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世着《通鉴》斐然
熙宁4年（1071年）。司马光又辞去了永兴军一职，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司御使台，这是一个闲散职位。从此司马光便在洛阳住了15年，远避朝廷党争，完成了主编《资治通鉴》的任务。
司马光一生的主要成就，与其说在政治方面，不如说在学术方面。他的着述极多，除现存的《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80卷外，还有《涑水纪闻》32卷，《稽古录》20卷，《通鉴节要》60卷等等，再加上《资治通鉴》，司马光之着述，在历史文学上是少有人可与之匹敌的。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主编的辉煌巨着，共分294卷。这部编年体中国通史，上起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6年（959年），记述了1362年的历史。此书的成就、地位和作用，在中国史学和世界史学史上都堪称不朽之作。
司马光早就想编一部简明系统的中国通史，自从他当了谏官等职以后，有了一定的条件，于是试着编了《周纪》和《秦纪》。宋英宗看了以后极为赞赏，让司马光继续编下去，并且为他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设立书局，并给他配备了助手。司马光先后选了刘恕、范祖禹等人为主要助手，司马康帮助抄校。由于具备了人员、史料这两大条件，再加上到洛阳后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这部巨着终于圆满完成了。
司马光的修书精神与毅力令人感动。为了修书，他常常拒不见客，夜以继日地工作。所参考的书之多，后人为之叹绝。据说光是草稿，就堆满了两间房子。《资治通鉴》一书凝集着司马光毕生的心血，如果从治平3年（公元1066年）编修《通鉴》的书局成立算起，到元丰7年（1084年）修成为止，历时就有19年之久；如果从嘉佑年间着手《通志》时算起，那么时间就不下30年。英宗对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给予很大支持，英宗去世后，神宗也极为重视这一工作，他把原颖王府邸旧书2400卷赐给司马光，并认为司马光所编之书“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元丰7年书成后进呈神宗，神宗特降诏奖谕司马光，称赞他“博学多闻，贯穿古今”，“成一家之书”，并厚加赏赐，所以擢升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目的非常明确：“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即是总结历史经验，面对社会现实，使当朝执政者能够借鉴历史，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使北宋封建统治能够长期巩固下去。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治通鉴》可以说是一部供皇帝阅鉴的历史教科书。
司马光在取材上特别注意“资治”的原则，在具体编撰中，一是删长举要，便于政务繁忙的君主得以阅鉴；一是专取历代政治，使郡主得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他对于在长达1362年的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朝廷统治的得失成败、重要政治人物的言论和行为、不同帝王的功过是非、农业的丰歉、人民的安定流离等，都作了突出的叙述。战争的胜负多是封建王朝兴亡、盛衰的关键问题。《资治通鉴》对于重大战役的描绘详尽、具体而生动。为提醒帝王时刻警惕“官逼民反”这一封建社会中的普遍现象，《资治通鉴》对农民起义的记载也比较真实、具体。司马光还在《资治通鉴》中写了190条史论，引前人史论99条，这些史论虽因史事而发，但寓政论于其中，以帮助帝王明白是非。总之，凡是有益于治政的内容无不网罗。《资治通鉴》把史和政有机地融和为一体，体现了司马光既是政治家，又是史学家的特殊才能。
《资治通鉴》问世以后，一直受到历代封建帝王和学者的推崇和重视，宋末元初史学家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写到：“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志，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司马光既为封建社会的群臣留下了宝贵的统治经验，也为后人提供了鉴古知今的好教材，他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重返朝廷更张新法
元丰8年（公元1085年）3月神宗病逝，其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改元为元佑。年仅10岁的哲宗不能亲政，朝中大权由他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掌握。这位太后一向器重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她一上台，就派人问司马光应当先办什么，司马光说：“广开言路。”神宗临死之前曾留言让司马光和吕公着当赵煦的师傅。同年4月，司马光入朝任门下侍郎，元佑元年（1086年）2月司马光又升任尚书左仆射，做了宰相。这时他已经67岁，年迈力衰，身体多病，做宰相主持朝政虽已力不从心，但他还是兢兢业业为朝政操劳。
