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时光精粹如水晶，清浅地掠过他头顶的天空。他的目光，滑过一行行墨色的文字，他的手指，游走过一页页静默的书香；他的灵魂，飘移过一个瑰丽如月的世界。当他的思想同这些文字撞击，就演奏出一首惊艳的小夜曲，温柔、安静，又带着震撼世人的力量，像荒丘的风，生生不息，终不枯竭。
遇上最好的伯乐
每一匹千里马，都心心念念遇上一位伯乐；每一颗来自深海的明珠，都不愿意被堆积于茫茫人海，被淡忘，被蒙尘与遗失；每一位身怀才华的人，也都深深渴望着，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就在下一个瞬间，便有步履轻盈、目光和蔼的人推门而入，愿意挖掘开发，帮助自己将最动人的一面打磨造就。
是的，千里马需要伯乐慧眼相识，明珠需要识货人拂去满身尘埃，有才华的人们也需要有人来安慰、鼓励、宽容，甚至是包装。
钱钟书是幸运的。
清华大学赋予他一个通往天堂的台阶，而他不卑不亢、沉稳有度地拾级而上，直至走到鲜花烂漫的境界。他的成功不是偶然，除却他孜孜不倦的努力之外，一路上，也有"贵人相助"，一路偕行。
罗家伦先生，是钱钟书人生道路上第一位"贵人"。论声望，罗家伦似乎并没有其他清华大学校长那样出众，然而论功绩，却是清华大学改革校风、有容乃大的一代宗师。在他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第一，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第二，破格录取了钱钟书。光是这两样，就足够这位老先生在清华大学校史上拥有一席之地了。
但他和钟书的缘分并不长，很快，他被调离清华大学，告别了这所美丽的校园。然而，他们依旧有书信往来。罗家伦很是欣赏钱钟书这位小友，甚至将自己的诗作寄给这位小友品鉴。罗家伦的诗其实写得极不错，钱钟书也是个好诗之人，于是专门写了诗评寄回去，用的依旧是文言文，翻译成白话便是："您的诗写得真是如珠如玉，我从前听说您诗字双绝，字我是见过的，如今见了您的诗，才觉得盛名之下，果然不虚。这首诗我一定会好好保存，如果有机会，我也想请您帮我看看我写的诗。"
后来，他果然将自己写的诗寄给老校长。老校长亦是十分欣赏。一老一少，几乎是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的典型代表。
另一位大诗人陈衍，亦是钟书的良师益友。这两人相识，始于路上巧遇。那时，他们都还不知道彼此的名字，只是那位老人，时常看到钟书行走在前往图书馆的路上，每一次见他，怀中都抱着五六本书，于是终有一日忍不住拦住了他，翻了翻钟书手里的书，却露出遗憾神色。
钟书不由狐疑，他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位老人，忽然想起，眼前这位就是著名的诗人陈衍，号称石遗老人。他即刻毕恭毕敬地请教，为何老人看到他手里的书，会是那样的神色。陈衍笑问，他早就听说清华大学来了个才子叫钱钟书，可为什么这个才子只喜欢外国文学，中国文学这样深厚，却不下苦功夫钻研呢？
这个问题几乎是问到了钱钟书的骨子里──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究竟有什么差别。他已思索许久，此时有人提问，自然滔滔不绝：东西方的文化都是人类文化，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但是我以为中华文化其实在根骨上比西方文化更高，但西方的逻辑、系统却是比我们的要优越一点的，这也是两者之间的相通之处……其实面对着自己的长辈，有点无礼，可陈衍不以为意，依旧面带微笑侧耳倾听，这个学生很有意思，也很有本事。听到最后，他不由夸赞钟书，人人都说他学贯中西，不是没有道理的。
此后，两人成了莫逆之交。陈衍先生是戊戌变法的后人，思想比遗老们要开明许多。他与钟书所深爱的西洋小说译者林纾是好友，这位先生却是个怪人，才华横溢，一生翻译了众多外国小说，读者遍布大江南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深远。可这位老先生却最厌恶旁人称赞自己的译作，如果有人告诉他，自己因为他的译作而爱上了西方文化，老先生定然是要勃然大怒的，他以为，自己的译作是用古文翻译的，如若看过自己的译作，应该爱上的是中华文化。幸好，作为林纾先生好友的陈衍，并无这样的怪癖，他虽然比钱钟书要大上四五十岁，却很是开通，算得上是旧文人当中脾性最好的人了。
