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恒言》属“三言”第三辑，题材或来自民间传说，或来自史传和唐、宋小说。编撰者创作成分较多。其中有反映封建社会司法制度黑暗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有反映爱情生活，表现市民爱情观念的《卖油郎独占花魁》等作品。内容修饰润色较精，形象鲜明，结构充实完整，描写细腻，不同程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市民思想感情。但有些作品带有封建说教、因果报应宣传和色情渲染。
凌蒙初
凌蒙初，生于1580年，死于1640年，是明末小说家，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早年不得志，专以着作刻书为事。
崇祯4年（1631年）任上海县丞，崇祯12年擢为徐州通判。李自成农民军起义后，入何腾蚊幕下，参与镇压。曾献“剿寇十策”，于农民军有刻骨仇恨。后为义军所困，病死徐州。
一生着作颇丰，有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简称《二拍》），戏曲《虬髯翁》、《北红拂》、《颠倒姻缘》等9种（现存4种），另有《言诗翼》、《诗逆》、《诗经人物考》、《左传合蜻》、《南音之籁》、《国门集》等着作。其中，以“二拍”影响最大。
《初刻拍案惊奇》故事主要是从古今书籍中搜求“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初刻拍案惊奇序》）、内容脱离现实生活，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多因果报应之谈，充斥色情描写。少数作品反映了市民的思想意识。
《二刻拍案惊奇》拟话本集，明末凌蒙初编着。与《初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全书40篇，其中第23篇《大姐魂游完宿愿，小妹病起续前缘》与“初刻”第23篇重复。第40篇《宋明公闹元宵》是杂剧而不是短篇小说，故《二刻拍案惊奇》实收38篇小说。同“初刻”一样，是为了迎合坊间需要，据其所闻古今杂事以拟话本形式创作而成。书中多数作品充斥色情描写、宿命论、因果报应、封建迷信。一些好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思想和艺术成就逊色于“三言”。
李玉
李玉，生于约1591年，卒于1671年，是明末清初戏曲作家，字玄玉，又作元至，自号苏门啸侣，又号一笠庵主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崇祯末年中乡试副榜，明亡后专事戏曲创作。
李玉所作传奇约40种，现存《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清志谱》、《麒麟阁》等18种，前4种写于明代，世称“一人永占”。是明末清初创作最多、影响较大的戏曲作家之一。编有《北词广正谱》，“一人永占”是李玉的成名作。
《一捧雪》写汤勤逢迎权贵严世蕃，献计谋夺朋友莫怀古的玉杯“一捧雪”，使莫家破人亡。莫的仆人莫诚为主替死，侍妾雪艳又把汤刺死，然后自尽。由于戚继光救护，莫怀古终得昭雪。作品揭露明代政治的黑暗和世风的险恶，抨击权奸严世蕃的贪婪残暴，剧中汤勤这一反面艺术形象，是明末社会丑类的典型概括。
《人兽关》取材于《警世通言》中的小说《桂员外途穷忏悔》，写桂薪忘恩负义，夫妻变狗。《永团圆》写江纳因长婿蔡文英家境清贫，逼其退婚，江之长女闻讯投江自尽，为人所救，结果蔡娶江纳二女为妻。它是一部讽刺喜剧。
《占花魁》据《醒世恒言》中的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改编，写卖油郎秦钟和妓女莘瑶琴的恋爱故事。歌颂了封建社会下层人民之间摈弃了金钱名位观念的纯洁真挚的爱情，写儿女私情而不落俗套。
