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当忠孝不能两全，他只能抉择对于当时的自己来说最想要的东西──他漂泊在外多年，从未侍奉过双亲，国难当头时作为儿子的他，也从未给家里顶起过一片天。此时老父恳求，再怎么铁石心肠的人，也无法弃之不顾，他不能只顾着追求心中理想，而伤害在时光中渐渐老去的父母。
乱世漂萍，本心澄净
都说乱世出英雄。或许，只有在国家危乱之时，才会涌现那么多的英雄豪杰。三国纷乱，英雄辈出；五代凄迷，儿女故事纷纭；还有民国那段动荡时光，虽然这个曾经的东方大国被欺辱和伤害，可同时，亦有无数英雄奋起，抛头颅洒热血，愿意为自己的国家献出所有。
那时的时光虽然凄凉，可因为燃烧的理想，也同样令人向往。在物质充裕而浮华的当下，或许有太多人，都找不到生存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只是单纯地茫然地跟着岁月漂流，等到走进时光，才愕然发现原来自己的人生竟然是如此苍白。而那时的人们，仿佛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生命的意义所在，他们有理想，有信仰，有连绵不绝的行动，他们的生命或许短暂，但当沧海横流，荏苒尽头时，他们已没有遗憾。
当钱钟书和杨绛走下轮渡，回到这片亲切而满目疮痍的国土上时，在异国生活了三年的他们震惊了──原来国内的情况已经如此危急，实在是不容乐观。战火燎原，将整片中华大地燃烧得血泪潺潺，荒凉四野中，遍地都是哀鸿，因为战争的罪恶而流离失所的人们不计其数，许多人没有死在战火下，最终却被饥饿、伤寒、病毒夺去了生命。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大学带着学生开始往后方撤退，中国历史上最为传奇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是在这时候成立的，这是一所由当时国内许多知名高校在后方的昆明暂时合并成立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在它短暂的校史中，可以看到许多熠熠闪耀的名字。
早在钱钟书还未出国留洋时，他就已经声名在外，就有许多学校等着他学成归来，想要聘请他为本校教授。所以当他一回来，各种有聘任意向的信件、电报便纷至沓来。这其中，便有钟书的母校清华大学。最终，钱钟书还是在众多高校中选择了自己的母校。当时，冯友兰先生正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文学院院长，他和钱钟书在清华大学时的老师吴宓先生一起大力促成了此事。
一九三八年，钟书尚未归国，远在异国的他给冯友兰先生写了一封求职信，希望自己回国之后能在母校任教。接到钟书的来信之后，冯友兰格外重视，他立即向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大力推荐钱钟书，甚至要求将钱钟书破格升为正教授，从留学生直接到正教授，这种情况，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在冯友兰致梅贻琦的信中，他大力为钱钟书争取。当时清华大学聘任了王竹溪和华罗庚为教授，这两位都是赫赫有名的专家，而当时钱钟书虽然声名极盛，资历尚浅，可冯友兰依旧要求清华大学如若聘用钱钟书，他的待遇应该和华罗庚等是一样的。鉴于钟书在信中说他九月才能离开法国，无法赶上第一学期开学，冯友兰便建议梅贻琦让钱钟书第二学期再来报到。思虑之周全，几乎比钟书自己还要妥帖。
时年，钟书归来，他告别了妻子和小女儿，从上海来到中国的西南方。年仅二十八岁的他，已经成为了清华大学的教授。从数学不及格到清华大学学子，从留洋学生到清华大学教授，年纪轻轻的钱钟书，就已创造了清华大学校史上的两个奇迹。当时的清华大学，已并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日战争初期，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迁到湖南长沙，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后来又迁到云南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堪称伟大的存在，甚至很大幅度上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发展。当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荟萃了许多中国甚至世界上最出众的人才，这些人才济济一堂，宛如群星，闪耀了华夏大地的西南角。而钱钟书作为一名资历尚浅的教授，并未在璀璨的群星中被遮蔽光芒，反而绽放出了自己的独特华彩。
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钱钟书开有三门课，分别是大一英文、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现代小说。在他上课的第一天，叶公超先生亲自来到教室，向学生们介绍钱钟书是自己的学生，言语之间，颇为自得，显然对钱钟书非常满意并引以为豪。而早在钱钟书大学时期就建议他留校的吴宓先生，更是看重自己的爱徒，他特意找来一个学生的笔记，看看爱徒是如何授课的，看完之后，佩服不已。俗话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清华大学走出，又如归鸟返巢的钱钟书，在这些爱才如子的老师心中，便是胜于蓝的存在。
