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时期的汉文文学仍然为文人所重视。汉诗的内容结合现实更加紧密，反映现实更加深刻。徐居正、李石亨、李劳、白光勋。申钦、李植、权毕等是这个时期负有盛名的诗人，其中权毕（1569~1612）尤被推崇，所作《驱车儿》、《切切何切切》等诗对于贫苦百姓深表同情。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8世纪前后进步文学流派——实学派兴起，实学派的代表作家朴趾源和了若镛在汉文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朴趾源（1737~1805）是朝鲜中古时代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和杰出的思想家。他出身名门望族，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曾出使中国，接受先进文化影响。其主要创作有短篇小说集《放琼阁外传》和访华旅行记《热河日记》等。前者收入的讽刺两班懦弱无能的《两班传》是作者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后者通过多种多样的文体提出了各种社会问题，全面地体现了作者的实学思想。丁若镛（1762~1836）是实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和实学派的大诗人。他主张从事诗歌创作必须从关心国计民生的愿望出发，即所谓不忧君爱国，非诗也；不伤时愤俗，非诗也；非有美刺劝惩之义，非诗也。他一生写有汉诗2500余首，其中有的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思（如《述志》，有的描述百姓所受的苦难，如《奉旨廉察到积城村舍作》、《饥民诗》，有的揭露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如《猎虎行》、《狸奴行》、《龙山吏》，有的提出改革社会的理想，如《夏日对酒》等。除了上述作家作品之外，金时习的汉文短篇小说集《金鳌新话》，作为朝鲜小说创作的先驱也是不应忽视的。
大约由于地理环境、民族性格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的关系，自古以来日本和朝鲜的文化同当时历史比较悠久的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交往，受到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因而也就使得日本文化和朝鲜文化之间形成了一定的联系，产生了某些共同性。
在语言和文字上，日本和朝鲜起初都没有自己的文字，以后都采用汉字注音、表义，最后都借助汉字创立了民族文字；与此同时，大量的汉语词语融入日语和朝语之中，成为日语和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日本和朝鲜文学史上，都曾长期存在汉文文学和国语文学并立的现象。
在文学创作的内容和形式上，日本和朝鲜的作家常以中国文学为规范，在思想、题材、体裁、格律、语言、典故等方面向中国文学学习，从中汲取营养。当然，那些优秀的作家都是既善于学习外国的长处，又善于保持本民族的传统的，所以他们所写出的作品仍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在作家的世界观和作品的思想性上，日本和朝鲜文学都受到中国的儒家思想和从中国传过去的佛教思想的深远影响，但日本更多地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而朝鲜更多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
中古南亚文学
