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之花》的诗作富有音乐性。波德莱尔重视节奏的安排和韵律的装饰，他往往通过诗句长短、强弱的变化使其诗作听起来有抑扬顿挫之感。《恶之花》中近一半的诗作都是格律极严的十四行诗。诗的韵律重在押韵。《恶之花》的诗作通过韵脚的安排和内含的旋律反复回环，加强了诗的节奏感，以达到和谐整齐的效果。
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是法国作家雨果的代表作，是法国文学中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小说中所描写的事件始于1815年，而结束时已经是七月王朝时期了。但是雨果不断回溯到人物的过去，即1815年以前的生活，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历史事件。所以，小说实际上反映了整个19世纪前半期法国的社会政治生活。
《悲惨世界》集中地表现了雨果以前作品中已经多次出现的仁爱万能的人道主义思想。他的人道主义在《巴黎圣母院》中表现为对天主教黑暗势力和封建统治者的揭露，而在《悲惨世界》中，他的人道主义已经发展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和法律的批判了。在这部小说里，雨果描绘了广阔的生活画面，反映了被压迫群众所遭受的痛苦和凌辱。在叙述过程中，作家同时穿插了各种不间断的社会政治事件。受压迫人民的苦难，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直至拿破仑战争和人民群众的革命起义，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动人画面在读者面前闪过。
小说的基本情节是冉阿让的悲惨生活史。他原是一个贫农出身的工人，因收入不够家人糊口，有一次偷了面包，被捕入狱，度过了19年牢狱和苦役生活。刑满后又有过偷窃行为，但受仁慈的主教米里哀的感化，转变成一个舍己为人的人。冉阿让化名马德兰，当过企业家，并被推为市长。但不久又因暴露了过去的身份而被捕下狱。逃出后，从一个坏蛋手中救出已故女工芳汀的孤女珂赛特，前往巴黎。后来又不断遭到警探的追缉。冉阿让的整个一生充满着坐牢、苦役和颠沛流离的痛苦，这是小说的主要线索。同时作家在小说的第4部和第5部中用许多笔墨描写了1832年共和党人在巴黎举行的革命起义。小说内容十分丰富。但作家注意的中心是那些不幸者的“悲惨世界”。
在小说的作者序里，雨果曾提出当代社会的3个迫切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这是理解小说主题的钥匙。对下层人民痛苦命运的描写，在小说中占主要地位。
小说名字的原意是“受苦的人们”，冉阿让、芳汀、珂赛特以及街头流浪儿格夫罗舍，都属于这些不幸的人。他们受尽痛苦，遭遇到无情迫害，被社会所唾弃。雨果在描写他们痛苦的命运时，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尖锐矛盾和贫富悬殊。资产阶级法律就是为了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而制订的。一个淳朴的工人，为了饥饿的孩子偷了一块面包，竟服了19年苦役。女工芳汀是一个贫苦和诚实的姑娘，被人骗诱后沦落到社会的低层，伪善残忍的资产阶级道德和法律剥夺了她工作和生存的权利，最后被迫去出卖自己的肉体。
雨果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那个逼良为娼的资本主义社会。他写道：“据说，奴隶制从欧洲文明中消失了，这是错误的想法，它迄今还存在着，不过现在它的重荷落到了女人身上，它的名字便叫做卖淫。”芳汀受尽了一切凌辱，当她稍微反抗一下一个无缘无故戏弄她的过路绅士时，警察就把她逮捕了，并且判她坐牢6个月，理由是她竟敢侮辱一个绅士。而这个绅士，照警察的说法，“是选民，并且是公园角上那所3层楼、有阳台、石条砌的漂亮公馆的主人”。可怜的芳汀在长期贫困饥饿的生活以后，又经过这次逮捕和恐吓，终于断送了自己的生命。她的孤女小珂赛特落到了坏蛋德纳第夫妇手中，被迫从事力所不及的沉重劳动，备受摧残，完全失去了童年的快乐。当读者读到冉阿让抱着小珂赛特黑夜里为了逃避警察们的追捕，沿着巴黎的街巷东躲西藏陷入绝境的那些篇章时，不能不为之震动，不能不对那个不给穷苦人以活路的社会产生仇恨。资本主义社会确实是穷苦人的“悲惨世界”。
雨果这部小说的最主要的价值就在于它揭示了在那个社会里穷苦人注定要过悲惨的生活，在于它指出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就是反对穷人的。
但是，雨果在揭露贫苦人民所遭受的巨大苦难的同时，并未能作出正确的结论。他把一个尖锐的阶级矛盾问题看作道德问题。他认为，世间存在着两种法律，一种是高级的，一种是低级的。前者的代表是米里哀主教，后者的代表是警察沙威。在米里哀看来，罪恶不能靠惩罚解决，而是应该饶恕。这样，人从灵魂深处得到认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罪恶问题。这才是最完善的法律。现行的法律，单靠刑罚惩治罪行，并不能消灭犯罪，反而使犯罪加深。雨果以冉阿让为例，企图说明世俗法律之无用。统治者以刑罚惩治他，他反而变得凶狠，更加容易犯罪。可是当米里哀主教用仁慈感化他时，他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充满博爱精神的人。雨果力图通过冉阿让的转变说明米里哀主教的精神感化法的伟大。