《清忠谱》是李玉的代表作，此剧由毕魏、叶稚斐、朱素臣参加编写。写明末东林党人周顺昌在苏州同阉党斗争，被诬下狱；市民颜佩韦等五人率众大闹府衙，要求释放周顺昌。后周被解往北京，受尽酷刑，死于狱中；颜等五人被诬谋反，也遭杀害。苏州人感其义，合葬五人。《曲海总目提要》说《清忠谱》“剧中事皆据实”。剧本以歌颂周顺昌为主，对颜佩韦等也予以赞扬，通过他们的受害，反映了明末尖锐的政治斗争，暴露了阉党的罪恶。剧中成功地塑造了颜佩韦等“五人义”的市民形象，描绘了人民群众参与抗争的火热浪潮，在舞台上展示了市民暴动的壮烈景象，这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新现象，反映了作者同情下层人民的进步思想倾向。
李玉从当时当地的现实中汲取题材，表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斗争，并结合舞台演出进行创作，他和苏州地区的许多戏曲作家，如朱佐朝、毕魏、叶时章、张大复等，互相合作，在思想艺术风格上有许多的共同处，所以现代学者称他们为“苏州派”戏曲作家。李玉的戏剧在舞台上有较强的生命力，对昆曲的发展作用较大，不仅在昆曲中一直演唱不衰，后来的京剧和地方戏也常改编演出。
李渔
李渔，生于1610年，卒于1680年，清代戏曲作家、戏曲理论家、文学家，原名仙侣，号天徒，后改名渔，字笠翁，又名笠鸿、滴凡，别号笠道人、随庵主人、新亭樵客、湖上笠翁等。浙江兰溪人，出生在江苏如皋。
明末，李渔多次应乡试，皆不第。清初顺治5年（1648年），自兰溪移家杭州，小说和戏曲作品大部分写于此时。顺治14年，又移家金陵，住20年左右，结交许多名士，如吴伟业、尤侗、王士祯、周亮工等人。家设戏班，亲自编写剧本，常往各地达官贵人门下演出。康熙16年（1677年），迁回杭州，3年后去世。
李渔作有传奇《奈何天》、《比目鱼》、《蜃中楼》、《怜香伴》、《风筝误》、《慎鸾交》、《凰求凤》、《巧团圆》、《玉搔头》、《意中缘》10种，合称《笠翁十种曲》。长篇小说《国文锦》，短篇小说集《十二楼》和《无声戏》。诗文集《一家言》，编辑《芥子园画谱初集》等。
李渔的戏曲作品基本上全是表现才子佳人、婚姻爱情的喜剧、闹剧，其中《风筝误》、《比目鱼》、《蜃中楼》等较有意义。
《风筝误》写书生韩世勋题诗于风筝上，风筝落在詹家，詹淑娟见诗心动，因而结合的故事。《比目鱼》写书生谭楚玉同戏曲女艺人刘藐姑相爱的故事。《蜃中楼》将柳毅传书、张羽煮海两个神话故事杂糅在一起，因剧有龙王命蜃喷气成楼等情节，故名。
总的来看，李渔戏曲作品格调不高，趣味庸劣，这是由他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情趣决定的。但在艺术技巧方面，李渔熟悉舞台演出，他的作品情节新颖热闹，戏剧性强，曲白通俗流畅，风格诙谐、轻松，在当时舞台传演甚盛，流传极广。李调元《雨林曲话》记述：“世多演《风筝误》。其《奈何天》，曾见苏人演之”。他的作品许多地方戏剧种都有改编演出。有人甚至将他比作汤显祖（李渔《赠许茗车》），日本有学者把他喻为“诗中之杜甫”。
蒲松龄
蒲松龄，生于1640年，卒于1715年，是清代杰出小说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人。蒲松龄青少年时期就很有名，深为施闰章、王士棻所推崇。但屡应省试皆落第，71岁始成贡生。除中年一度在宝应做幕客外，毕生为家乡塾师。生活贫困，同情人民疾苦。蒲松龄工诗文，善作俚曲。曾用20多年时间，写成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又有《聊斋文集》、《诗集》和为农民编写的通俗读物等多种。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代表了我国文言小说的艺术高峰，对我国清初以来小说的创作影响很大。袁枚的《新齐谐》、沈起凤的《谐铎》等一批文言小说，都是仿效的作品。
