论起来也是毫不含糊，相当霸气，句句精准，好几次让梁宗岱措手不及，越争论就越是兴奋，两个人似乎都忘记在座还有其他人了。
熟悉林徽因的友人，将她的争强好胜看作是率性而为，是这样的真实生动，将心中所想自然流露，不虚伪做作，这样想的多是男人。不熟悉她的人，则多会认为这是一种刻薄表现，这样想的多半是女人。
凌叔华曾略带偏见地说："林徽因被周围的男人宠坏了。"的确，林徽因是真正"受宠"的人，她周围的朋友多为男士，在他们眼里，她的自傲和直率绝非是什么不能容忍的缺点。比她稍微年长的人，甘愿迁就、放任她，陪她一起海阔天空，与她岁数相仿的平辈，则顺从、佩服她。
至于"刻薄与否"的问题，分歧在于她的女性朋友。实际上，林徽因并没有多少深交的女性朋友，甚至连泛泛之交也属少数，费慰梅是她最贴心的女性朋友，算得上知己闺密。
不受女性朋友的欢迎，也许多多少少会有嫉妒的因素在里面，如果深究起来，则可能是由于林徽因的太过直白和苛刻。
她严于律己，也严于待人，别人的短处，在她眼里是不能容忍的，不论对方是谁，常常出语尖锐，男人会容忍她，甚至因此而欣赏她，但女人绝对不会。
谁都有过被他人劈头盖脸一顿臭骂的经历，也许是长辈、上司，或是同事、朋友，被数落的人心里总是不好受的，尤其是对方一副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样子，对被批评的人而言，简直是可怕的心理伤害。
的确，大多数女人没能如林徽因这般出类拔萃，她们或许也有满腹才华，也许只是平凡甚至平庸的人，当她们遇到林徽因，心理上的自卑是不会自行消退的，而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是，林徽因没能做出谦卑的姿态去迎合她们，久而久之，受到冷遇、漠视的女同胞们，自然很难再与她有进一步的交流，就更不要说推心置腹的交流了。
陈钟英的《人们记忆中的林徽因--采访札记》中，林徽因的亲戚陈公蕙说过："林徽因性格极为好强，什么都要争第一。她用煤油箱做成书架，用废物制成窗帘，破屋也要摆设得比别人好。其实我早就佩服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