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聪明的斯提福兹以财产和他的风采、殷勤、才能，去博得人们的好感，然后损害他人以满足自己，漂亮的躯壳里包藏的是绝对的自私自利。他随便玩弄倾心于他的达特尔先小姐的感情，他当众侮辱一时触怒他的麦尔先生，他把崇拜他、爱他的科波菲尔当作自己手里一块柔软的面团，随意揉搓。他坐在辟果提先生的火炉边笑着，友好地看着大家，心里盘算的却是怎样夺走他们掌上的明珠爱弥丽，他答应爱弥丽使她“以夫人的身份回来”，曾几何时，就把她遗弃给自己的恶仆。根据资本主义的竞争法则，他要“超过一切障碍前进，在比赛中获胜”。他要做“弱肉强食”中的“强者”。他的母亲贵妇人斯提福兹夫人同样的冷酷无情。她爱儿子，但儿子一旦违拗她的意志，辱没她的门第，她就毫不容情地宣称“不拘死活，他永远不能接近我”。对于被斯提福兹所伤害的辟果提先生一家，她非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内疚，反而责怪爱弥丽，使她母子失和。
辟果提和斯提福兹两个家庭的对比是强烈的。狄更斯的倾向性也是明显的，他坚定地站在辟果提们一边，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斯提福兹们。然而，我们又感觉到作家对斯提福兹的描写，往往“手下留情”，他揭露斯提福兹的损人利己，却又反复渲染他的雍容大度和特有的魅力；在描写斯提福兹进行的罪恶活动中，却又表现他思想斗争的“痛苦”；在和科波菲尔最后一次聚谈时，斯提福兹要求说：“想我最好的时候。”科波菲尔确实是这样对待他，始终怀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恋情，对他的恶行也只是感到哀伤而不是愤怒。这是作家塑造人物方面的败笔，它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作为资产阶级作家的狄更斯，这也许是他自己思想感情一种不自觉的流露吧。
另一方面，狄更斯由衷地热爱、称赞劳动人民，却过分地强调了他们的忍让、宽恕、与人无争，甚至也不说一句分量稍重的话。辟果提先生为让爱弥丽能“以夫人的名义回来”，去恳求斯提福兹夫人的场面就十分典型。故事将要结束时，以从容献身的精神跳进汹涌的波涛去救助斯提福兹的恰恰是海穆，他们的同归于尽多少带着一点宿命的味儿，让死神去解决损人者和受害者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作家一种无可奈何的处理。
辟果提和斯提福兹两个家庭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狄更斯没有能够从这一观点去认识它，而是把它看作一种道德交锋，用高傲、任性、轻薄的好胜心等性格方面的原因去解释这个悲剧，用善恶斗争去解释阶级矛盾，显然是错误的。
狄更斯十分重视道德感情教育的作用。他认为只要人人向善，在善的旗帜下携起手来去制止恶，就可以使社会得到改造，推动社会前进。他所谓的善，也就是富者慷慨无私，心怀慈悲，贫者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因此，他在揭露有产者的冷酷残忍的同时，又创造了富有而仁慈的姨婆，在描写普通人民的生活命运的同时，还特意写了知足常乐的特拉德尔一类人物。姨婆是个道地的食利者，她买卖公债，以地产作抵押放债，向国外市场投资，而且脾气怪僻，怀有各种偏见。加上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令人望而生畏，其实她却是个“永不卑劣，永不欺骗，永不残酷”的道德家，是个善心菩萨。她同情并且善待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孤苦无告的科波菲尔，受人欺侮的狄克先生，以至她分居多年不走正路，穷愁潦倒的丈夫。家财丰盈时，她不以富贵骄人；一旦丢了财产，也能自甘淡泊。特拉德尔的一生有那么多不幸和挫折，却总是知足和快乐。他“除了同自己作对外，不同任何人作对”，他永远把方便和好的东西留给别人，为别人的幸福感到欢乐。他在萨伦学校每天挨打，甚至代人受过，但他总是在眼泪没干之前就开怀大笑。他被打发到社会上，工作辛苦，生活拮据，但他高高兴兴，因为“挣得不多也用得不多。”他爱的苏菲受家庭拖累，久久无法出嫁，他心甘情愿地等待。后来他终于当了律师，却长期得不到升迁。他终于结了婚，家庭布置却“完全不成体统”，尽管如此，在他工作兼住宿的房间里还是永远响着笑声。姨婆和特拉德尔是狄更斯树立的两个榜样。确实，如果富人都是姨婆一样，穷人都和特拉德尔一样，世上也就不会再有什么纷争和苦恼。可惜这只是空想。