中古南亚地区的文学就是中古印度文学。当时，南亚地域民族矛盾尖锐，割据局面严重，但是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形成许多独立的国家，仍然是一个统一体。只有斯里兰卡岛国（旧名锡兰）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意义的国家。
中古印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封建过渡时期，大约从公元前开始有了封建社会的因素，到5、6世纪初步形成了封建社会。因此以9世纪前后为界可以分成2个阶段，即中古前期和中古后期。顺应时代演变的文化、文学也是如此，也经历了2个不同的时期。
一、古典梵文文学时期（约1世纪至9世纪）
这一时期的印度几度统一又几度分裂，常常是相对统一的大国和分立的小国并立。贵霜王国衰落之后，笈多王朝于320年建立，随之强大，成为历史上少有的庞大帝国。5世纪由于白匈奴（哒哒人）入侵，笈多王朝步入衰落时期。6世纪之后新的普西亚布蒂王朝出现，7世纪初戒日王登基，开始了新王朝的鼎盛时期。戒日王去世后，印度又陷入了分裂状态。从8世纪开始，异族不断入侵印度。10世纪之后，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北部民族日益强大，逐渐占领印度的广大土地，建立了新王朝，结束了中古前期。
这一时期，我国3位高僧法显（晋）、玄奘（唐）、义净（后唐）先后留学印度学佛法。他们的著作真实地记载了当时印度的社会面貌。当时几个王朝国势强盛，社会安定，经济、文化繁荣，保留了原始的农村公社制度，采用封建式的生产方式，“惟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法显《佛国记》）。帝王重视文化、学术事业，一批文人进入宫廷，受到统治者的恩宠。
这个时期，婆罗门教、佛教和耆那教并存并互为消长。婆罗门教融合了民间的信仰，逐渐形成印度教，崇尚三大神；即毗湿奴（司保护）、湿婆（司毁灾）和梵天（司创造）。佛教则由原始的小乘佛教发展到大乘佛教。
这一时期的文学继承了史诗时期的文学传统，有了新的发展。首先，以宫廷为中心的城市文学得到发展，文人文学渐渐抬头，逐步取得文坛的优势；其次，文学作品与宗教文献分离，形成自身的独立的文化形态，因而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再次，各种文学的形体逐渐完备、定形，戏剧、诗歌、故事、小说等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文艺理论的发展，标志着文学自觉性的加强。
古典梵文文学时期是印度文学史上一个繁荣、辉煌的时代，一个文学自觉、成熟的时代。
二、地方语文学时期（约10世纪至19世纪）
9世纪以后，印度多次遭到西北部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的侵略，政治、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入侵的民族掠夺印度人民的土地和财产，印度各个封建王公纷纷进行抵抗，因此当时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十分尖锐，战端频起。经过几百年的动乱，在14世纪初，蒙古人帖木儿建立了新的王朝，确立了统一的印度北方的霸权。不久帖木儿王朝衰落，各封建王公抬头，割据的局面又重新出现。16世纪阿富汗的强悍民族侵入，占领德里，建立了莫卧儿王朝，再次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封建王国。它不仅独霸北方，也将势力伸向南方。新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采取了缓和的政策，因此这一时期民族矛盾相对地得到了缓和，而阶级压迫严重，阶级矛盾上升。综观中古时期，印度长期处在外来民族控制之下，战祸不已，民不安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交，时而民族矛盾加剧，时而阶级矛盾尖锐。