从这里我们看到，小说的思想基础，就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它是雨果揭露社会罪恶的出发点。但是由于作家是从人道主义的说教出发来塑造冉阿让这个人物的致，使冉阿让形象产生了某种不真实之处，他的转变并不符合生活的逻辑。主教的宽容和饶恕，使他变成了一个乐善好施的企业家，这完全是作家按照自己意志的安排。雨果为了把自己的理想和理论具体化，让主人公变成一个企业家。在他的企业内部，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劳资之间不可能存在的关系。雨果是这样描写他的工厂和劳动者的：“厂里分两个大车间，一个男车间，一个女车间。任何一个无衣无食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报名，准有工作和面包。在马德兰伯伯来到这里以前，地方上的各种事业都是萧条萎靡的；现在呢，大家都有了健康的劳动生活。欣欣向荣的气象广被一乡，渗透一切。失业和苦难已经消灭。在这一乡已经没有一个空到一文钱都没有的衣袋，也没有一个苦到一点欢乐也没有的人家。”冉阿让当了企业家，乐善好施，仗义疏财，使整个地方得到好处，因而受到了群众的爱戴。
雨果关于工厂组织以及企业家行为准则的构想，无疑是受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但这种使资产阶级企业主施行所谓仁慈爱人的企图，完全是一种主观幻想，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因此关于冉阿让这一段生活的描写是没有说服力的。逃犯当上了企业主，并且成为一个乐善好施的人物，在这些描写中，作家并不是遵循生活真实的逻辑，而是把某种道德哲学生硬地交给主人公去体现。因此这一部分的描写就失去了真实性。
在描写冉阿让对待自己的死敌沙威的问题上，同样体现着作家的道德感化思想。沙威是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和冷酷残忍的爪牙。这个铁石心肠的宪警机关的鹰犬，不断地迫害那些贫穷饥饿无家可归的人。一切对“社会秩序”构成危险的人，他都要迫害。他残酷迫害冉阿让多年，就像影子一样追踪着他。他也是造成芳汀悲惨死亡的直接罪人。然而，这样一个人居然也受到道德的感化。他被起义战士捉住了，但冉阿让在执行枪决时把他放走了。这时，他发现被他迫害多年的苦役犯原来是个高尚的人，他从前的思想基础动摇了，他的“人性”开始复活。他的新认识和他所忠实的法律之间发生了矛盾，在内心矛盾不得解决的情况下跳河自杀。在雨果看来，他的自杀，就是善对恶的胜利。其实这只不过是作家道德思想的胜利罢了。
当然，小说的感染力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作家对被压迫人民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对共和主义英雄们反抗路易·菲力普王朝斗争的生动描写。描写巴黎人民起义的几章，是《悲惨世界》最激动人心的篇章。对街垒战的描写，充满着庄严的气氛。雨果把城郊在安东尼区的劳动者写成是真正的英雄人物。作家在讲到人民的怒火猛烈迸发时写道“起义——这是真理的一阵发怒。被起义所凿开的街路，迸发出权利的火花”。小说里对人民起义的描写，仿佛是一首庄严的颂歌，这些衣衫褴褛被资产阶级视为贱民的人，现在都像巨人一样参加战斗。雨果说，这一场战斗堪与特洛伊围城战相比。起义者表现出高度的英雄主义精神。80岁的老翁马贝夫为了升起被敌人排枪打掉的红旗，冒着弹雨攀上街垒。巴黎街头的流浪儿小英雄格夫罗舍热爱革命、视死如归，在替战斗者到街垒外去收集子弹时被敌人射中，壮烈牺牲。临死时还唱着嘲笑官军的歌曲。
雨果还塑造了一系列共和主义者的英雄形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些人在那时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忠于共和主义理想，憎恨专制制度。他们一心为解放人民而斗争，最后在街垒战斗中英勇地牺牲了。珂赛特的男友马里于斯只是由于偶然情况才被冉阿让从水道中救出。
在小说中，雨果用最动人的词句歌颂革命起义，赞美起义者的英雄行为。不过，革命战斗的思想在雨果的思想中，毕竟是次要的。他在小说中所肯定的和压倒一切的思想，始终是人道主义的原则。他力图使人相信，“仁慈”、“善良”是人类生活的最高准则。冉阿让的一生就是由人道主义思想贯穿起来的。雨果有时也不反对起义和战斗，但他认为革命和战斗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道主义思想，是不得已采取的手段。共和主义者的领袖安若尔拉斯说：“朋友们，我们所生活的和我跟你们说话的时刻是一个黑暗的时刻，但是我们是为未来付出这可怕的代价的。革命——就是我们为了这个光明未来所必须缴纳的通行税。”他的话非常清楚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
总之，雨果在《悲惨世界》里，以极大的艺术力量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下层人民受苦受难的悲惨遭遇以及资产阶级法律与人民为敌的本质。但是作家并没有指出一条正确的出路。作家坚持他的道德说教，把“仁慈”、“博爱”当作一种医治社会弊端的灵丹妙药。这些不能不给读者带来消极的影响。
