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喜剧》中的人物数以千计，但主要人物，有的尽管类型相同，也同样做到了面目各异。如同是爱钱如命的高布赛克和葛朗台，同是野心勃勃的拉斯蒂涅和吕西安，绝无雷同之感。就是许多次要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也栩栩如生，各具特点。这是因为巴尔扎克不但牢牢把握了人物的本质，也赋予人物以鲜明的个性。高里奥的两个女儿就是既有共同点，又绝不会被混淆的人物。大女儿由于混入了贵族圈，因而高傲、跋扈；二女儿由于还被排挤在“上流社会”之外，又遭到情人的遗弃，丈夫的虐待，因而阴郁、伤感。同样敲诈父亲的钱财，前者是豪夺，后者是巧取，作为艺术形象，都是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典型。
巴尔扎克还善于用“人物再现”的方法即以前作品中的人物在以后作品中再次出场的方法，把《人间喜剧》的许多典型人物贯穿起来。如拉斯蒂涅在《高老头》中还是一个涉世不深，“天良”未泯的大学生；但到了《纽沁根银行》里，他已是银行家投机生意的得力助手了。以后他还得到伯爵封号，当上了部长。这样，不仅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得到了符合于性格特征的充分发展，而且把各个独立的单篇也连成一个互相关联的艺术上的“有机整体”。
此外，《高老头》在结构安排，语言个性化，心理描写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是法国作家缪塞的长篇小说。发表于1836年。
小说主人公沃达夫因父丧回乡，认识了年轻寡居的乡邻比莉斯·比埃松夫人。比莉斯比沃达夫年长10岁，但这并没阻碍两人相爱。他们的爱情充满了狂风暴雨。沃达夫对比莉斯的感情炽热而敏锐，常自寻烦恼地从她纯洁的过去中寻找瑕疵，在嫉妒之中痛苦不已。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号称“玫瑰花”的比莉斯枯萎了，她的精神饱受折磨，可是仍然不肯放弃沃达夫，因为她了解沃达夫的痛苦。最后两人双双离开难免引起精神痛苦的故乡，去他乡寻找归宿。途经巴黎时，沃达夫发现，比莉斯与她的一名叫史密斯的同乡青年精神相通，心心相印，在一阵疯狂的嫉妒痛苦之后，沃达夫向比莉斯真诚告别，独自登上马车，离开了巴黎。
这是一部以作者自身的恋爱故事为内容的自传体小说，通过沃达夫的爱情故事，表现了19世纪上半叶相当一部分法国青年所谓“世纪儿”的精神状态。
欧也妮·葛朗台
《欧也妮·葛朗台》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作品。这部小说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初期法国的内地生活，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特别是塑造了一个狡诈、贪婪、吝啬的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典型形象，暴露了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是巴尔扎克“最完美的描写之一”。
小说的中心人物葛朗台也是法国西部小城市索漠城的巨富。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他只是一个富裕的箍桶匠。但他善于钻营，共和政府时期，贱价买到了当地最好的葡萄园、一座修道院和几块分种田。有了产业作为后盾以后，他便在政治舞台上出现，见风使舵，成了共和党人，当上索漠区的行政委员，并利用职务的方便大发其财，成为索漠城拥有几百万资财的首富。复辟王朝时期，葛朗台虽然丢了官，但并没有停止积聚财富。他狡诈地制造骗局，让索漠城附近的葡萄农和中小业主压着酒不卖，自己却偷偷找到着了急的外国商人，以高价成交，从而使酒价下跌，坑害了所有的人。他像老虎、巨蟒一样地“躺着、蹲着，长时间窥测着猎获物，然后扑上去；他打开钱袋的口，倒进大量的钱币，然后安安宁宁地睡觉；像蛇一样不动声色，冷漠无情，按部就班，慢慢消化。”葛朗台通过控制市场、哄抬物价等卑鄙手段，损人利己，使他人破产，从中致富的过程，正是当时大资产阶级发家致富的缩影。但是，资产阶级这种罪恶的发家史，一向未被文学家所注意。巴尔扎克注意到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并以他深刻的观察、分析，在《欧也妮·葛朗台》这部小说中揭示了这一内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小说最突出的成就是，在描写资产阶级发家的过程中，着力去塑造这个人物的吝啬性格，从而暴露了资产阶级的一些本质特征。马克思指出：“巴尔扎克曾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了透彻的研究。”葛朗台是巴尔扎克刻画得最成功的吝啬形象之一，在法国文学史上这是一个著名的典型，早已脍炙人口。
作者选取了一系列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来表现他的悭吝性格：葛朗台家阴森森的老房子连楼梯踏级都被虫蛀坏了，也舍不得花钱修理；每顿饭的面包和其他食品、每天要点的蜡烛，葛朗台都亲自分发，一点儿不能多；他不想给妻子零用钱，让买主掏出额外的钱来付给她，反过来一切家用支出便都要她代付，一直到刮光为止；来了亲戚，他不让加菜，最后竟叫佃户打些乌鸦来熬汤；妻子卧床不起，他首先想到的是请医生得破费钱钞。