所以反映在宗教、文化上，不同民族的宗教、文化相互抵触，而又相互融合，构成纷繁复杂的形势。印度为了抵御外族的统治，逐步改革了婆罗门教，发展成为印度教，而且加强了控制。14、15世纪之后，民族矛盾稍有缓和，印度教受到伊斯兰教的冲击，出现了宗教改革运动——“虔诚教派”的运动，它维护了民族和大多数中下层教民的利益。因此中古后期的印度，宗教问题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它贯穿着整个中古后期，成为当时社会上一个突出的问题。
这一时期的文学是印度文学的一个新阶段，它受到时代、政治、宗教、文化各方面的影响，以崭新的姿态出现。10世纪之后，统一文坛的印度梵文文学衰落，代之而起的各个地方语（俗语）文学兴起，印地语文学、乌尔都语文学、孟加拉语文学、泰米尔语文学、波斯语文学、马拉玛兰语文学等等竞相出现，呈现一派百花争艳的局面。
12世纪孟加拉诗人胜天是最后一位杰出的古典梵文文学的作家。他的《牧童歌》是根据史诗和民间文学的内容，描写了大神化身的黑天和牧女陀罗的爱情。全诗感情直率，情节起伏跌宕，描写细腻，充分发挥了抒情诗体的特点。《牧童歌》由于对黑天大神的颂扬，开拓了中古时代虔信文学的先河。
10世纪之后，在民族矛盾尖锐时期，体现民族精神的英雄史诗盛行，在印地语和其他地方语中，歌颂封建王朝领主业绩的史诗众多，它们带有理想色彩，富有民族精神。最著名的作品是12世纪宫廷诗人金德·伯勒达伊的《地王颂》，它集中描写了地王和夏布哈丁王之间的战事，地王英勇善战、宽厚待人，体现了印度民族的高贵品性和不可屈辱的民族精神，最后地王惨遭暗杀，寓意了印度遭受外族蹂躏的灾难深重的现实。它继承了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文学传统，结构宏伟，人物众多，内容丰富，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另一部重要史诗是14世纪诗人维德亚伯迪的《吉尔蒂颂》。这个时期抒情文学也有发展，有的诗人模仿迦梨陀娑的《云使》，写出了情调伤婉的情诗，抒发了征夫思妇的绵绵不绝的相思之情，如11世纪的阿伯杜尔·勒赫芒的《托告君夫》。
14世纪之后，随着宗教虔诚运动的发展，宗教文学兴起。它是宗教虔诚运动的一翼，因此又称之为虔信文学。在印地语文学中出现了几位宗教大诗人，他们各自代表不同的教派文学。格比尔和加耶西是“无形派”的诗人，他们认为神是无形的，反对偶像崇拜。格比尔则又认为只有获得智慧和理性方能与神融合，因此称他为“明理”派诗人；加耶西则认为通过情爱可以解脱，所以称他为“泛爱”派诗人。他们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是代表中下层印度人民利益的宗教改革家，尤其格比尔是来自民间的致力于宗教改革的志士，所以被称为圣者（达斯）。苏尔达斯和杜尔西达斯是“有形派”的诗人，他们认为神有形体，主张信仰大神的化身。杜尔西达斯膜拜罗摩，是“罗摩”派诗人，苏尔达斯崇拜黑天，是“黑天”派诗人。他们也是宗教改革家，亦被称为圣者（达斯），都企图以纯洁印度教的方式实现民族、国家统一和强盛的理想。
宗教虔诚运动席卷了印度多数地区，许多地方语文学都有强烈的反响。孟加拉语文学有崇拜湿婆教派和崇拜毗湿奴教派的文学；前者以歌颂湿婆妻子难近母（琼基）的诗歌成就突出，著名的穆贡德拉沃的《琼基颂》描写女神的威力、仁慈以及为民降魔除妖的功业，它反映了人民痛恨战乱、渴望安定的心愿；后者以15世纪诗人钱迪达斯为代表，他的抒情诗《黑天颂》体现了诗人对毗湿奴化身的黑天膜拜的宗教情感，也歌颂人生的美好、青春的欢乐，并且痛斥了世间的丑恶。
格比尔是14、15世纪之交的宗教诗人。他出身寒微，自身又是织布工人，自幼失学。后来随从毗湿奴教派大师摩难陀出家学道，自创格比尔宗教支派。他是位宗教改革家。他的诗歌创作是在传教过程中顺口拈来的作品、由信徒们记录下来，去世后由门徒搜集出版，名为《格比尔诗集》。他的诗由于语言通俗，内容深刻，比喻贴切、新颖，符合普通民众的心理，因而深得人民的喜欢，至今流传在民间，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至理名言。