在清华大学期间，钟书还结识了一位对他极其欣赏的教授。那就是钟书的老师吴宓先生。这是一位十分宽容善良的老师，唯有在上课时要求严格。可钟书很少听他的课，上课时基本上都是在看自己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吴宓却并不怪罪他，反而很有纵容他的意味。对于这位学生，吴宓是格外宠爱的，甚至每次上课之后，都会请钟书当堂站起来，评一评自己讲课内容里的优劣。
而钟书也毫不客气，当着诸多学生的面就大肆点评，因为他知道，这位老师是不会在意的，反而会因为他的直截了当而心有快意。何况，他也认为，若是有意见不言明，反而藏着掖着，那才是对老师最大的不尊重。多年后，当他自己也走上了讲台，同样成为了一名老师，才恍然发现，当年的自己有多么骄狂不羁。为此，他专门写信给吴宓，请求原谅。未想，吴宓根本就没把当年的事情放在心上，反而安慰说，自己非常高兴能够遇见钱钟书这样的学生。他教过的学生千千万万，可也唯有钱钟书，才能让自己为他一再破例。
钱钟书即将毕业时，吴宓非常希望钟书能够留下来，继续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毕业之后便留在清华大学，为学术界作出贡献。为此，师徒两人甚至彻夜长谈，但最后，钱钟书还是婉拒了老师的邀请。他觉得，以自己的知识水平，已经没有读研究生的必要，他同校内的几个学长交流过，真正有才华者寥寥无几，他无须再为了一个学位浪费有限的人生。对此，吴宓虽然觉得惋惜，也深知钱钟书的决定或许才是最正确的。读研究生，然后留在清华大学执教，或许是许多人眼中的美妙人生，光辉、皎洁，又一帆风顺。但是，这在钟书眼中，却并不是最期许的，他并不愿意将自己的人生仅仅停格于此，虽然他亦是深爱着这所校园。
他还有许多许多地方没有走过，还有太多风景没有看透，他对于这个世界来说，还是太渺小，太轻微，而他不愿意如同一颗最普通的尘埃那样平静、平凡地活着。岁月悠悠，时光芬芳而冷酷无情，一生这样短暂和匆忙，在仓促的流光里，人们不能预测未来，不能折返前尘，唯一能够紧紧握在手心的，便是匆匆的此时。可此时有多久呢？其实短到一睁开眼睛，就倏忽无踪。所以，像钟书一样，放弃可能沉稳的未来，放弃那些旁人眼中的美满，勇敢地承担起可能的风险，走向人生的未知，这未尝不好。
因为那时，一颗心，是满的，是从容的，是无知的，亦是无惧的。
踏墨走笔
清华大学为钱钟书提供了一个尽情汲取知识的园地，也正是在这里，他开始了创作活动。那是这片古老土地上新旧交替的年代，一切都有可能发生。青年是热血澎湃的，女人是逐渐挣脱围裙的，满清的遗老们虽然抵抗着，但新世界新思潮的力量摧枯拉朽，已经势不可当。
钱钟书诚然是嗜书如命的，却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意气书生。他也同样关心着这个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样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命运。当时的学生，若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除了上街奔走呼号之外，最直接的便是出版刊物。而正好，清华大学有自己的刊物，叫作《清华周刊》，在学生当中很有影响力。
《清华周刊》原来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自己创办的刊物，一开始，也并没有怀抱什么远大目标，只是打算将学子们的日常生活记录下来，供闲暇之余，博君一笑。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华周刊》渐渐增加了传达时事的功能。通过这个渠道，清华大学学子们能够尽快了解到国内外时事，而他们的爱国心，也因此更加被激发起来。与时俱进的《清华周刊》增添了一些关于时事政论的栏目，影响力越来越大，渐渐开始走出校园，走向全国，在知识分子、工人中间都很有地位。
《清华周刊》最为人所知的是政治时事板块，然而它的文学板块，也同样备受瞩目。能够将自己的作品发表到《清华周刊》上，对于当时的学子来说，是一件挺光荣的事情。而那时的钱钟书，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个平台──如果说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是他汲取养分的辽阔天地，那么《清华周刊》就是钱钟书施展才华的光辉舞台，他在这一寸仿佛渺小的版面里，将自己的才气化作墨色，昭告大众。
他曾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小说琐征》的作品，至今都为人津津乐道。但他自己却曾经笑谈自己当时用错了方法，明明是文学的东西，他却是用历史的角度来进行考证。其实这未尝不是另辟蹊径，别具一格。这篇文章一共分为三个部分，是他经过了长时间的考证研究积累出来的成果。写得最好的是第三个部分，是考证汤显祖《牡丹亭》的。