司马光此次执政，全力以赴地从事废除王安石新法的工作。任门下侍郎的第二天，他就上了《请更张新法札子》，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张”。他说：“先帝定下来的制度，行之有效的虽百世以后也不可变。像王安石、吕惠卿所立的法，为害天下的，应当如同救火和救护溺水的人一样，立即更改。况太皇太后以母亲改儿子之法，并非儿子改父亲之法。”于是朝廷下令废除保甲团教，不再设保甲法；废市易法，所储存物都予以出售，不取利息，处理欠债；京东铁钱和茶盐之法，都恢复如旧。12月4日又上一份《请革弊札子》，将王安石所行新法之弊病逐一列举。为了使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够实现，罢废新法一事能顺利进行。入相以后他向高太后进言，陆续将因反对变法而被贬出各地的官员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召回宫中任职，吕公着、文颜博等老臣也逐渐回到朝中，委以要职。司马光前后几次上书，一概否定了王安石变法。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变法派的蔡确被罢相出知陈州；章惇也被贬汝州。司马光这样粗暴地废除新法，不仅原来新法派的人物极力反对，就是原来反对变法的人也主张要慎重行事。范纯仁就曾劝司马光，对新法只要“去其太甚者可矣”，并且应当“徐徐经理，乃为得计”，如废保甲法时，对保甲当中那些武艺出众的人，就应该委派殿前司加以拣选；吕公着也认为对新法主要是纠正其弊害，不一定全面废除。但是此时司马光固执己见，根本听不进反对的意见。他认为“既知其为害于民，无益于国，便当一切废罢”。
从个人修养与品格方面上来说，司马光是值得称道的。他以忠信待人，自持恭位正直，居处有法度，举止有礼。在洛阳，每去夏县扫墓，总要去看望他的兄长司马旦，司马旦年近80，司马光待他如严父，关心他如婴儿。从小到老，司马光从不胡乱妄言，他曾说过：“我没有过人的才能，但平生所作，没有不可以对人说的。”他为人诚恳，天下人都敬重他。他处世淡泊，没有特别的爱好，于学术无所不通，只是不喜欢释老之学，说：“释老的微言大义不能超过《六经》范围，它的荒诞不经，我不能相信。”他在洛阳有田三顷，妻子去世，卖田下葬，一生缩衣节食。
元佑元年（1086年）8月，司马光的病情突然加重，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9月1日去世，享年67岁。高太后和哲宗哀痛异常，亲临其丧礼。司马光被赠为太师温国公，谥文正。都城人民也为之哀痛，男女老少前往吊唁，店铺都关上了门。岭南、封州的父老也相继来祭奠。
欧阳修
欧阳修，生于1007年，卒于1072年，是我国着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永丰）人。他4岁的时候，父亲病死，母亲带着他到随州（今湖北随县）依靠他叔父生活。欧阳修的母亲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家里穷，买不起纸笔。她看到屋前的池塘边长着草，就用草秆在泥地上写字，教欧阳修认字。幼小的欧阳修在母亲的教育下，很早就爱上了读书。
欧阳修10岁时候，经常到附近藏书多的人家去借书读，有时候还把借来的书抄录下来。一次，他在一家姓李的人家借书，从那家的一个废纸堆里发现一本旧书，他翻了一下，知道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文集，就向主人要了来，带回家里细细阅读。
宋朝初年，社会上流行的文风讲求华丽，内容空洞。欧阳修读了韩愈的散文，觉得它文笔流畅，说理透彻，跟流行的文章完全不一样。他就认真琢磨，学习韩愈的文风。长大以后，他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连考三场，连中第一。
欧阳修20多岁的时候，他在文学上的声誉已经很大了。他官职不高，但是十分关心朝政。当范仲淹得罪吕夷简，被贬到南方去的时候，许多大臣都同情范仲淹，只有大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应该被贬。欧阳修十分气愤，写信责备高若讷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为了这件事，他被降职到外地，过了4年，才回到京城。
这一回，欧阳修为了支持范仲淹新政，又出来说话，使朝廷一些权贵大为恼火。他们捕风捉影，诬陷欧阳修一些罪名，朝廷又把欧阳修贬谪到滁州（今安徽滁县）。
滁州四面环山，风景优美。欧阳修到滁州后，除了处理政事之外，常常游览山水。当地有个和尚在滁州琅琊山上造了一座亭子供游人休息。欧阳修登山游览的时候，常在这座亭上喝酒。他自称“醉翁”，给亭子起了个名字叫醉翁亭。他写的散文《醉翁亭记》，成为人们传诵的杰作。
欧阳修当了10多年地方官，宋仁宗想起他的文才，才把他调回京城，担任翰林学士。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以后，积极提倡改革文风。有一年，京城举行进士考试，朝廷派他担任主考官。他认为这正是他选拔人才、改革文风的好机会，在阅卷的时候，发现华而不实的文章，一概不录取。考试结束以后，有一批人落了选，对欧阳修十分不满。一天，欧阳修骑马出门，半路上被一群落选的人拦住，吵吵嚷嚷地辱骂他。后来，巡逻的兵士过来，才把这批人赶跑。
欧阳修改变了考场上华而不实，内容空洞的风气，促进了选拔人才的实用性。从此以后，文人都学着写内容充实和真实的文章了。
欧阳修文学创作，硕果累累。他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所作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今有《欧阳文忠集》。
苏洵
苏洵生于1009，卒于1066年，是北宋着名的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据说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10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佑3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佑5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苏洵是一个具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着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任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婉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练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着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佑集》15卷。
苏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