在学生们心中，钱钟书绝对是一位极优秀的老师。他风趣，幽默，妙语如珠，知识渊博。每一堂课都可以做到深入浅出，在妙趣横生中，将知识灌输进学生心里。学生们记得，这位老师脑袋里仿佛是藏着一座图书馆的，里面的中文书、外文书，谁都没有他的藏书馆丰富，更难得的是他这座图书馆，可以信手拈来，随意倾吐，当堂侃侃而谈，引人入胜。他上课时，不说中文，只讲英语，也从来不提问题，只围绕书中内容，引发思考，对于学生们，他态度十分友善，虽然不赞赏，也不批评，风格很是独特，既有中式的传道授业解惑，又带着点国外的翩翩绅士风度，十分迷人。
虽然与学生和同事们的相处都十分愉快，但深夜里备课完毕，独自静坐，窗外月色寂寥落入眼帘，地上的影子淡淡的，毫无温度，终究难以入眠。那时，他住在文化巷十一号，邻居里有顾宪良、杨武之等，呼朋唤友的，似乎也并不寂寞。但心里默默的，总觉得缺了什么，宛如一杯茶，色泽青碧，茶叶舒展，试探地尝了一口，方知道那是杯冷茶。许多寂寞怅然的夜里，他想起从前在英国的日子，虽然远在他乡，可身侧有妻子软语添香，小女啼哭或娇笑，不像此刻，唯有影子同自己做伴，这样清冷，这样孤寂。
月色里，栖在枝头的倦鸟扑棱棱地回巢，枝头摇曳，叶子簌簌地轻响，像是妻子哄女儿入睡时的童谣。他心念一动，提起笔来。幸好，在这间冷屋里，还有笔墨，聊慰寂寞。他写了许多嬉笑怒骂的奇文，在这些冷色调的长夜里，笔墨成为了他的暖炉。后来，这些文章被编辑成册，他取名《冷屋随笔》，似乎也有些怀念那时分分缕缕的寂静与萧瑟。
钱钟书曾写过一首题为《昆明舍馆作其二》的诗：
屋小檐深昼不明，板床支凳兀难平。
萧然四壁绣尘埃，百变思君绕室行。
正如这首诗，他思念着妻子和幼女，仿佛思念到极致，就可以看到她们的音容笑貌。这样的思念里，他依旧熬过了这段时光。纵使相思成灰，他也笔耕不辍。
城外的人
骄傲，在漫长的历史中，似乎都是一个更接近于贬义的词，稍稍过头，便成了骄横。中国哲学里强调中庸，于是乎骄傲的人，总是不如平和的人受人喜欢。其实盲目的骄傲才是不讨人喜欢的，如若一个人，有值得骄傲清高的本事，那么目光高一点，挑剔一些，并没有那样让人难以接受。
西方文化里，骄傲是一种自信，如果不能，毕竟是自己本事还不够，底气不足。可是国内能够这样想的人并不多，有些人，本事不够、自信不够，却偏偏憎恶害怕旁人的厉害，如若旁人恰好性子骄傲孤高，那心里就更加觉得不顺眼，分明是嫉妒。其实好笑的是，嫉妒这种东西，往往源于自卑。
钱钟书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只待了一年，接着就去了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这是一件蹊跷的事情，清华大学的教授比起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英文系主任，究竟孰轻孰重，不言自明。而钱钟书也向来没有屋大维那样的"雄心壮志"，宁愿在小村子里当村长，也不愿屈居人下当第二首长。有人说，那是因为钱钟书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一年中，人缘极差，不讨人喜欢，甚至批评其他同事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句话将外文系的主脑得罪了个遍，自然待不下去了。
这传言真实度究竟几何，钱钟书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还是因为说过某些意见被以讹传讹，后世已无法辨明。可他为人骄傲，眼光极高，等闲看不上眼，他虽然留洋国外，但处世之中，却是很有几分"迂腐"，断断不肯说假话的，这个倒是毋庸置疑的。
他是有骄傲的资本的，少年成名，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年纪轻轻就破格成为清华大学的正教授。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苛，对旁人的要求亦是十分严格。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不是钱钟书的信条，他对自己和旁人的要求都是一样高的，因此，很少有人能得到他的青睐，毕竟，大多数人是尘世中的寻常人。可能也是因为这样，他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同事们，关系并不好。
当时他授课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英文系有三个组，A组的陈福田注重美式英语，而C组的潘家洵侧重中文翻译，只有留学英国的钱钟书讲一口纯正的英式英语。而且，他上课时从来不讲中文，只讲英文，所授内容又十分高深，这需要学生本身有较高的水平，但当时的联大学生多数水平不够，因此他们更喜欢潘家洵的英文课，比较浅显易懂，因此钱钟书的课相较而言，就显得比较冷清。