《悲惨世界》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小说的很多章节，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如冉阿让被迫害的经历，芳汀的悲惨命运，以及滑铁卢战役，1832年巴黎的街垒战等，都写得比较真实。警探沙威的形象，除了他最后的“人性复活”外，基本上也是现实主义的。但是《悲惨世界》里浪漫主义的特色。仍然十分鲜明。小说对一些人物如冉阿让、沙威和德纳第的描写，虽然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因素，但同时他们又都是不寻常的人物。如冉阿让的超人的体力和惊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德纳第的许多恶行，都体现着这种特点。这些都是浪漫主义夸张手法的反映。
作者的浪漫主义手法，在小说的情节安排上也比较明显。作家力图使情节戏剧化，因此写了不少“非凡的”事件，如冉阿让攀上阿利雍号战舰的极高的横杠去救一个水手而自己投入海中，冉阿让抱着珂赛特被警察追捕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趴高墙进入修道院，而碰到的人恰恰是受过他恩惠的割风爷爷。冉阿让躺在棺材里被抬出修道院，他从街垒上救出马里于斯，在巴黎水道中碰到的人恰恰是德纳第等等，都是离奇的。但是，雨果绝不是为了单纯用骇人听闻的事件怂恿读者的视听，不是单纯为了制造尖锐的矛盾的纠纷，而是为了使小说的社会主题更加突出。
《悲惨世界》在风格上的另一特点，是它的政论性。雨果力图把自己的作品变成社会讲坛，因此不断亲自出来表达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力图在感情上影响读者，使之接受自己的观点。
小说的语言也表现出雨果的特色：高昂、激动和热情，经常运用多义词，富有隐喻性；有的句子类似成语格言。这些特点使这部小说的叙述具有一种崇高的史诗般的风格。
《悲惨世界》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国外，都受到极高的评价。列夫·托尔斯泰认为它是法国当时最优秀的作品。
雨果是一个热忱的民主主义者，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他幻想用人道主义手段来代替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把仁慈、博爱作为改造社会的药方，明显地反映了作家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和在社会斗争面前的软弱无力。虽然如此，雨果毕竟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伪善、冷酷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对劳动人民和受压迫民族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为他们的权利勇敢地斗争过。这正是他的历史功绩。
关于雨果，高尔基写道：“作为一个讲坛和诗人，他像暴风一样轰响在世界上，唤醒人心灵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他教导一切人爱生活、美、真理和法兰西。”
海上劳工
《海上劳工》是法国作家雨果的作品。雨果在《海上劳工》序言中曾有如下观点：人类面临3种宿命，宗教的、自然的和法律的；相应的，人类也有3大斗争，即与宗教的斗争，与自然的斗争，与世俗法律的斗争。从这种理解出发，雨果试图在《巴黎圣母院》中揭示第1种宿命，在《海上劳工》中揭示第2种宿命，在《悲惨世界》中揭示第3种宿命。
《海上劳工》的故事发生在雨果流亡时期居住多年的盖纳西岛。主人公吉里亚特是一个以捕鱼种地为生的劳动青年，爱上了船主勒杰利的侄女代律雪特，遭到了勒杰利的反对。勒杰利被合伙人汉丹拐走巨款以后，为了恢复元气，购置了一条新式的汽船做运输生意，雇了克里班当船长。汉丹杀害哨兵、拐走巨款准备逃走时，被克里班持枪抢走了巨款。克里班精心策划汽船误入迷雾触礁，制造以身殉船的假象，准备潜逃外地，但在海上被章鱼伤害，葬身海底。勒杰利损失了心爱的汽船，痛不欲生，声称谁能从海底把尚未损坏的机器捞上来，就把侄女嫁给谁。吉里亚特为了得到理想的婚姻，一个人历尽千辛万苦，经过两个月极为艰苦的劳动和顽强的斗争，终于创造出人间奇迹，把机器运了回来。勒杰利履行自己的诺言，同意代律雪特和吉里亚特成婚。就在这时，吉里亚特发现代律雪特早与一青年神甫相爱。他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放弃了与代律雪特结婚的权利，成全了她与青年神甫的婚姻，并帮助他们远走他乡。他自己则在这一对青年出发之际忧伤地坐在海边的岩石上，让自己淹没在涨潮的海水里。
小说的绝大部分章节都用来描写吉里亚特这个人物，仅仅描写他在小岛上惊心动魄的艰苦劳动过程就占了全书篇幅的1/3，雨果让他的主人公在难以想象的条件下创造出人间的奇迹。吉里亚特的劳动被作者升华为一种足以与任何巨大的自然力量相对抗并最后战胜它们的伟大力量。吉里亚特品德高尚、助人为乐，与阴险狡诈的汉丹、克里班等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笑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