蒲松龄由于天资聪明，他的青少年时期就以文知名于世。他在从父读书的少年时期，就能对经史诗文过目成诵，一点即通。19岁时他参加了淄川县、济南府、山东学道的三级科考，结果连取三个第一，这一下子在山东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当时的主考官施闰章，是清初着名的文学家，时有“南施北宋”（宋琬）之誉。施闰章“爱才如命”，因此，非常赏识蒲松龄，称赞他的文章是“空中闻异香，百年如有神”，“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由此可见，蒲松龄的文章多么有文学功底。
连取三个第一，成了秀才，受到殊誉，这应该说是蒲松龄的才华锋芒毕露的时候，也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可是，命途乖舛，直到他72岁最后一次参加考试的时候，也没有考中举人。他曾经写过一首词感叹自己的遭遇，他觉得自己满腹才学，就像春秋时期为献玉而被砍去双脚的卞和一样，不能有施展的机会。而阻碍他的正是腐朽的科举制度。他别无出路，只好在凄凉的荒斋里着书。
然而，也正是在这穷愁潦倒之中，他以毕生的生命和精力，完成了《聊斋志异》这部不朽的传世之作。也许这就是历史赋予我国古代文学家和状元、举人的不同使命。
蒲松龄因屡试不第，深知青云无路，又加上家庭里妯娌不和，因此分家，自谋生路。他的谋生之术，就是教书。这其间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是做幕宾，一是30年任教于毕家。
蒲松龄父亲去世了，他和兄弟们分家了，为了维持生计，他教了一段时间的书。后来应同乡好友宝应知县孙蕙的邀请，去做了一年幕客，为其代写书札、公文、告词等。这是蒲松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离乡远游。宝应地处淮河流域，他得以游历了许多地方，不但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阅历，而且还使他得以亲自目睹了官场中的黑暗，对腐败吏治和豪门生活都有了切身的体验。
在宝应期间，蒲松龄还寄情于江淮山水景色，写了一些优美清新、颇具神韵的诗篇。
但是，在外谋身也非长久之计。在宝应呆了一年，他就辞幕回乡。从此，为家计所迫，蒲松龄开始在西铺毕际有家30年的坐馆生涯。毕际有是顺治3年（1645年）拔贡入监，后升至江南通州知州。康熙2年（1663），因解漕粮积年挂欠而被罢官，归田后过着退隐清闲的生活。毕际有在西铺有一宅园，名石隐园，园中花木繁盛，景色优美。蒲松龄到了盛夏便移居此园。他所教的学生是毕际有的八个孙子，教他们读《四书》、《五经》和制艺文。在这里他过着比较安定的读书、教书和写作生活。
毕家不仅有石隐园一类的花园，而且还有藏书万卷的万卷楼。石隐园的所见所闻，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万卷楼的藏书，使他有机会读到许多善本、珍本，从而大开眼界。这些为他创作《聊斋志异》提供了方便和条件。如《聊斋志异》中，经常提及毕刺史家（指毕际有通州知州职衔而言），并保留了部分由毕刺史家主仆提供素材的作品。如《祝翁》一篇，就是由毕家佣人讲述的。《五羖大夫》、《鸲鹆》两篇，篇末明白写着是由毕载绩先生记述的。
毕际有去世以后，蒲松龄和他的儿子毕盛矩还保持着笃厚的感情。他在毕家坐馆有30年时间，这是一个漫长的岁月，用去了蒲松龄一生中近一半的时间。直到他71岁时才结束了他数十年的教书生活，撤帐回家。自此，开始了他的晚年家居生活。
不久，他的夫人因病去世，这对伉俪情深的蒲松龄，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从此他郁郁寡欢，很少露出笑脸。