出于道德说教的需要，狄更斯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来助善戒恶。有德行的姨婆财产失而复得，儿孙绕膝，富贵长寿。对生活从不抱怨的特拉德尔不仅有了当法官的希望，而且有了自己的宅院，苏菲娘家人的转运，更增添了他的欢乐。此外，在生活的斗争中取得道德上的胜利的辟果提先生，密考伯一家，斯特朗博士夫妇，最终无不安居乐业得到了宁静、温暖。斯提福兹、希普之辈则受到天理法纪的惩罚。这种因果报应的“大团圆”，固然是狄更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感情流露，但也容易助长他所同情的阶级的幻想，起着销蚀斗志的消极作用。
《大卫·科波菲尔》在思想内容上的两重性是明显的。它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真实反映，具有强烈的批判力量。狄更斯曾经说过，他的“企图是揭露出并不诱人的和令人反感的真实，和冲淡那包围着实际存在的东西的假光彩”。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其中对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帮凶的抨击，和对于受到资本主义制度迫害的普通人民的由衷赞美，深切同情，更具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但是，狄更斯毕竟是用资产阶级思想反对资本主义罪恶，是为使资本主义永世长存而向资产阶级作斗争，因而他所提出的治疗社会的药方也只能是架空的，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
《大卫·科波菲尔》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不以曲折生动的故事结构取胜，只是如实地，融和着浓厚的抒情气息去叙写生活。读这部作品，仿佛科波菲尔和我们促膝相对，娓娓而谈，就在一些日常的平凡事件的絮谈中，我们逐渐结识了作品中的人物，他们的命运牵肠挂肚地揪着我们的心。
具体生动的世态风情，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显示了狄更斯描绘生活的天才。他特别擅长通过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服饰装束、习惯好恶以至某些怪僻，写出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气势昂然、仪态庄严的姨婆一出场，就以她那种旁若无人的神气，表明了她的绝对自信，和惯于让人服从，这正是多年独居生活形成的一种性格。科波菲尔的年轻妈妈被姨婆的古怪和威严吓得发慌，但又曾经“恍惚地”感觉到她摸她的头发，还“觉得她的手并非不柔和”，而“当她怀着怯弱的希望看她时，却发现那个女人褶起衣服下摆坐在那里，双手叠在一只膝盖上，双脚放在炉栏上，向着火皱眉”。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勾画出了姨婆外表吓人，心地善良，可笑又可亲的形象。褴褛的衣服上带着显赫的衬衣硬领，外套上挂着只为装饰用的单眼镜，手杖上漂亮的大穗子，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咬文嚼字，一封封文体浮夸，词藻堆砌，故弄玄虚的长信，生动地描出了虽然落魄却依然绅士派头十足的密考伯先生。老保姆辟果提的形象是和她又红又硬的两臂、被缝纫磨得象小香料擦子一般的食指、码尺、蜡头、永远继缀不完的袜子等等连在一起的。一生与大海相伴的辟果提先生，说话常常离不开海，总是爱用“蛤蜊”“咸水”一类的比喻。希普没有眼眉，睫毛，红褐色的眼睛，象蛇一样不断扭捩、蠕动的身子，象青蛙一样又冷又湿的手，充分地显示出他的阴险卑劣等等。狄更斯善于抓住人物的某个特点加以渲染夸张，给人留下经久不忘的印象。例如朵拉的稚气，安妮斯的至善至美，斯特朗博士的宽容大量，即使是一些出场不多的人物也莫不如此，谁不记得脚夫巴吉斯向辟果提求爱的“全过程”呢，谁不记得关于他那个盛财物的箱子的不可测的“秘密”呢！就是通过这两件事情的反复描述，使得老实憨厚，可偏偏要玩弄点小狡猾，“有点小气”的巴吉斯跃然纸上了。
作品还生动地描写了人物活动的环境。房屋、家具、用品，都富有生命和性格，希普的家是一个“很过得去的房间”，“但一点也不舒畅”，全部地方都具有“赤裸的、磨折的、瘦弱的意味”。斯提福兹的卧室则是个安乐窝，处处是他母亲亲手为他布置的安乐椅、靠枕、脚凳。安妮斯可爱的老住宅里，古老的楼梯、古老的休息室，处处散发出悠闲清洁的气息。朵拉主持的家，“除了吉普的宝塔以外，没有一件东西有一个固定的地方。环境和人物合成和谐的整体，人物性格因之更为鲜明。