葛朗台的吝啬是同贪得无厌地追逐金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心目中，金钱高于一切，“没有钱，什么都完了。”他半夜里关在密室中瞧着累累的黄金，连眼睛都变得黄澄澄的像带上金子的光泽。他的侄儿查理知道父亲死后痛哭不已，他便觉得这孩子把死人看得比钱还重，真没出息。他以为别人一见钱就高兴，即使生病也会立即痊愈，因此，当他妻子被他吓得病倒以后，便拿了一把金洋撒在她床上。妻子死后，葛朗台十分害怕有一部分财产要被女儿分走，赶紧同女儿和好，使她不要继承母亲的遗产。他风瘫之后，坐在手推车上，整天让人在卧室与库房之间推来推去，生怕有人来偷盗。直到临死前，他还让女儿把金币铺在桌子上，长时间的盯着，这样才感到心里温暖。他最后一句话是叫女儿料理好一切，到阴间去向他交账。
巴尔扎克把资产者嗜钱如命的本质真是揭露得淋漓尽致。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葛朗台就是这样一个资产者的典型。
巴尔扎克不仅摄取了葛朗台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个镜头，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吝啬鬼形象，而且，还写出了葛朗台懂得商品流通和投机买卖的诀窍，突出了人物的时代特征。例如，公债投机是刚刚出现的一种金融投机活动，在法国内地，一般人比较闭塞保守，还不相信公债投机可以发大财，而葛朗台不但弄明白了，而且非常精通此道。公债投机成了他在复辟王朝时期主要的活动，他的财产成倍增加，到他死时，竟达到1.7千万之多。他还深知“债券是一种商品，也有市场涨落”，然而却装糊涂，不自己出面，而利用别人的口和手去捞取他的利益。葛朗台既是大土地资产者，同时又是个金融资产者。他的索漠城的日益得势，反映了法国19世纪20年代土地、金融资产阶级实际主宰一切的社会现实，葛朗台这个典型的意义正在这里。
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是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方面的描绘也是相当出色的。
小说围绕着葛朗台的女儿欧也妮的婚事，展开了一幕幕勾心斗角的场景。在小说中，克罗旭家为一方，格拉桑家为另一方，彼此为争夺欧也妮的巨大家私而明争暗斗。这两家都是当地的富户，彼此都有势力，正是旗鼓相当。在欧也妮生日那天，两家都预备了礼物登门拜访，比试一番。这时来了个不速之客：欧也妮的堂弟。克罗旭家和格拉桑家对这个年轻巴黎人的光临深感不安，怕他把欧也妮夺走。格拉桑太太仗着她常去巴黎，熟悉巴黎的风气，便故作媚态，吸引查理的注意，和查理谈话时尽量毁谤欧也妮。克罗旭家一时插不上手，对格拉桑太太的所作所为报之以冷言冷语。这里，克罗旭和格拉桑两家的丑态被写得惟妙惟肖。欧也妮把父亲给她的金币送给查理，查理也送给她一个金梳妆盒。于是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演出了一场“没有毒药、没有匕首、没有流血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葛朗台发现女儿把金币送了人，勃然大怒，把欧也妮关在房里，只许她吃冷水面包，一时之间父女关系荡然无存；而当葛朗台看到那只金梳妆盒时，便像老虎一样扑了过去。《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这一论断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葛朗台死后，欧也妮继承了全部财产，克罗旭家把她包围得更紧了。她每天晚上高朋满坐，备受赞颂，简直像个女王。至于查理，他在外混了7、8年，贩卖黑人、中国人和儿童，变得狠心刻薄，贪婪到了极点，“只想为了地位财产而结婚。”他想起了葛朗台家里的寒碜景象，以为葛朗台没有多少钱财，竟然毁了约。在这种情况下，欧也妮答应同蓬风先生结婚，蓬风先生跪在她的面前听着她的宣布，一迭连声地表示：“我一定做你的奴隶”，“赴汤蹈火都可以”。他想通过结婚独吞这份家产，因此和欧也妮订明死后财产互相遗赠，结果弄巧成拙：他先死去，落了个人财两空。他死后，又有新的一家像当年的克罗旭家一样，开始包围这个有钱的寡妇。巴尔扎克在小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金钱控制法律，控制政治，控制风俗，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小说通过这些描绘，入木三分地暴露了金钱的罪恶，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它就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欧也妮·葛朗台》的问世，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像这样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发家过程、本质特征和金钱的罪恶作用的小说，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七月王朝是金融资产阶级独霸统治的天下。巴尔扎克发现，七月革命被大资产阶级叛卖了，中小资产阶级连革命成果的一杯羹也分不到，从而对七月王朝的现实感到极大的失望。他对七月王朝的阶级实质认识得相当清楚。他对从上到下充塞着糜烂污秽风气的社会表示深恶痛绝。《欧也妮·葛朗台》揭露和批判的锋芒显然也指向了现实，表达了作家对金融资产阶级统治的愤懑情绪。小说出版以后，引起很大反响，紧接着他又写出了《高老头》。巴尔扎克的声誉迅速传遍了欧洲。