蒲松龄的夫人是一个贤内助。据说，蒲松龄从小身体就瘦弱多病，长大成人以后，体质仍很差。加上家境贫困，于是他专心攻读，期望早些博得功名，找条出路。谁知乡试，数次名落孙山。在他求婚时，常遭外人笑话。不过他还算幸运，娶了一位贤淑的妻子，帮他料理家务，为他分忧，使他有时间去写书，在文学上取得成就。
蒲松龄的妻子刘氏，温厚朴实，待人谦和，深受翁姑怜爱。他的大嫂韩氏，阴险狡诈，因此妯娌之间不和，常常吵闹。后来分家了，分给他的是薄田破屋，生活十分困难，而蒲松龄又不会治产理家。因此，清苦贫寒的家庭生活，全靠刘氏的勤恳纺织和节衣缩食地俭省维持，并含辛茹苦地将4个儿子拉扯成人。
蒲松龄在外坐馆，每到除夕一定会赶回家来，虽然没有多少好吃的，可是，一家人团团围坐，笑语喧哗，气氛热烈。他对这种天伦之乐，心里十分满足。
有时候，蒲松龄因为高兴，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家酿的黄米酒，大有飘然若仙的感觉。畅酣之时，对老伴吟上即兴之作。
时间易逝，转眼间蒲松龄已是50开外的人了。即使如此，蒲松龄还是不忘功名。刘氏看透了他的心思，对他说：“你再不要想功名了，如果你命中注定有功名，现在早已入阁拜相了。山林中自有山林之乐，何必一定要为功名所累呢？”
蒲松龄听到妻子这样善解人意的话，心中释然，认为妻子的话有道理。再看儿孙已入学读书了，光耀门第还是有希望的，因此常常流露出一些得意之情。有一天，蒲松龄得意忘形地对妻子说：“端庄的人不想做贵夫人吗？”刘氏听后，答道：“我没有什么特长。现有了4个儿子1个孙子，都能继承读书事业，不会再挨饿受冻，上天的赏赐不能说不丰厚。所谓知足常乐，我们为什么不长久的保持这种快乐，而要庸人自扰呢？”
生活的贫困和科举不中对蒲松龄的打击太大了，把他都压得弯不过腰来，迫使蒲松龄于设帐教读之暇，将悲愤感慨寄托在笔端，着力创作《聊斋志异》。他20岁左右动笔，40岁成书。传说他在村子上教私塾时，为了采集故事，他每天清晨和妻子携带着一个口小腹大的磁罂，盛着苦茶，还带上一把烟叶来到村口的路旁坐下来，免费招待过往的行人。那些过往行人大多是小贩、脚夫和游荡四方的文人。他们走得口干舌燥、精疲力竭的时候，喝点茶，抽袋烟，再坐下聊一会儿，真觉得舒服极了。
蒲松龄穿着破旧的衣衫，笑容可掬地坐在那里看着大家。当有人过去道谢的时候，他就请求那人把在家乡和旅途听到的故事和见到的新鲜事讲给他听。那些行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讲出来的故事当然很新奇。蒲松龄把事先准备好的笔墨纸砚拿出来，一边听，一边记。这样。日积月累，他搜集了许多有趣的故事。经过20多个寒暑，《聊斋志异》才完篇。
《聊斋志异》共有490余篇。“聊斋”是作者书斋的名字。小说里大部分作品是狐鬼神怪的故事，所以叫做“志异”。由于当时思想控制极严，作者对黑暗现实不能公开揭露，只有借助于神仙鬼狐的故事，曲折地进行揭露和嘲讽，并抒发自己心中的孤愤不平。因此，《聊斋志异》虽为志怪传奇体小说，但在真实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反映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大大地超出了它以前和同时代一切同类作品，如六朝志怪小说。虽然在鞭挞统治阶级的凶残，反映劳动人民的愿望和疾苦，以及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等方面都有所涉及，但《聊斋志异》触及这方面内容的作品，不仅数量更多，内容更集中，而且反映和揭露的程度也更深刻。如同是揭露统治阶级的凶残，其篇幅比之《搜神记》、《述异记》、《齐谐记》等所有六朝志怪小说的总和还多，其中如着名的《促织》、《席方平》、《梦狼》、《梅女》、《公孙夏》、《潞令》、《崔猛》、《商三官》、《红玉》、《石清虚》、《向杲》等篇，都要比六朝志怪中的同类作品写得入木三分。如《促织》，叙述成名因官府逼迫缴纳促织，而导致家破人亡，后其子魂灵幻化为促织，又得官致富的变化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