他虽然还年轻，但见多识广，逻辑严密，将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优势充分结合起来，把《牡丹亭》中的隐含在深处的政治意图进行了探索与揭露。其实在大多数人眼中，《牡丹亭》是一部瑰丽灿烂的爱情喜剧，为情生，为情死，生生死死，都是为了一个动人的"情"字，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人性的光辉。于是，太多人关注着《牡丹亭》的情，却忽略了汤显祖的意。每一部作品问世，都有其意义，或高峻如巍巍泰山，或轻浅如洁白鸿毛，作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汤显祖，写下《牡丹亭》的目的绝非只是为了写一出悱恻如风月的感人爱情，比之《红楼梦》，《牡丹亭》的身后，也隐藏着太多太多的东西。
钱钟书将这个切入点从普罗大众所关注的"情"，转入汤显祖的写作意图，不论是对于他自己，抑或是文学发展史，都是一次不小的进步。为了这篇看上去并不长的文章，钟书颇费了一番心血。考证，研究，定论……没有一件事情是简单的，一点一滴，都需要他用上全部心思。幸好，这份苦心得到了回报，他的名字，越来越多地被众人熟知。如果说在苏州时，钱钟书还只是一位江南才子，那么到了清华大学，凭借着自身的努力，他已经成为了全国都闻名的大才子了。
钱钟书才华和人气都如此出众，自然被《清华周刊》重视和器重。不久，钱钟书就被任命为文艺组编辑。当时的《清华周刊》是众多刊物中最为举足轻重的，别的且不论，以它学术组编辑是吴晗，文艺组编辑除了钱钟书之外还有一位吴组缃来看，这种阵容，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与此同时，钱钟书还兼任了《清华周刊》的英文副刊编辑，可见，《清华周刊》亦是钱钟书的伯乐。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是第一个令他从温煦江南走向大千中华的华丽舞台。
在这个舞台中央肆意奔跑的钟书，曾在这段期间写过不少文章，只可惜大多都没有流传下来。如果这些文章得以保存，显然又可以震惊文学界。都记得钱钟书古文写得极好，行云流水，灿若星华，几乎可以同"唐宋八大家"媲美，却没多少人记得，钱钟书的古体诗，亦是写得极好，风流飘逸，又不失沉静端庄，若是比作女子，那定然是梦中才能一亲芳泽的绝代佳人。
之所以不太有人知道钱钟书同样擅长古体诗，只因为他不愿将此事昭告世界。他很厌恶那些会写一点古诗，就急不可待地刊印出来，用来赚钱，恨不能天底下的人都叫他一声大才子的人。钱钟书骨子里，甚是有点儿傲气，觉得这种行为，恰恰证明了自己眼低底子浅。都说钱钟书颇有些恃才傲物，然而却没人想过，他的傲气，是他的生活态度，他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而在所有真正有才华的人面前，他永远都是平和谦逊的。有主见的人，总是值得人佩服的。
诚然，真正才华横溢的人，是烈火淬炼的金子，是暗夜里依旧明亮如昼的明珠，是沉默在幽深小巷里始终令人垂涎的香酒，不会因为低调而被尘埃埋没。时光推移，岁月荏苒，总会有人发觉，在繁华深处，藏着那样一颗柔润骄傲的心。
他在写给父亲的家书中曾写道：如果有一日真打算去刊印自己的古体诗集子，那不用多印，一百册足矣。能够让一百个人读过自己的诗，成为自己的知音，已经太足够了。他最后又极其"狂妄"地写下："不屑与人争名也！"确实骄狂，确实不羁，也确实有骄狂和不羁的资本。他的傲气，建立在他满身才华的基础上，纵使有人不服，也比不过他，掠不去这风采。
一九三二年三月，某一期的《清华周刊》中发表了钟书的一首古体诗：《得石遗先生书并示人日思家怀人诗敬简一首》。这首诗，让人看到他的另一面才华，还得到了陈衍，也就是题目中的石遗先生以及罗家伦先生的高度赞赏。若不是还有这首诗的存在，以钟书低调又"狂傲"的性子来说，恐怕也不会轻易将自己的诗作展露在众人眼前。而那时的钱钟书，不过是一介大三学生，可他的声名和学识，早已远远超越了同龄人。
或许那时，他的心，是一座小小的城。书香是填满大街小巷的柳絮，笔墨是林立高楼间随风轻摇的铃铛，有美景，有音乐，看起来和听起来，都是满满的，仿佛一点也不寂寞。可是啊，那些娇艳的风景似水流过去，恍如屋檐下无声的滴雨。他会不会在某一个石榴花开的瞬间，觉得自己的影子好长，好长，被金黄的阳光照得好凄凉。可这只是瞬间的思流，瞬息明灭，如波光泡影，年轻的才子心里，还只容得下自己、梦想和未来，还没有开窍，打开一丝浅浅缝隙，容纳一缕经久不息的月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