钱钟书是否真的讲过嘲讽老师的话已不得而知，但他在清华大学的人际关系，确实不太好。
在《围城》中，类似的境遇也有所影射。方鸿渐到大学任教后，发现周围的同事各有秘密，并不像表面那样正直真诚，甚至是道貌岸然的。钱钟书似乎将自己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经历糅合进方鸿渐的人生里，交织成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曲酸辣苦涩交响乐。他同叶公超的关系并不友好，刚开始，叶公超很为清华大学能够拥有钱钟书而骄傲，然而，当时光流逝，现实露出狰狞面孔，他们的相处渐渐变得不愉快。据吴学昭先生的《听杨绛谈往事》里说，两人的芥蒂开始于清华大学收购钱钟书从国外带回的书籍时，叶公超并没有按价结款，因此引发了两人的不快。这件事，在钱钟书致吴宓的诗里也能隐约得知。
或许，钟书在意的并不是一笔书款，他并不是爱财如命的人，只是他为人至真至诚，容不得丝毫虚假。何况，被他爱重珍惜的书，竟然没有得到相对应的价值，这是很令他伤心的一点。
而此事的始作俑者，又是自己曾尊敬爱重过的老师，心里的裂痕和不满，就更加巨大了。这段公案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已经成为了过往风云，也只有钱钟书和叶公超两人，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曾经的师徒就在猜疑和不信任中，走向了陌路。
后来，有人考证《围城》里那个令人嗤笑的诗人曹元朗的原型就是叶公超，而当时有人向叶公超问起钱钟书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的情况，叶公超竟然回答说不记得钱钟书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授课过。若是得知来日竟是如此僵局，或许两人都不愿当初他们曾那样信任过彼此。由相见欢到陌路人，想来就是一件唏嘘之事。
不愉快的人际关系是钱钟书离开清华大学的一个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却并不是这个，而是他的父亲钱基博更希望儿子能够在自己身边。当时，钱基博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钱基博写信来，要求儿子也到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去执教。一边是自己热爱着的母校，一边却是老父和家人，这种选择有多么艰难，不论是选择理想还是选择家人，心里都有遗憾。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家人。钱钟书终于放弃了清华大学，走进了一所寻常的学校，在那里继续着自己的人生。而清华大学，仿佛是他生命中的过客，短短一瞥，却成为了心中永远的痛。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当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他只能抉择对于当时的自己来说最想要的东西--他漂泊在外多年，从未侍奉过双亲，国难当头时作为儿子的他，也从未给家里顶起过一片天。此时老父恳求，再怎么铁石心肠的人，也无法弃之不顾，他不能只顾着追求心中理想，而伤害在时光中渐渐老去的父母。
一九三九年夏，昆明的山水多，天气并不炎热，学校放了暑假，平日里人气旺盛的学校顿时沉默了许多。钱钟书收拾好行李，走出校门，回到了上海。女儿已长大了许多，可见了父亲，却有点陌生，黏在妈妈身后，害怕这个陌生人跟自己抢妈妈。妻子却很高兴，钱钟书的母亲、弟弟，都为他的归来而格外开心。如果没有后来的事，那么这是一次十分愉快的探亲之旅。
那时他尚且不知道，此去上海探亲，就是永别。他再也没有回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他离开时，原本是打算探亲过来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甚至清华大学的聘任书都已经放在案头--那时的钱钟书，不愿成为背弃母校的人。只是没想到，他终究还是拗不过老父哀求。其实离开清华大学，前往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连妻子杨绛也觉得不妥，可是他们只能违背心意，无奈地选择遵从父命。
钱钟书深知，对于老迈的父母来说，孩子有多大的成就和出息，都是无法弥补无人承欢膝下的伤怀的。他们不需他成龙，只要他能够陪伴在他们身侧，就已足够。
岁月悠悠，如歌如梦。往事里的种种悲欢离合，谁泪眼婆娑，盈眶而落下；谁辗转反侧，彻夜不能眠；谁心里苦涩难言，如同剜骨割肉一样疼痛……再怆然的伤，都成了寥寥几行文书，轻飘飘地，就带过了所有伤痕。历史就是如此，一个人，如沧海一粟，如天地孤鸿，在苍茫的横轴里只是微微一点，那些苦痛纠结的汤，无人替喝，只能由自己慢慢地饮下去，独自品味那份伤痛。
城里的人
月涵校长我师道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