格比尔以哲理诗见长。他尊重实践，尊重从实践得来的思想与认识，反对虚幻的偶像与空洞的玄学之说，具有素朴的唯物观念；他同情人民的疾苦，反对种姓制度和观念，主张在神的面前，只有“虔诚”，无贵贱等级之分；他不满不同宗教、教派之间的敌视心理，主张消除民族、宗教隔阂，统一国家，安定人民。他也创作了感情细腻的情诗，借男女欢情寓意教民对真神的虔诚、膜拜的心理，音律谐婉，也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他的诗歌具有自然、朴实之美，但也有浅薄之弊。
加耶西（1493~1542）是印度北方印地语诗人，出生在伊斯兰教徒家庭。他笃信伊斯兰教派的“苏菲”派的教义，主张平等和泛爱。他最有名的作品是长篇叙事诗《伯德马沃蒂》，全诗分58章，1.1万余行，规模宏大，篇幅浩繁，叙述了公主伯德马沃蒂与王子勒登森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他们忠贞不渝，最后在凶恶的异邦统治者的迫害下，双双殉情。
长诗的爱情悲剧超出一般情诗的内容，而含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他们在爱情上的坚贞不屈是对异国暴君的淫威的反抗，是具有反对异族统治的民族精神的。全诗笔力遒劲畅达，形象逼真鲜明，是一部印度中古时期少有的优秀之作。
苏尔达斯是15世纪后期印地语诗人，生卒年代不详。他出生在民间艺人家里，本人也是民间说唱艺人。他曾出家当过僧人，信奉黑天教派。他的传世之作有三部作品：《苏尔诗海》、《苏尔诗选》和《文学之波》，但可靠的只有一部《苏尔诗海》。《苏尔诗海》是歌颂黑天大神的长诗。它抒情、叙事兼备，利用《薄伽梵往世书》的素材、情节，倾吐了人的真实情感，歌唱了不带灵光的人性。
诗中最精彩部分是黑天童年和少年的生活以及和牧女陀罗的爱情的描绘。童年的黑天是天真、活泼、顽皮的牧童，招人喜爱；少年的黑天是翩翩美男子，情场上的多情之种，招来众牧女的爱慕；成人之后，他嫉恶如仇，为民除掉暴君刚沙，是一位具有超凡神性的英雄。黑天性格完整，感情真挚可爱。
长诗描写了牧民的生活，着意刻画了牧女罗陀的形象，显示出一位来自民间诗人的特点：热爱生活，赞美淳朴、善良、真挚的情感。牧民的生活在诗人彩笔之下是人生的乐园，是一派和睦、幸福、勤劳、朴素的世外桃源的生活，并富有田园乐趣。《苏尔诗海》被奉为宗教的圣典，是在宗教庆典之时诵读的赞美诗，苏尔达斯也被看作是宗教的圣者。然而，揭去长诗的颂神的轻纱，它却是生动有趣、浪漫抒情的印度中古人民生活的写照，诗中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富有人情味，整部长诗散发着浓烈的生活气息。
米拉巴依（1503~1573）是印度封建时代一位杰出的女诗人。她一生不幸，20多岁时就成了寡妇，以敬神拜仙，笃信宗教排解精神的苦闷。她信奉黑天大神，一生写下不少宗教抒情诗，倾吐了她被压抑的心愫，尤其在描写牧女罗陀爱慕黑天的诗歌里，透露出诗人渴慕爱情自由、不满封建礼法的心思。她的宗教诗既有强烈的生之欲望，又有悲观色彩和神秘主义倾向。
17世纪以后，虔信诗歌衰落，大量效仿前人之作涌现，形式僵化，内容单调，缺少创新的精神。
与宗教虔信文学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世俗文学。14世纪用梵文编定的《关于骗子的故事》就是社会中各种奸诈之徒的形象集锦，描绘了各色各样以行骗为术的人物的面貌，作品幽默，富有情趣，也具有反宗教的倾向。孟加拉语作家卡娜和达克合著的《格言集》有肯定人生、否定来世的反宗教倾向。无名氏的长诗《虚空往事诗》揭露了宗教对人迫害的残酷。
乌尔都语文学和孟加拉语文学
乌尔都语文学是巴基斯坦、印度用乌尔都语创作的文学，起源于波斯古典文学，于11~12世纪开始发展。第一个用乌尔都语写诗的是波斯语诗人哈佳·玛苏德·萨迪·苏莱曼，他的主要作品有诗集《狱中哀歌》。用乌尔都语创作取得重大成就的是阿密尔·霍斯陆，他曾被誉为“印度的鹦鹉”，著有诗集《哈里格·巴里》。
15~17世纪，乌尔都语文学得到发展，著名诗人有穆罕默德古利·古特布·夏赫、瓦里、夏赫·阿布鲁、密尔·特基·密尔等。
18世纪末的散文作品，如童话和故事，大多根据梵文古典文学和波斯文学加以改写，如密尔·阿门有名的民间故事《花园与春天》等。