从艺术上看，《欧也妮·葛朗台》显示了巴尔扎克在描写环境、叙述故事、塑造人物等方面的精湛技巧。巴尔扎克小说创作的风格在这部小说中已经基本形成。
巴尔扎克小说创作的一个特点是，精细入微地描写环境，以反映出时代的风貌。《欧也妮·葛朗台》一开卷，索漠城的风光历历如在眼前。葛朗台住宅破败寒酸的景象，更像它那吝啬的主人一样。小说的环境描写，生动地再现了法国19世纪20年代的外省生活：那里虽然比较保守，但资本主义的风气早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
小说成功地反映了“整部法兰西历史”的一个断面，再现了典型人物借以活动的舞台。巴尔扎克历来强调注重细节的真实，认为细节构成了“小说作品的价值”。巴尔扎克所谓的细节，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环境描写。他认为一个典型环境可以反映整个社会的面貌，正如动物的化石反映了一部生物史一样。巴尔扎克懂得环境同人物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看到社会环境对人物的思想、感情、兴趣爱好等等能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巴尔扎克非常注意环境的变迁，以及随之引起的社会风习的变化和各个阶级相互关系的改变，这就能比较深刻地反映时代的本质面貌，达到真实地再现现实。
《欧也妮·葛朗台》在艺术上的另一特点是，结构紧凑，步步深入，一气呵成。小说从欧也妮的生日叙述起，引入了一场争夺女继承人的斗争；查理的来临引起新的风波，出现了第3条线索；葛朗台在这复杂的环境中的活动是第3条线。这3条线索彼此交叉，互有联系，显得跌宕有致。以上描写约占小说2/3幅，但组织紧密，毫无枝蔓，作者夹叙夹议，行文有如滔滔不绝的大河，直泻而下，笔势酣畅，带有浓烈的抒情意味。紧接着家庭的纠葛是小说的高潮，然后很快写到查理背信弃义，急转直下，小说收尾，留有余味。整部小说取材非常精炼，始终能把读者紧紧抓住。
人物语言非常个性化，是小说又一鲜明的特点。最精彩的是葛朗台的语言，他的话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女仆拿依在被虫蛀的楼梯上几乎摔了一大跤，差点儿把酒瓶打碎，葛朗台见她脸色发白，便说：“好，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你又几乎跌跤，就请你喝一杯果子酒压压惊吧。”看来他好像很慷慨，其实正说明他平时一贯的吝啬。至于他埋怨家里人“不会拣结实的地方落脚”这句话，更是绝妙的活现出一个吝啬鬼的嘴脸。又如，查理在房中哀伤父亲的死，不想吃饭，拿依说这样会伤身体，葛朗台回答：“省省我的粮食也好。”葛朗台太太提出要戴孝，他说：“你只晓得想出花钱的玩意儿。戴孝在乎心，不在乎衣服。”寥寥几句，吝啬鬼的口吻被描画得活灵活现。不仅葛朗台的语言非常性格化，其他人物的语言也各个不同，非常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点。葛朗会太太一辈子生活在丈夫的淫威之下，说起话来总是畏畏缩缩。欧也妮则带着天真无邪的口吻说话。查理的语言反映了他是一个阅历很浅的花花公子。公证人克罗旭是一个刀笔吏，说话老奸巨猾。克罗旭神甫三句不离他的神学本行。格拉桑是一个并不精明却自以为是的银行家，他的太太善于周旋，急切之情露形于色。这些人物的语言是这样富于个性，读来仿佛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当然，《欧也妮·葛朗台》也反映了巴尔扎克对欧也妮这个人物充满了同情。早年的欧也妮是个善良、天真的姑娘，对爱情充满幻想。父亲对她似乎没有什么影响，相反，她的行动往往不能同葛朗台的思想合拍，而且一再引起冲突。欧也妮这个人物在衬托葛朗台的吝啬上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小说的结尾，巴尔扎克也描写到欧也妮继承了父亲精明的经营本领，“逃不了人间利益的算盘”，金钱不免把它冷冰冰的光彩，沾染到她的身上。但是，巴尔扎克却又把这样一个豪富的女继承人说成有一颗“只知有温情而不知有其他的高尚的心”，她“超脱一切”，资助了很多家庭，做了很多善事，“挟着一连串善行义举向天国前进。心灵的伟大，抵消了她教育的鄙陋和早年的习惯。”这些描写流露了作者企图以宗教去克服人欲横流的错误观点。
小说中的女仆拿侬则被写成对主人感恩戴德的奴才，“她像一条忠心的狗一样”为葛朗台卖命，而没有任何不满和反抗。之所以这样，是和巴尔扎克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看待主仆关系分不开的。
幻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