狄更斯是幽默的巨匠。巧妙的漫画手法，夸张、诙谐，处处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例如，不负责任到处借债的密考伯在债务人监狱中，居然成为监犯俱乐部的一个“伟大的权威”。债主们的逼债使他“羞愧得不得了”，“随后半个钟点”，他却“擦亮他的靴子，带着比平常格外体面的神气，哼着一支曲子出去了”；“密考伯太太三点钟被帐单和讼费逼得晕了过去，四点钟她就吃油炸羊排骨喝热麦酒了。”这些描写都令人哑然失笑。还有，密考伯太太始终念念不忘娘家人，而“娘家人”对她的一家却始终不屑一顾；狄克先生记叙自己不幸遭遇的那份永远写不完的“呈文”；姨婆对于驴子的仇视和恐惧；特拉德尔为9个姨姐妹所作的“牺牲”，科波菲尔无可救药的“家政”，例子俯拾皆是，都是以善意的揶揄，表现普通人的命运，或性格的某个方面，洋溢着作者对他们的爱抚之情，其中又往往包含着一种凄楚的哀叹，仿佛含着眼泪在微笑，它很自然地引起我们的同情和会心的笑。对于英国社会的阴暗面，和希普一类的丑恶人物，则投以讽刺。
狄更斯憎恨各种各样的政府机构，作品写英国会议里有的只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号令，永远不履行的宣告，只能使人迷惑的解释”。而不列颠象“一支缚起的鸡一般”。写司法界各种数不清的法院，堆积如山的案卷，审判官不过是“一个麻木不仁的错误制造者”，监牢里“悔悟的款式正如裁缝店中外衣和背心的款式一样流行。“大量的坦白在性质上很少差别，连在字句上也很少差别”，这种种描绘，莫不一针见血。幽默温和的讽刺构成一种悲喜剧的色彩。哀而不伤，谑而不虐，是狄更斯作品的特有风格，它是狄更斯温和的政治态度的反映。
名利场
《名利场》是英国作家萨克雷的作品。萨克雷之所以原来把这部小说称之为“没有英雄的小说”，就因为他没有写什么超群绝伦的英雄人物，没有离奇曲折的惊人事件。整个作品的生活画面，是围绕蓓基·夏波和爱米丽亚·赛特笠的荣辱沉浮的际遇展开的。
爱米丽亚秉性善良柔弱。她把全部的青春献给了乔治·奥斯本，其实她爱的只是心造的幻影。现实中的乔治是一个毫无真情的纨绔子弟，结婚才几天，就沉溺于赌博声色之中，准备偷偷地同利蓓加私奔。把这样的人当作崇拜偶像，说明她的空虚、浅薄。相反，都宾真心地爱她，她享受着这种爱，但又不肯用自己的爱报答他，流露着自私。她在厄运面前，逆来顺受，使人感到她楚楚可怜。爱米丽亚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正面人物。这个形象虽然是作者“费了好些心血”刻画出来的，但由于受作者宣扬“仁爱”的主观思想的影响，性格不丰满、概括性也较弱。但她的生活遭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与爱米丽亚相比，作品真正的女主角利蓓加即蓓基，是深刻得多的富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典型。她冷酷自私、虚伪狡诈而又泼辣能干，具有自由竞争时代资产阶级的冒险、投机精神。这个形象个性鲜明、性格丰满，典型地概括了把一切变成现金交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本质。
利蓓加是穷画家的女儿，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逐渐堕落。她一生浪荡江湖，混迹上流社会，招摇撞骗，追求的生活目的，无非是想塞满其名利的欲壑。初登名利场，她勾引肥头肥脑的乔斯，是因为他是殖民地的收税官，有不少钱。她同罗登私奔，并不是看中这个赌棍，而是因为罗登是拥有几万镑财产又没有子女的克劳莱小姐的宠侄，以为可以稳得遗产。最后出卖姿色，博取司丹恩勋爵之流的欢心，也是为了猎取财富和地位。利蓓加的生活目标，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腐朽的人生观。通过利蓓加的形象，使人们看到资本主义追名逐利的极端利己主义如何象瘟疫一样侵入了人们的心灵。
萨克雷笔下的利蓓加，不是概念的化身，而是活生生的个性鲜明的形象，沿着追求名利这一性格脉络，作者多方面地勾画出她的丰富复杂的性格特点。其中最基本的两点就是：“假”和“变”。利蓓加象一切骗子一样。工于心计，处处用假象来遮掩真相。
假的第一个表现，是用虚情假意掩盖冷酷自私。她对儿子小罗登漠不关心，却在大庭广众间亲亲热热抱吻他。她不爱丈夫，只把丈夫当作高等佣人，但又装出体贴入微的姿态，哄得罗登服服帖帖。爱米丽亚是她的朋友，她照样同罗登设计斗牌骗爱米丽亚丈夫乔治的钱，而见面时却装出亲亲热热、十分关心的样子，说什么“亲爱的，看老天的面子，赶快叫他别再赌钱了，要不然他就完了。他跟罗登天天斗牌，你知道他并不有钱，倘若他不小心的话，所有的钱全要输给罗登了。”真是虚情假意到了极点！利蓓加善于在脸上涂抹各种油彩。化冷酷为热情，化自私为大方，化泼辣为温顺，化大胆为老实，是她的拿手好戏。她对丈夫、朋友、儿子尚且如此，更不必说对待别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